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壇舊聞錄之譚富英其人其事

譚富英(1906年10月15日-1977年3月22日),是著名的京劇老生表演藝術家,四大鬚生之一。曾任北京京劇團副團長,出身於京劇世家。曾祖父譚志道,工老旦,亦演老生。祖父譚鑫培,父親譚小培均為老生名家。其子譚元壽,是熟知的現代京劇《沙家浜》中郭建光的扮演者。

此文摘自《菊壇舊聞錄》,作者為著名京劇評論家丁秉鐩。丁秉鐩為京劇愛好者留下《國劇名伶軼事》、《孟小冬與言高譚馬》、《青衣花臉小丑》等三部作品(《菊壇舊聞錄》即是三書合集,曾由中國戲劇出版社於1995年出版),得以再現孟小冬、言菊朋、高慶奎、譚富英、馬連良等生界名伶的多彩人生,由家世及學藝,由演出及評論,乃至個人的生活喜惡,均有深入敘說,將一幅幅忠實而完整的鬚生畫像展京劇愛好者面前。

菊壇舊聞錄之譚富英其人其事

譚富英


一、家世與學藝

大家都知道,譚富英是伶界大王譚鑫培的文孫。譚鑫培的子女很多,太太侯氏生了七子四女,其中較有名的五子嘉賓,藝名小培,從許蔭堂學老生。大女婿是南方老生夏月潤,二女婿是北方老生王又宸。

譚富英是譚小培之子,清光緒三十二年(1906)生,歲次丙午,生肖屬馬,生日不詳。譜名豫升,小名升格。自幼因為家學淵源,耳濡目染,從五六歲起,就喜歡哼哼兩句,家人認為嗓子不錯,是塊吃戲飯的材料,譚鑫培對這個孫子也特別喜愛,認為能夠克繩祖武。民國六年(1917)正月,時譚富英十二歲,譚鑫培對富連成科班葉春善社長,在病榻相托,把升格送入富連成學戲。葉社長欣然從命,二月十二日由譚小培把他送入科班,蕭長華先生為他起名富英,編入三科習藝。按富連成原名喜連成,所以第一科學生排"喜"字,第二科排"連"字,後來改換東家,更名富連成,第三科起就排"富",以後四、五、六、七科,就是"盛"、"世"、"元"、"韻"了,而到七科也就停辦解散了。

譚富英入社以後,即從蕭長華、王喜秀、雷喜福幾位老師學老生。他天資聰穎,學戲進度很快,兩個月學會了一出開蒙戲《黃金臺》。恰巧三月十九日浙慈會館有一場堂會戲,由富連成社承包,葉社長就派他與花臉翟富魁合演這出《黃金臺》,這是譚富英第一次登臺。葉社長此舉,也是給譚鑫培病中一個喜信兒,他孫子入社兩個月(那年有閏二月)就能登臺了,沒想到譚鑫培已經病入膏肓,就在譚富英首次登臺次日,三月二十日病逝了。

譚鑫培十一歲進金奎科班,原學開口跳,後改武生,又學文武老生。出科後,又拜程長庚深造老生。少年時不得意,唱過野臺子戲,給人家當過看家護院,也通武術。中年以後才漸入佳境,把老生戲揣摩、改良、發揚光大;晚年成為伶界大王,一代宗匠。他的武功堅實,不但靠把戲好,文戲裡的身段也是邊式靈活而見功夫的。就因為譚鑫培原唱武生的關係,蕭長華為了使譚富英不忘本,就命王喜秀給他說了一出《惡虎村》的黃天霸,民國六年下半年,曾演出兩次,以後就專教他老生戲,不再學武戲了。但是富英學的戲仍以武老生為主,從民國七年到九年,他陸續學會了《戰太平》、《定軍山》、《陽平關》、《珠簾寨》等戲和其他文戲。他成名後以靠把戲獨擅勝場,便是幼年扎的根基。民國十二年(1923)三月二十八日,歲次癸亥二月十二日,譚富英修業期滿出科,在廣和樓白天演出,畢業戲還是演的《黃金臺》,與首次登臺的戲碼相同,碼列倒第四,大軸是駱連翔的《趙家樓》。富社規矩,學生出科一兩個月以後才有“戲份兒”(就是演出酬勞。梨園術語:論場的酬勞叫“戲份兒”;論月的酬勞叫“包銀”),但是在譚富英出科那天就給他開“戲份兒”了,用意是怕他辭班兒,特予優待。沒想到雖然如此破例,第二天就被他父親譚小培辭班兒,把兒子領回去了,那年譚富英十八歲。

二、搭班過程

譚富英出科以後,譚小培就安排他搭班演唱,先休息了半年多,找專人吊嗓子,置辦點行頭。從民國十三年(1924)一月起,到十四年(1925)春天止,採打游擊政策,是班都搭。因此,這一年多的時間,陸續搭了徐碧雲、朱琴心、楊小樓、白牡丹(後改荀慧生)每個人的班兒;連馬德成(黃派武生)的臨時班兒,都插上一腳。到了十四年十月起,搭徐碧雲的長班兒,直到十六年(1927)一月,算是過了一年半的安定搭班生活。

  徐碧雲對他很倚重,許多新戲像《綠珠》、《芙蓉屏》、《薛瓊英》、《褒姒》、《李香君》、《二喬》、《驪珠夢》等,都邀譚富英參加合演,碼列大軸。另外兩個人合演的老劇列大軸的有:《八大錘》,徐碧雲反串陸文龍,他原是武旦出身,頗能稱職。《汾河灣》、全本《雪豔娘》,自“搜杯”到“刺湯”,徐碧雲雪豔到底,譚富英莫成,雷喜福陸炳,蕭長華湯勤。

