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之初，天津有一個叫做大邱莊的赤貧村，因在短短几年間依靠村辦工業迅速致富、富甲一方而蜚聲中外，時稱“華夏第一村”。然而，改革開放的第二次潮起之際，這顆以中國“首富”而聞名的耀眼新星，卻迅速跌入谷底。此後，大邱莊嚐盡“陣痛”，直至近年經濟逐漸復甦。大邱莊歷經興衰曲折的改革實踐之路，給中國農村發展提供了經驗、教訓以及藍本。
天津靜海古為渤海退海之地，土質多鹽礆，五穀難豐。人稱“討飯村”的大邱莊便是往昔靜海凋敝民生的典型代表，有“寧吃三年糠，有女不嫁大邱莊”民謠佐證。不過，1976年，在全國許多地方的農民仍在茫然四顧的時候，時任大邱莊大隊書記的禹作敏頂著“挖社會主義牆角，搶國有企業飯碗，搞資本主義”的大帽子，走上帶領村民辦工廠脫貧的道路。
1978年10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兩個月前，村民集資辦起的大邱莊第一家軋鋼廠正式開張，第一年就還清集資借款並盈利30萬，第二年更盈利60萬。在普通工人月薪僅幾十元的當時，通過分紅，大邱莊幾百戶農民一夜“暴富”。接下來，按照同一模式，十幾家軋鋼企業陸續建起、投產、盈利……並不神秘的“大邱莊神話”就此誕生。
一度成全國“首富之村”
至1990年代初期，大邱莊四大企業集團相繼形成，下設企業200多家，其中超過半數是鋼鐵企業。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階段，價格“雙軌制”的鋼材為大邱莊帶來豐厚利潤。1992年，大邱莊更投資10億，建起全國第一個村辦工業區，冠稱“百億工業園”。據國家統計局1992年《統計年鑑》顯示，大邱莊當年產值達到45.5億元（約佔天津全市11%），利潤5.1億元，成為內地社會總產值、人均收入等多項經濟指標高居榜首的“首富之村”。
然而，就在此時，“大邱莊神話”戛然而止。禹作敏這位“中國第一農民企業家”，在率領村民取得經濟輝煌發展的同時，家長意識也不斷膨脹，並公然挑戰法律。1993年，他因命案和組織村民暴力抗法而鋃鐺入獄，走上了窮途末路。當年11月18日，大邱莊撤村建鎮，原來的4大集團公司劃分為堯舜、萬全、津美、津海四個街，其經濟亦一度跌入低谷。
曾任大邱莊鎮黨委書記的姚金明分析，其實大邱莊當年“神話”的背後，就已是積重難返的沉痾：高度依賴鋼鐵工業、產業結構單一，依賴銀行貸款、債務負擔沉重，鄉鎮企業產權不明、管理模式落後等等，這些因素都使大邱莊的經濟基礎極其脆弱。
確立綠色生態新理念
“鼎盛時的大邱莊是典型的‘企業辦社會’，擔負著沉重的社會負擔。”姚金明說，“村集體經濟曾承擔著村民的水氣電暖、住房、通訊交通、上學等多達15項免費福利措施。企業不景氣後，這些福利成了企業揹負的沉重包袱。”
1995年開始，大邱莊鎮歷經了圍繞著產權制度、分配製度的一系列改革，原先帶有“均貧富”色彩的“供給制”被打破，代之以符合市場經濟發展階段的產權、分配方式，近年經濟逐步走出低谷並進入發展快車道。不過，環境汙染和產業結構相對單一，仍是困擾居民的大問題。2016年，大邱莊被國家發改委列入新型城鎮化示範試點，一座從頭規劃的大邱莊新城正在密鑼緊鼓建設之中。
今年起至2020年，大邱莊鎮的4萬居民將通過“宅基地換房”的方式，告別當年“首富之地”，陸續搬遷至環境優美、宜居的新城。鎮政府負責人介紹，近年大邱莊確立了新的總體發展思路：綠色、生態、文明、富裕。歷經改革“陣痛”的大邱莊人，“一切向錢看”的觀念和實踐已成歷史。
“先行者”促農村改革少走彎路
圖：一九九三年八月，禹作敏在法庭受審\資料圖片
