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惇，别署风斋，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篆刻艺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中青年书法篆刻展评审委员、全国篆刻艺术展评委、江苏省美术馆艺术鉴定顾问。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西泠印社理事、中国沧浪书社成员等。
江苏黄惇行草宗法二王、董其昌等，书风畅达而不媚俗，然其书多年来一直没有质的飞跃。
其实黄惇对于帖系笔法有着精深的理解，对于艺术创新也有着独特的视角——比如其篆刻取法青花瓷押这一冷门资源而成就个性化的篆刻风格，而对于书法他还缺少这种独特的视角和积极的创新精神。
这使其书处于古人的夹缝中，虽然气格高雅但终难高标独立于艺坛。分析黄惇的字形，很少有变化，《圣教序》及二王行草书的变化规律很少能够运用进来，那是一种既不俗也并不特别好的结构——中性；用笔上黄惇很注重笔笔中锋，虽然他未必这样认为，但是落实在作品上是如此，我们看到他的笔尖能按又能提起，圆润的线态、轻盈的节奏等特别追求准确大量中锋的运用，虽偶有枯笔，但是这种枯笔按下的幅度十分有限，线面无法向两侧多维扩展而出现意外之笔，属最简单直白的枯笔，效果比较泛常化。
这种帖系的风格往往是不求笔墨的意外效果而是求意外之境。但是黄惇似乎又不特别追求董其昌式的清淡，他似乎还要兼顾一些雄强的东西。这样一来，平庸的结字、拘束的用笔、中庸的创作心态，导致其书始终没有树立起独特的个性。
书法风格的选择应该走“极端”之路，若追求淡雅，那就像其昌一样，达到清淡雅逸的极致；求雄强，那就走颜真卿、李邕式的阳刚；追求险绝，那就走米芾、杨维祯式的不羁。艺术最忌讳磨平棱角的中庸——什么都有，也就意味着什么也都没有。
我个人也觉得帖学重要一些，因为毕竟我们创作的作品多在纸上，碑学固然以古拙方正，但唐李北海一洗前尘，用行书写碑，其中用笔中，侧，倚，正具备，为后世称颂。
碑帖结合若能汲取异美汇聚一脉，自能超脱前人，笔法上我完全同意黄老的，其实自古如此，书谱云“用笔千古不易，结体因时而变”，书法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审美体现，魏晋崇韵，唐人尊法，宋人尚意，元明清三代无多建树，董其昌禀性天赋虽高，其书浮淡，唯王铎学王字而变革，备受海内外推崇，日本称“五百年未见此君”此语或许太过，但也可窥得觉斯于书法之造诣。
后来清代的刘庸（石庵）等亦不过学于古道，异于时风，才名噪一时，至若再后来的郑燮（其兰竹值得学习）所谓的八分半书，余不想苟同，晚清安吉吴昌硕学识渊博，金石书画都有用功，但余以为其书远在其篆刻之下，传世作品《临石鼓文》我个人觉得似火气未退尽，让人觉得张力太甚，而内气匮虚，不是中国传统艺术所要达到的和谐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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