  至於譚富英搭班以後所常演的戲呢,有《南陽關》、《南天門》、《天雷報》、《洪羊洞》、《賣馬》、《陽平關》、《戲鳳》、《狀元譜》、《開山府》、《罵曹》、《捉放》、《奇冤報》、《鬧府》、《盜宗卷》、《烏龍院》、《空城計》、《御碑亭》、《打漁殺家》、《四郎探母》等,這二十來出譚派老戲。不過,有一點譚富英可以自豪的,就是從搭班起,他就掛二牌,儼然是跨刀老生。這主要是承祖宗餘蔭,沾了“譚鑫培的孫子”這幾個字的光;只有少數幾次例外。民國十五年(1926)月,徐碧雲為增強陣容,加聘了老生王又宸,王是譚的姑丈,劇藝也比他火候兒深,自然王掛二牌,譚掛三牌了,譚小培也沒話可說,不過這個時間不長,只是一個多月罷了。

  十六年(1927)初,徐碧雲偕同譚富英去了一次上海,夏天回來以後,譚富英就辭班了,在家休養了幾個月,到秋天搭了荀慧生的長班兒,唱到十七年秋天,算是維持了一年。

  十八年(1929)春天起,又恢復各班全搭的政策,當然劇藝比剛搭班兒時成熟多了,各班也都對他倚重了。他又歷搭楊小樓、朱琴心、小翠花、尚小云各班,而給人跨刀唱二牌的生活,他就唱到二十二年(1933)為止了。

  以上所談,只是譚富英在北平搭班的情形。這其間,他也曾到天津、上海,或其他大碼頭短期搭班演唱,一年起碼出外一兩次,有時候還多。同時,這一段期間,譚小培也搭班唱戲,在尚小云、朱琴心、小翠花、荀慧生、程硯秋的班兒都唱過,爺兒倆賺錢維持生活;不過並非本文主題,就不必詳述了。

三、挑班陣容

民國二十三年(1934)春天,譚富英從上海回來,就開始挑班了,在這裡,願意先引譚富英的一段話:"告訴您,幹我們這一行的,誰不想自己挑班兒,掛頭牌當老闆哪!可是第一得臺上的玩藝兒能站得住了,談不上多麼好,可也別砸鍋;第二呀,要臺下的人緣兒好,培養住了一批基本觀眾,不論颳風下雨,你一唱他就來聽。假如挑了班兒啦,上座不好,賠錢還是小事,多丟人哪!再給人跨刀也來不及啦。您瞧我,估量著至少已經有五六百位常座兒啦,我才敢挑班,沒別的,您多指教!多捧場!"事實上,這也是過去每一位名伶挑班的基本條件。言菊朋不懂這一套,所以挑班失敗了兩次,第三次才勉強站住,而唱不久就潦倒以終了。

譚富英的班名,剛挑班兒時名為扶春社,從二十八年(1939)二月十九日(己卯年正月初一日)起,改為同慶社,這是他祖父譚鑫培的社名,他用這個社名,就有點恢復祖業、力追前人聲勢的意思,這個社名一直用了十年。他挑班以後的陣容。按照搭他班的先後次序:二牌旦角有王幼卿、陳麗芳、沈鬘華、張君秋、梁小鸞,以陳麗芳、梁小鸞的時間較長。三牌武生有周瑞安、茹富蘭、吳彥衡、楊盛春,以楊盛春時間較長。花臉有劉硯亭、裘盛戎、王泉奎,劉、王二人時間最長。裡子老生有宋繼亭、張春彥、李洪春、哈寶山,宋、哈二人追隨最久。小花臉是慈瑞泉,他還帶著徒弟李四廣,兒子慈少泉。慈瑞泉死了以後,一度短期用茹富蕙、馬富祿,最後長期用孫盛武了。小生有金仲仁、姜妙香、周維俊,以姜妙香時間最長。二旦有:計豔芬(即小桂花)、張蝶芬、於蓮仙(即小荷花),三個人各待了一個時期。老旦有:孫甫亭、何盛清,何的時間較長。在這些人裡,不妨擇優簡介一下:王幼卿是王鳳卿的二兒子,乳名"三片兒",哥哥王少卿,乳名"二片兒"。兩個人原來都學老生,後來倒倉沒有恢復過來,王少卿改行操琴,傍梅蘭芳拉二胡,梅的新腔,大半由他創造的,是一代名琴。王幼卿改學青衣,玩藝兒很規矩,也傍過馬連良。後來梅蘭芳把他請到上海,給梅葆玖開蒙,一方面為報答王鳳卿的提掖而愛屋及烏,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的青衣正宗而規矩。

陳麗芳嗓子很好,卻一心學程,把嗓音憋得難過,內行戲稱為"火車頭"。先是私淑,後來程硯秋鑑於他的至誠,在民國二十三年(1934)十月就正式收陳麗芳為弟子了。

沈鬘華是坤伶老生筱蘭芬的丈夫,二人真是顛鸞倒鳳了。他嗓音不錯,劇藝也正派。李少春剛到北平,也是他的二牌旦角。後來與範鈞宏合夥經商,就退出舞臺了。張君秋盡人皆知,不必介紹,他傍譚富英只是短期,馬連良非常機警,馬上搶過來定了四年合約,加入扶風社了。

梁小鸞是王(瑤卿)門弟子,玩藝兒大路而已,人卻很世故、圓滑。她是以譚小培乾女兒身分加入同慶社的,那自然是搭定了長班了。

周瑞安是資望僅遜於楊小樓的楊派武生,民初唱過大軸,梅蘭芳、程硯秋都在他前場唱過。他到上海貼《連環套》,沒有帶傍角花臉,從班底裡找個金少山來配,那時金少山連私房黑靴子都沒有,穿一雙後臺的花靴子就上去了。結果竇爾墩不錯,一炮打響,金少山才由班底進入配角,而逐漸走紅。再與梅蘭芳配過《別姬》,就居然"金霸王"了。所以金少山北上挑班,武生一直調周瑞安擔任,也是報當年提拔之恩。現在臺灣的名醜周金福,是周瑞安的侄子。茹富蘭是富連成社三科學生,梨園世家,他先工小生,近視在一千度左右,但是功底極堅實,在臺上開打沒出過錯。《戰濮陽》是他絕活,配以韓富信的典韋,開打緊湊有如"一顆菜"。葉盛蘭的這一出和《雅觀樓》、《探莊》,都得過茹富蘭指點,因為茹是他的姐夫。

