《群書治要》講座第21講07節

聖賢人告訴我們，我們和他人、和萬物是一體的。既然是一體的，當我們和別人產生對立的時候，產生衝突和矛盾的時候，心一定是不安的，一定是有壓力的，一定是煩惱重重、不自在的。

下面一句，『力行近於仁』。學習聖賢教誨和學習我們世間的知識不一樣，不是單單會背、會寫、會說，這只是學一個表面。如果想深入，必須要用心地領會聖賢的存心，把這些道理運用於生活之中，運用於為人處世、待人接物之中，把聖賢教誨做出來，才能夠親自驗證。這樣的體會才更深刻、才更入微，對聖賢教誨也才能生起更加堅定的信心。

“力行近於仁”，我們知道這個“仁”從人、從二，是兩個人相處之道。當我們去把聖賢教誨力行在生活之中的時候，當我們能夠換位思考、將心比心的時候，我們才能夠體會到對方的想法、對方的需要，體會到眾生的苦，這個仁愛之心才能真正生起。

實際上說到兩個人已經遠了，中國古人經常說“一體之仁”。什麼叫“一體之仁”？就是我和眾生、我和萬物是一體的，就像一個身體一樣。既然是身體，眾生有苦難，我們去幫助，這也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你看菩薩，他幫助眾生無私無求，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為什麼？因為他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明白萬事萬物都是一體的，他的苦就是我的苦。

既然是一體的，我們就要從內心消除和任何人、任何事的對立之心，真正的做到沒有我恨的人，沒有我不能原諒的人，沒有我不愛的人，這才與本性相應。因為聖賢人告訴我們，我們和他人、和萬物是一體的。既然是一體的，當我們和別人產生對立的時候，產生衝突和矛盾的時候，心一定是不安的，一定是有壓力的，一定是煩惱重重、不自在的。為什麼？因為它違背了本性，和我們這個一體之仁不相應。所以你真正地從內心去化解了和任何人的對立衝突的念頭的時候，你才體會到一種喜悅，你都對自己很佩服。所以“力行近於仁”。

中國古人說：“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你看他的行為很可恨，再深究一下，都是有原因的。為什麼？根本的原因都是沒有接受聖賢教育。“人之初，性本善”，人人都是天性本善的，但是因為後天的環境，還有沒有機緣接受良好的薰陶，才把本性本善給矇蔽了、迷失了。教育的目的就是讓我們找回本性本善。所以，我們知道了可恨之人都有可憐之處，這個仁愛之心才能夠提起來。

所以《禮記》上才說，“建國君民，教學為先”。為什麼教學為先？就是因為這些聖王都有一種仁愛之心，他效法天地之道來制定各種政策。天道什麼態度？天有什麼特點？天都是有好生之德，它都是去生長萬物、成就萬物，好生而惡殺。所以我們按著這個天道來制定政策，一定是符合人心，能夠轉惡為善。

對於士大夫、對於讀書人，怎麼樣去力行聖賢之道？那就是要盡力學道、講道、傳道。這個士，就是古代所謂的知識分子。他承擔著傳承文化的使命，所以對他也有一定的道德要求。譬如在《論語》中，孔老夫子說：“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一個人有志於求道，還以吃的不好、穿的不好為羞恥，這樣的人都不足一提了。

曾子也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一個讀書人不可以不弘毅，這個“弘”就是心胸寬宏、意志堅定；“毅”就是有毅力，意志很堅強。因為他的責任很重大，路途很遙遠，他以仁為己任，這個任務不是太重大了嗎？這個任務直到死才結束，這個路途不是也是太遙遠了嗎？

在《論語講要》註解中寫到，說古代的民眾大致分為四個類型，那就是士、農、工、商。這個農、工、商都是生產者與營利者；唯有這個士，就是

也是要盡力宣揚仁道，一日不死，一日不休。所以這個“士”，他是有責任的、有使命的。

在古代，對於“士”至少有這樣幾個規定：他在志向上必須是有志於道的，也就是張載所說的“志仁無惡”。在功夫上，他是要祛習復性的，也就是要把自己的習氣克除，而回歸到本善的本性。也就是孔子所說的“不務多而務審”，他不求學得很多，但是他一定要知道他在學什麼，要有審慎的態度。

在境界上，就是孟子所謂的“有諸己之謂信”，有諸己然後求諸人，自己所想的東西，一定要先做到才說到。而且就像孔子所說的，“若性命肌膚之不可易”，這個東西就像自己的性命、肌膚一樣不可改變，時刻都不能夠離，“道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所以他能夠做到“富貴不足以益，卑賤不足以損”，富貴和卑賤都不足以讓他，或者因為富貴而心生驕慢，或者因為卑賤而心生不足、不滿意，求道的心也不會因為外在的條件而改變，始終如一。

在表現上，要做到孔子所說的“雖不能盡道術之本，必有率也；雖不能備百善之美，必有處也”。雖然不能夠盡知徹悟這個道的根本，但是他一定有所遵循的東西，他的做事，他是有一定的規範的。這就是對於一個讀書人、一個士的要求。

閱讀更多 餘莉開講群書治要 的文章

關鍵字: 孟子 國學 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