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敖坤指出，大邱莊的興衰，看似是由偶然事件引發，但其中隱含著某些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固有的經濟基礎在短時間內的突然顛覆，上層建築和落後的意識形態必然產生“不適”。“中國幾千年都是農業社會，怎麼可能一夜之間進入到工業時代？在上世紀80、90年代，類似大邱莊這樣的情況，在中國各地農村並不少見，只是程度、表現不同罷了。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也是農村改革的必經之路。”
回顧大邱莊經濟由盛到衰，再到新生的歷程，禹作敏這個名字在很多大邱莊人的心中仍有沉重的分量，其主持修建的百億路現在依然是大邱莊工業企業最集中的地方之一。有村民感慨，畢竟“他和當時那批老一輩給我們留下了一個良好的工業基礎，還有大量的人才”。
南開大學周恩來政府管理學院教授常健指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實際上是衝破舊有束縛與制度化重新建立的過程。大邱莊在改革初期確立了經濟建設為中心和發展鄉鎮工業企業的思路，不僅扭轉了以糧為綱的傳統，也衝破了很多制度性束縛，但這個“解凍期”的過程不可能持久，社會必然要建立一種全新的制度化束縛進入“再凍期”，如果始終把“衝破”變成永恆的模式，就會產生各種各樣的問題。大邱莊的問題就在於過度地依賴“政治強人”，決策、管理、運行沒有體制化。
“如今回頭看禹作敏的悲劇，就是沒有意識到他的突破只是暫時的、歷史的現象，頭腦中沒有建立新規範的意識，這導致了他不願意重新面對政府和法律的約束，出現問題後一錯再錯最終走上不歸路。”常健說。
而在一定意義上，今天的大邱莊也給無數農村提供了參照系，併為鄉鎮企業改革提供了參照，“大邱莊今天走的方向就是中國鄉鎮企業和鄉村治理模式的方向。”敖坤指出，大邱莊的經驗讓許許多多的後繼者少走了彎路、錯路，大大節省了社會變革所應付出的代價、成本，“僅憑這一點就可以說，改革的‘先行者’大邱莊，功不可沒。”
“香港街”見證大邱莊沉浮
1990年，大邱莊建起了一條“仿照香港式樣”的“繁華”商業街，長約一公里，可容納商戶四五百家。經營的商品多是些從香港等地進口的時髦貨，包括服裝、日用品、化妝品等，在當時來說可謂是奢侈品或高檔消費品。禹作敏親自手書“香港街”三個大字，金光閃閃裝飾在兩個街口。
在那幾年裡，全國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前往大邱莊採訪、參觀、學習、考察、“取經”的人群趨之若鶩，日均超過2000人，需提前十天半月預約，否則“恕不接待”，連泊車的地方也沒有。禹作敏在他仿照釣魚臺國賓館的寬大別墅裡，盤腿坐在碩大的土坯暖炕上，身披“皮爾．卡丹”西裝，戴著法國名牌金絲眼鏡，腰扎價格過萬的名牌皮帶，一支接一支地大口抽著香菸，接待一批又一批來自四面八方的“朝拜”人群，施展他口沒遮攔、妙語連珠的口才。參觀者中，不乏各個省市區、國家部委或級別更高的領導幹部以及外國使節、名人政要。人們對這個“首富之村”充滿了好奇、驚愕、贊嘆，爭相一睹為快，並期望從中找尋到“芝麻開門”般的“秘訣”。
同一時間，大邱莊香港街亦聲名遠播，客如潮湧。對當時的內地居民來說，過境香港機會仍屬罕有，因此到大邱莊香港街，買上一兩件舶來品，也算是一件值得誇耀的事情。但其後，伴隨著大邱莊的衰微，香港街的人氣和生意也日漸蕭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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