吳彥衡原名小霞,他是青衣吳彩霞的兒子,原學老生,後來嗓子壞了,改學武生,但是唱兩口還很中聽。在臺上扮相苦一點,在臺下人很風趣。

楊盛春是富社四科武生翹楚,功底好,肯用功。他也是近視眼;人很規矩,剃個大光頭,私生活沒有花絮。他是梅蘭芳表弟,所以承華社的武生自尚和玉退出以後,就一直用他了。尚小云班也一度用過他,人緣很好。

劉硯亭是劉硯芳的哥哥,工架子花臉兼武淨,是錢金福入室弟子,功架、臉譜一切,完全錢派。錢金福、寶森父子,都是傷風嗓子,暗啞不能唱,劉硯亭則有嗓能唱。他搭楊小樓班兒,武淨有錢金福、許德義前輩,他只來邊邊沿沿的活兒,一方面也觀摩前賢。等到錢死、許離,他就把第一武淨的活兒接過來了。遇到郝壽臣、侯喜瑞不在北平,他也給楊小樓配過《連環套》的竇爾墩,也滿是那麼回事。他對譚富英幫忙很大,《定軍山》的夏侯淵,錢金福以後他是一絕。像《奇冤報》的判官,《珠簾寨》的周德威,《空城計》的馬謖,《瓊林宴》的煞神,都非常生色。

裘盛戎大家熟知,不必細表。王泉奎是回教人,原業賣菜,吆喝聲就很宏亮,也好唱兩口兒。後來有人慫恿,不如學戲吧,就拜張春芳為師,學銅錘。玩藝兒規矩、穩當,韻味濃厚,也是譚富英一條好膀臂。《龍鳳閣》的一連三出徐延昭,就從他開始。這出戏一走紅,他可就忙死了,也快累死了,因為各班都特約他唱徐延昭,但是鈔票也賺了不少。

宋繼亭是葉春善的二女婿,與茹富蘭(大女婿)是連襟兒。他妹妹是譚富英原配,所以他與富英有郎舅的姻親關係。他在譚班唱二路里子老生,譬如《定軍山》吧,哈寶山飾嚴顏,他飾孔明,但是他自甘淡泊,老實可靠,所以兼任後臺管事。

張春彥腹笥淵博,給許多老生們說過戲,像王少樓就從他學過。張的老生,正工、硬裡、邊配都好。其扮相尤得一"圓"字,穿什麼行頭都邊式好看。他在程硯秋班時間多,在譚班不久。李洪春是北方關戲權威,也偶唱裡子,在譚班不久。哈寶山也是回教人,是馬連良表弟,他的唱腔自然馬派了。由於給譚富英配《捉放曹》的呂伯奢,"昨夜晚一夢大不祥"一段〔原板〕,大耍馬腔,彩聲四起,因此就紅了。在譚家搭了長班兒,程硯秋也約他加入長班兒,其他各班兒有機會也爭取他。現在臺灣大鵬國劇隊的老生哈元章,是他的侄子。楊寶森挑班以後,有鑑於譚富英班裡這幾員大將的硬整,所以也力挽劉八爺(硯亭)、王泉奎、哈寶山加入他的班兒。他們三人儘可能地兩邊趕,有時也顧此失彼。

慈瑞泉從幼年就陪譚鑫培唱過戲,所以譚富英對他視如長輩,同時也自他口中,打聽一點當年他祖父在臺上的情形。慈瑞泉的丑角,以婆子和老頭兒見長,方巾絕對不行。資格雖老,稍嫌貧俗,身分上比蕭長華差遠了。他對譚富英常倚老賣老,飾《打漁殺家》的教師爺,他就對飾蕭恩的譚富英說:"我挨你們譚家三輩兒的打了。"(指譚鑫培、譚小培、譚富英而言。)他徒弟李四廣也以婆子戲見長。兒子慈少泉,頭圓而大,像肉丸子,兩眼很小,眯縫成一道線,天然哏頭哏腦,就是唱醜的好材料。嗓子響堂,臺下人緣兒很好。《奇冤報》裡的劉升,《六月雪》法場的山陽縣,是他絕活兒。他們爺兒三個,同時也搭程硯秋的長班兒。

孫盛武是富社四科學生,身材不高,小花臉戲以冷雋取勝,頭腦靈敏,反應很快,口齒清楚,表情傳神,是後起丑角翹楚。慈瑞泉死後,他進同慶社擔任當家小花臉,頭一回陪譚富英唱《奇冤報》,飾張別古。到了公堂一場,劉世昌鬼魂說門神阻擋,不能進入,要焚化一點紙錢;這時孫盛武抓個哏:"唉呀!這個年頭打官司,連門神爺都要訴訟費啦!"臺下為之鬨堂。於是這句新詞兒,傳誦一時,連他的師兄丑角茹富蕙,都照他的詞兒唸了。

金仲仁、姜妙香都是名小生,大家盡知。周維俊是金仲仁弟子,身材很高,唱做武功也都不錯,不幸早年夭折。譚富英原配宋氏早喪,繼配是姜妙香之女,於是姜、譚二人成了翁婿,而同慶社也是承華社(梅蘭芳班)以外,姜妙香所搭的第二個長班兒。《四郎探母》裡,譚富英的四郎,姜妙香的楊宗保,到了"見兄"一場,楊六郎吩咐宗保:"見過四伯父。"臺下一看到老丈人躬身對女婿稱伯父,就忍不住要笑。譚富英挑班以後,所演劇碼除了前述那些出以外,又加上《桑園會》、《託兆碰碑》、《紅鬃烈馬》、《鼎盛春秋》、《桑園寄子》、《摘纓會》、《借東風》等。

民國二十七年(1938)秋,李少春北上挑班,十月七日在新新戲院打泡,貼演《兩將軍》、《群臣宴》雙出;而且先唱《戰馬超》,演完了,休息十分鐘,趕場改裝,接著就唱《擊鼓罵曹》。唱唸餘派路數,打鼓腕子有功,完全是上乘之作,這種先武后文,嗓子不受影響的唱法,北平尚系首見,於是轟動九城,一炮而紅。同時又傳出消息,馬上要拜餘叔巖, 這時譚富英感覺有點受威脅,馬上要壯壯聲勢,以資抗衡了。當經朋友建議,把《大保國》(少見)、《探皇陵》(銅錘的開場戲)、《二進宮》(常見)連貫起來唱,起名《龍鳳閣》,可用"老戲重排"標榜一下,能發生打氣的作用。譚富英欣然同意,趕緊吊嗓排練,距李少春打泡以後八天,在十月十五日晚就貼出來了,是吉祥園夜戲。譚富英前後楊波、陳麗芳前後李豔妃、王泉奎徐延昭一人到底,《探皇陵》的楊波換哈寶山。這種唱法,果然轟動,上座滿堂,以後時常貼演,每演必滿。不但譚富英多了一齣戲,劇壇上也多了一齣戲,於是各班的《龍鳳閣》都出籠了。奚嘯伯班與侯玉蘭合演,王玉蓉班與管紹華合演,而徐延昭全是王泉奎。後來楊寶森挑班,也常貼《龍鳳閣》,徐延昭也是王泉奎。不過,在《探皇陵》時,楊波不換人,楊寶森一人到底,是他與別人不同之處。

那時候北平盛行合作戲,最標準一份《龍鳳閣》,是譚富英、張君秋、王泉奎的。最精彩的一份《二進宮》,是金少山、譚富英、張君秋的。金少山沒有唱過《龍鳳閣》,不是他不會,而是他太懶,給多少錢也不肯連演三出。李少春十月十九日正式拜餘叔巖為師,餘叔巖頭一齣戲給他說的《戰太平》,一個半月完全成熟了,十二月三日初演於新新,成績美滿,餘叔巖也非常得意,從此《戰太平》成了李少春的招牌戲。譚富英見獵心喜,同時也為競爭起見,他也打算唱《戰太平》。前文談過,在民國七年他坐科時代,就學會了《戰太平》了,只因為這出戏文唱武打太累,他多年不動了,現在只好再加緊吊嗓、練功,準備了些日子,在二十八年春推出,自然也賣滿堂。但是在觀眾的評價上,認為除了嗓子寬亮以外,考究細膩卻不如李少春,這是譚富英失策的地方。因為李少春是餘派的精研加工產品,而譚富英是科班的大路活,不應該和他爭一日短長的。

四、劇藝評價

譚富英生得通鼻樑、大眼睛,扮相好看,尤其扮帝王更有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象。他扮戲是遵老例臉上塗胭脂的,俗稱"抹彩",而馬連良就臉上擦粉了。他最大的本錢,就是天賦一條好嗓子,既寬而亮,且富腦後音,像《奇冤報》的大段反二黃,歌來有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讓人聽了,有痛快淋漓之感。他的快板尺寸也快,使人有疾風驟雨的感受。

在人工上,他的武功堅實,腰腿有根,以靠把戲見長。《定軍山》是他代表作,餘叔巖以次,他可以稱為最好了。大刀花之"溜","我主爺攻打葭萌關"一段唱〔快板〕走圓場之"率",而神完氣足,這都是別人比不了的。凡是走圓場的戲,譬如《探母》的出關一場,唱"適才離了皇宮院……"一段,"見兄"一場,"家住在山西磁州郡……"一段,那種連唱帶走,他都顯得快速、乾淨、利落;還不影響唱,比一般人強。那麼缺點呢:唱是一般大路腔兒,未經過加工琢磨,名師指點,只能使人聽著痛快,而韻味卻薄了,豈止不如餘叔巖,較楊寶森都有遜色。

唱戲講究"唱、念、做、打"。他只是嗓音好、武功好;唸白、做戲方面,都不成比例。一半是他未曾用功學好,大而化之;一半是他偷工減料,會念會做也不肯賣。他以為觀眾只是聽他嗓子來了,我讓你聽得痛快就算啦,不必在唸、做上再賣力氣啦,所以也有點"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筆者為什麼敢這樣論斷呢?因為我有親眼所見的兩個例證:民國二十七年(1938)起,北平有個"國劇藝術振興會",專辦合作戲,把平常湊不到一起的名伶和不經見的戲碼,在一臺上推出來,一共辦了三十多場,頗多精彩而驚人之作。在長安劇院,有一次是金少山、譚富英合作雙出,先演《黃金臺》,金少山--伊立,譚富英--田單。後演《黃鶴樓》,金少山--張飛,譚富英--劉備。

那時金少山還在盛時,人高馬大,嗓門兒又宏亮,氣勢十足;譚富英因為大敵當前,未敢忽視,除了唱工賣勁以外,在做表唸白上也認真了。當伊立唸完:"大人,這話可不是這樣說法兒。"譚富英馬上把左腿往右腿上一壓,左手拉住右手水袖,右手伸出來,往下連搖帶指,眼望著伊立問道:"啊,公公,這話要怎樣的講法呢?"邊念邊做,手到意到,那份細膩傳神,妙到毫巔,臺下不由掌聲如雷。馬連良此劇這個地方,都沒要出這麼多彩聲來。因為馬連良以念做著稱,觀眾認為他做派好是應該的;而譚富英做到這樣,就是奇蹟了。請問,能說譚富英不會做戲嗎?再有一次是年終梨園公會大義務戲,大軸反串《八蜡廟》,楊小樓--張桂蘭,馬連良--費德功,尚小云--黃天霸,名角如雲,不必細表。譚富英反串開口跳朱光祖,戲根本不多,但是在那種場合之下,名伶競賽,每個人多少都要露一手兒,因為對於自己的令名、聲勢、地位有關,如果馬馬虎虎、平平凡凡,就相形失色了。譚富英那天的扮相就"帥",勾的小臉兒(鼻子上要用黑白勾一下),穿的快衣,一切都像正工開口跳。公堂一場,當褚彪(由芙蓉草反串)敘述費德功的來歷,唸到"他乃是飛天豹的門徒",朱光祖接念:"就是那武七達子,飛天豹嗎?"褚彪答:"正是。"朱光祖念:"老英雄請講,請講。"然後褚彪再接著往下念。就是朱光祖這兩句話,一共才十八個字,譚富英念得京白流利,爽脆響堂,馬上臺下報以熱烈掌聲。可見他對非本工戲,都能念出氣氛來,能說他不會念白嗎?為什麼他平常不這麼力爭上游呢?當然有原因,下文再談。

譚富英常演戲目,前文已經詳談了,都是傳統老戲,唯有他唱《借東風》,是不得體的敗筆。

三國戲的劇本,創自清末三慶班的盧勝奎(外號"盧臺子"),他編了幾十本,完全按照《三國演義》,題目《鼎峙春秋》,每年在進臘月以後才演,直演到封箱,每天接著演,有如現在電視的連續劇。老戲迷趨之若鶩,每天必連接著看,因為場子、穿插、唱做唸白的扣子,的確編得好。但是隻有《群英會》,沒有《借東風》,借風情節只一表而過。現在大家所見到的《借東風》裡,諸葛亮所唱"學天書(後改"習天術")玄妙法,猶如(陰陽)反掌"〔二黃倒板〕,下接〔回龍〕,和大段〔二黃原板〕的詞兒和腔兒,是蕭長華根據《雍涼關》裡孔明的腔兒,給馬連良改編的創新之作。馬連良又細加琢磨、改進,《借東風》這一場唱紅了,風行南北,全國仿效,凡是老生唱《借東風》的,都宗馬派唱法,而馬連良每到外碼頭打泡,或回北平第一次唱,必貼《借東風》,因為這是他的代表作。

奚嘯伯、李盛藻等這些老生,因為他們學馬派,可以唱《借東風》;譚富英既然以譚派正宗自居,唱傳統老戲,可以唱《群英會》呀,為什麼唱《借東風》呢?因為"借風"那一段的唱腔,馬派已成定型,觀眾也印象深刻,像"觀瞻四方"、"望江北"、"從東而降",你不唱馬腔就不像這出戏了,譚富英唱時也照舊馬腔不誤,這不是失掉自己的風格嗎?其實,他只唱魯肅,到"打蓋"為止的《群英會》,很合適。因為魯肅是老實人,王鳳卿扮得最像,譚富英也是老實相。馬連良扮相,一臉的聰明、瀟灑,扮孔明合適;扮起魯肅來,給人一種"假老實",或"裝老實"的印象。所以譚富英扮魯肅是很好,一定要後孔明帶《借風》而趨時,就失卻本身立場了。楊寶森就不唱《借東風》,連《群英會》都很少貼,就是能保持餘派的格局。

五、受制於譚小培

現在的影星、歌星們,往往背後有“星媽”,或少數的“星爸”,為女兒們(沒有為兒子的)料理事務。有的從旁輔助,有的操縱一切。

  從前娛樂界沒有影歌星,只有國劇演員,人皆稱為“老闆”。楊小樓就是“楊老闆”,梅蘭芳就是“梅老闆”。民國十幾年起,改稱為“藝員”了,以示雅馴、尊敬。但這是文字上;口語還是稱“老闆”,甚至現在少數人還是這麼稱謂。演員們的業務,未成年的,或剛出道的,由師父安排,如唱什麼戲?搭那個班?如何“談公事”(講酬勞)等。稍成點名的,就由“經勵科”(即經紀人)給代辦一切了,很少由家長代為料理業務的,即使父子都系演員,也是如此。

  過去北方梨園界有兩份父子兵,以“老老闆”和“小老闆”著稱。一份兒是李永利、李萬春父子,一份兒就是譚小培、譚富英父子。

  李永利是名武淨,年輕時享譽南方。生子李萬春以後,逐漸減少登臺,以課子(李萬春、桐春),教授(藍月春)為務。萬春剛開始演戲時,當然由李永利為他操持一切。李萬春成名很早,十五六歲就大紅了,二十二歲起就自己挑班了。他為人精明強幹,擅詞令,會交際,從此“老老闆”就逐漸減少管事,只管在後臺說說戲。後來就連說戲都不管了,樂得自己當老封君享清福,一切都交由“小老闆”自主了。

  譚小培這個人,“控制慾”極強。北平老家庭的家規是尊重家長的,譚鑫培活著的時候,雖然譚富英是他兒子,卻要聽祖父的,所以學戲入富連成的決定,都是由老譚做主。老譚死後,譚富英已經入了富連成,因為有“關書”(即入學契約)的規定,譚富英的學戲、唱戲,生活起居,一切要聽科班的,家長沒有表示意見的餘地,譚小培也沒有機會過“管兒子”的癮。前文談過,譚富英剛一出科,譚小培便迫不及待地,第二天就辭班把孩子帶回去了,並非為立刻唱戲賺錢,而是為了他要“行使家長權”。從譚富英出科第二天起,譚小培便把他兒子控制在手;經過搭班、挑班、娶妻、生子,直到譚小培死時他才撒手。譚富英在他父親有生之日,一直都是“老老闆”當家做主,這位紅極一時的“小老闆”,簡直和假的一樣;比起李萬春那位“小老闆”來,真是有天淵之別了。

  那麼,譚小培都管什麼事呢?關於譚富英演戲的劇務、事務、財務,無一不由他管。私生活的飲食起居、結交朋友、出門應酬,無一不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筆者稱他為“控制慾”極強,絕非過分。

  先談劇務:譚富英的演戲路線,所貼戲碼,完全由他決定。民初以還,從梅蘭芳編排新戲開始,風行景從,不但旦行,老生都開始排新戲了;就是武生楊小樓,花臉郝壽臣也都開始編新戲了。如果為適應潮流呢,譚富英也應該追隨高慶奎、言菊朋、馬連良之後編些新戲。但是編排新戲,要結交文人、墨客,外行朋友才行;那麼一來,譚富英不是就要接受外人的意見了嗎?這就侵犯了譚小培的控制權了,是絕對不許可的。所以譚小培決定譚富英的演戲路線,是隻演老戲,不編新戲。

  《龍鳳閣》的產生,是接受外行朋友意見的。但一來那是老戲連演;二來李少春大敵當前,情勢緊迫,而且經譚小培批准,譚富英才排這一出的,這也是他一生中僅有的一次。

  那麼《借東風》呢,這也是譚小培的主意,他為過過前孔明的癮。其實班裡有哈寶山,頗優為之,只有在“老老闆”情緒不高時,才由哈唱前孔明,大多數都是由譚小培扮演的。在“借箭”前夕,孔明打算向魯肅借兩樣東西,魯肅的戲詞兒是:“不用借,早給你預備下了。”孔明問:“什麼?”魯肅念:“壽衣、壽帽、大大的一口棺材……”一般演員唸到此處,因為孔明與魯肅私人沒有什麼關係,觀眾只是莞爾微笑,笑戲詞兒而已。但是當譚家父子唸到這一段兒的時候呢,觀眾就都笑出聲兒來了;因為兒子給父親預備這些東西,是應盡的責任哪!譚小培對這“壽衣、壽帽、棺材”的詞兒,不以為忤;反而願見兒子在臺上公開表示孝心,引以為樂,真是變態心理。有一次他還加了一句詞兒開攪,說“也是應該的”,惹得臺下更大笑不止了,連譚富英也忍俊不住,於是譚小培大為得意。

  如果唱到“打蓋”為止呢,譚小培認為這樣魯肅、孔明並重,有點對不起兒子這第一主角,那麼就帶“借風”吧,讓兒子也過過後孔明的癮;這《借東風》的演出,便是在這種微妙心理之下產生的。譚小培還和譚富英在勝利公司灌了一張《草船借箭》的唱片,所以譚富英在演戲方面的表現,都是譚小培的導演。

  既然唱老戲,譚富英是譚鑫培的孫子,當然要唱譚派本門的戲了。前文談過,在譚富英剛進科班,頭一次登臺第二天,譚鑫培就去世了。等他出科以後,當時譚派的傳人唯有餘叔巖。餘叔巖為人雖然稍嫌剛直孤介,不肯輕易傳人,但是他深感師恩,認為譚富英嗓子、扮相都不錯,倒很願意把得自譚門的劇藝精髓,再傳給譚家後人。但是站在譚小培的立場,他卻不願意譚富英從餘叔巖深造,因為那就減低他的權威性了。他平常可以唬他兒子,“你爺爺當初是這麼唱……”譚富英無從查證,只好盲從;其實,譚小培雖然見過譚鑫培的戲不少,但是隻瞭解皮毛,真正談到訣竅與俏頭,他絕比不上餘叔巖那種研究功夫的。

  譚小培雖然不許兒子結交外行朋友,但是他卻結交外行朋友的,好建立他替兒子當經理人的社會關係。譚富英出科不久,就有人建議:“可以請餘叔巖給富英說一說戲呀,他是你們譚家門兒的徒弟,應該把你們老爺子的藝術傳下來呀!”譚小培沒有理由駁回這種正當合理的建議,就說:“我倒無所謂,你們去問問叔巖,看他意思怎麼樣吧!”這些與譚、餘兩家全熟的人士,就去徵求餘叔巖的意見。餘叔巖是滿口答應,極表歡迎。朋友帶回佳音,譚富英是喜不自勝,譚小培卻勉勉強強的,好像並不期望有此結果。只好擇吉帶富英到了餘家,以後就讓富英自己去了幾次。

  餘叔巖這個人,對藝術極為認真,他學來的不易,所以他不肯輕易教人。但是他若教你,一定傾囊以授,而且絲毫不苟,一字一板,反覆學習多少次;不經他滿意,是不肯往下教,也不肯讓你露的。他前妻是陳德霖之女(陳氏死後,續娶姚醫生之女),陳少霖是他妻弟,小舅子來找他學戲,看在親戚份上,當然義不容辭了。學了幾齣以後,到說《擊鼓罵曹》,在曹操命張遼把禰衡“叉出帳去”,禰衡出帳的身段;和唱工上,三段〔二六〕起頭的些微差別不同之處。陳少霖大概資質上稍為鈍一點,餘叔巖一連幾天教了許多次,他都沒能學好,餘叔巖就情急不耐了。餘太太在旁一看,別為學戲傷了郎舅的和氣,就示意陳少霖回去歇兩天再來學,而陳少霖也就嚇得不敢再來,甚至以後就儘量躲著不敢和姐夫見面了。李少春的《戰太平》,孟小冬的《搜孤救孤》與《洪羊洞》能傳餘派衣缽,一來是他們在拜餘以前就有很好根底;二來都是聰明絕頂,老師一點就透,又能耐心學習,才能得其薪傳。

  譚富英從餘叔巖學的第一齣戲,好像是《寧武關》。先說頭一場周遇吉上唱〔杏花天〕曲牌(這出戏是崑曲)“敗北非因畏敵狂,慮萱堂依門凝望”的唱,和下馬的身段,與周僕對白的念法、神氣。大概譚富英因為處於譚小培的嚴厲管制之下,靈性已經打了點折扣;再加上有點怯陣的心理,就這一點兒玩藝兒,學了幾天沒有什麼進展;也就是說,沒有達到餘叔巖認為滿意的階段。而餘的脾氣,是按部就班,這一點兒沒學好,是不肯往下教的。譚小培除了頭一天在禮貌上帶著兒子去了一次餘家,以後就是富英單獨去了;因為餘叔巖也不能當著他的面教他兒子,那他面子上也不好看。但是每天富英學戲回來,他必仔細盤問,沒有兩天,他就開始冷諷熱嘲的,在譚富英面前燒火了:“放著角兒不當,天天像小學生似的去上學,這不是受罪嗎?再一說,照這樣的教法,一點小地方教幾天還沒完,這不是折騰人嗎?算了吧!還是咱們爺兒倆研究研究!說什麼都是咱們姓譚,他姓餘,姓譚的怎麼唱都是譚派!”

  譚富英因為幾天沒有進步,由畏難而掃興,也就沒有學下去,而從此暗下了。假如譚小培是開朗的父親,鼓勵、安慰兒子繼續努力;而餘叔巖是循循善誘,有意報師門之恩的,以譚富英的嗓音、武功和一切條件,能從餘叔巖盡得譚門真傳,那以後的鬚生界,不就是他一人天下了嗎?不但馬連良、楊寶森不能相比;就是李少春、孟小冬仍舊拜餘,也要瞠乎其後了。可見得譚富英一生命運,都是由譚小培給左右了。

  譚富英既然一心一意唱老戲了,外地戲院的約角人,不論天津、上海,就要挑他賣錢的戲來多演,好撈回大量的包戲,並且還要賺幾文了,於是大家都要他《四郎探母》,並且希望一演再演。《四郎探母》這出戏,是老生唱工最繁重的一齣戲,如果演四郎的人有好嗓子,那真是使觀眾非常過癮的。這是自古至今“戲保人”的一個熱門戲碼,不論誰唱,都容易賣滿座;即使現在臺灣,也還是如此。論譚富英的戲,最拿手的是《定軍山》,而最賣錢的卻是《四郎探母》,於是譚小培便在《四郎探母》這出戏上做文章了。

  頭牌演員在北平演出,一週只有兩三次,只夠維持開支,盈餘有限;就指著跑外碼頭賺大錢,頂好一年能多出幾次門最好。因為到外埠演唱,戲院除了“四管”(吃、住、接、送)以外,天津是雙包銀,上海是四倍。而且天津一演就是十天半個月,上海一演就是一個月,成績好了還再續,那何樂而不為呢?津滬的戲院老闆也不是傻瓜,當然要把你賣錢的戲碼要出來,將本圖利,好賺上一票。湊巧天津和上海灘的朋友們,都特別欣賞譚富英的《四郎探母》,於是在天津他一期至少要唱兩次,在上海一期至少要唱四五次。譚小培就利用觀眾和戲院老闆的心理弱點,要《探母》可以,另加包銀;戲院老闆們,只可點頭答應。最早天津的春和、北洋戲院,用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辦法,貼《探母》那天臨時加價,而天津衛的哥兒們,加價也聽,《探母》仍然滿座,但卻對譚富英的《探母》期望過切,而出過風波(詳見後文)。後來中國大戲院就打全盤預算,事先把《探母》的增加成本算進去,而不臨時加價,保持戲院的風格。上海因為一唱一個月,譚小培不能斤斤於《探母》加多少,但是總言明《探母》一個月至多幾場。到了戲院要求增加《探母》演出次數的時候,要給他加點“小包銀”;請注意,這一期的“全數包銀”也罷,一出的“小包銀”也罷,全是交給“老老闆”的,與“小老闆”無涉,譚富英只是奉他爸爸之命唱戲而已。

  過去的國劇演員,科班常有一天兩工(即晝夜全有戲)的時候,而每天演出更是常情,所以按說譚富英在上海的戲院連唱一個月應該沒問題。但是他一來身體素弱;二來他對這種被牽著鼻子走的唱戲生活,心理上也發生厭倦。因此,他在演唱一個月的中途,一定要休息幾天,再繼續登臺;譚小培和戲院當局,看在賺錢份上,都不願意弄僵了,只好依他。但這種中途脫節,卻是空前破例的;任何京角在上海演戲,不用說一個月,就是連續兩個月,也沒有中途休息的。於是為了遷就事實,只好變通,在譚富英休息那幾天,在上海當地請個角兒客串幾天,而在報上刊登啟事:“譚藝員富英因調劑精神,自×日起休息×天,改請×××登臺……”等等。這“調劑精神”,便是譚小培興出來的,一時南北梨園界傳為笑柄,大家都同情譚富英,而大罵譚小培。

  國劇老藝人都有謙讓美德,不唱同樣戲碼,不打對臺。楊小樓對尚和玉,餘叔巖對王鳳卿,莫不如此,還有許多人也是這樣,不必枚舉。論理譚小培也是梨園世家,應該深諳此理;但是他挾子自重,專找同行(老生)打對臺,小事不提,有兩件大事他很失策。

  民國二十三年(1934),王又宸應天津北洋戲院之約往演短期,春和大戲院也約譚富英前往,戲院競爭,無可厚非。但是王又宸是譚門姑爺,是譚富英的姑丈,譚小培明知北洋約王在先,他卻竟然答應春和之約了。其實譚小培如果原則上答應春和,但是延一期,等王又宸北洋演完了再去,春和也有別的角兒可約的,那不是公私都顧到了嗎?但譚小培是一個想法:“你王又宸以譚派老生自居,我們富英才是真正譚派哪!咱們就比比看。”譚富英意有未忍,譚小培卻堅持前去,於是譚富英就和王又宸打上對臺了。春和戲院當時是天津最好戲院(中國大戲院還沒有開),北洋已舊破不堪。譚富英正三十來歲,當年當力;王又宸已五十多了。春和的配角好,北洋的又差一點。不必細表,優劣之勢已明。王又宸雖然貼出《連營寨》、《盜魂鈴》、《失空斬》、《探母》這些拿手戲,還是一敗塗地。他在包銀上不吃虧(戲院賠錢),但是面子上太難堪了。他在旅館裡老淚縱橫地說:“譚五太欺負人了,我們這門親戚算不來往了。”回到北平,就氣得大病一場,從此不與譚家走動,梨園同行,全不值譚小培所為。民國二十七年(1938)初,王又宸逝世,享年五十六歲,譚小培雖然帶著富英去弔孝,但是在白事棚裡,一般同行都對他指指點點,竊竊私議,甚為不屑。

  譚小培對餘叔巖都不服貼,對他的徒弟李少春和孟小冬更不服了。前文已經談過,李少春唱了《戰太平》以後,譚小培也叫譚富英唱了一次《戰太平》,在觀眾的評語裡,譚不如李。孟小冬在二十八年(1939)初演餘氏親授的《洪羊洞》,第一次是新新戲院星期日日場,座無隙地,向隅的人很多。隔了些時候,二度公演,是新新戲院晚場。這時候譚小培又動腦筋了,要和孟小冬比劃比劃,於是就安排了同一晚上,在長安戲院演出。新新和長安,都是民國二十六年(1937)初北平新開的戲院,同在西長安街上,相隔咫尺。新新這邊是大軸孟小冬《洪羊洞》,壓軸周瑞安《金錢豹》。長安那邊譚富英雙出,大軸《摘纓會》,壓軸《桑園寄子》。一出西皮,一出二黃,且是餘派好戲,譚小培也下了一番心思,可惜下錯了。

  且談我們這班老戲迷,對戲班、戲院都熟,在新新留有長座,因為新新的進班標準很高,只有孟小冬、李少春、程硯秋、金少山、馬連良(他是股東,一週有兩個檔期)幾個班兒進得去,別的班進不去的;而對這幾個班都是每演必聽的。此外,遇見楊小樓、荀慧生、譚富英、李萬春在吉祥或長安演出,也儘量不漏地去聽,必要時兩個戲院之間趕場。這天晚上,孟小冬、譚富英對上了,兩邊都留有座位,兩邊都是好戲,但是在選擇取捨上,仍有一個標準的。筆者先到長安,看了一會兒譚富英的《桑園寄子》,算好了時間,趕到新新,正趕上週瑞安《金錢豹》的尾聲。休息以後,孟小冬《洪羊洞》上場,聚精會神地看完了回家。不止個人,幾位戲迷熟朋友,都是如此。

  一般觀眾呢,都先到新新,直到滿座牌掛出,買不到票了,才有少數人遛到長安,買張票入座,因為已經出來聽戲了,孟小冬那邊買不到票,只好求其次,去聽譚富英吧!連這些臨時意外觀眾在內,長安賣了七成座。當時孟小冬如日中天,聲勢遠在馬連良、譚富英以上。一般人就知道孟比馬、譚有號召,不知道究竟實力相差多少?馬連良很聰明,終不與孟打對臺,而且歡迎她到新新來演唱,既提高新新戲院地位,又可增加批賬收入,何樂而不為呢?孟小冬唱《盜宗卷》,馬連良特來觀摩,借鏡餘派演法;馬連良唱《十老安劉》(其中包括《盜宗卷》一折),孟小冬也來看戲,參考馬派身段,這都是惺惺相惜的風度,而不敵對。

  孟小冬不但劇藝比譚富英高,而且她體弱多病,輕不露演,一年也唱不了三四場戲,譚富英卻每週要唱一兩場的,在這種情形對比之下,一般觀眾很自然地都趨孟而舍譚了。因為這次不聽譚的這兩出戏,很快有機會還再能看到;如果放過看孟小冬《洪羊洞》的機會,知道她哪一天再唱啊?於是孟唱一出滿座,譚唱雙出七成。這場對臺下來,一般戲迷就都有印象了,原來譚富英的玩藝兒比起孟小冬來,不過百分之三十五呀,也就是三成吧!請問,這個虧吃得有多大?一般愛護譚富英的朋友,都為他惋惜;而譚小培還自我陶醉,認為非戰之罪,一時運氣不佳罷了。大部分不知內情的人,都認為譚富英不自度德量力,要和孟小冬打對臺,請問,譚富英冤枉不冤枉呢?

  姜妙香與譚家結親,加入同慶社很久以後,有一次譚富英與後臺管事的閒談,問:“姜六爺的‘戲份兒’是多少呀?”管事的據實以告。譚富英沉吟了一會兒說:“少一點兒吧!從下期起你給漲一點兒吧!”管事唯唯稱是,這是“小老闆”吩咐,當然遵辦;到了下期演戲,就給姜妙香調整待遇了。譚小培操持譚富英演戲大權,每次演完他要看賬的。這一次他看“卡子”(梨園術語,就是演員戲份明細表。後臺管事在演員演完戲發放戲份兒,名為“放卡子”),總數好像多了一點兒;一細核對,發覺姜妙香戲份兒增加了。就把管事的叫過來,厲聲責問:“姜六爺的份兒,誰給加的?”管事的說:“小老闆吩咐的。”小培說:“什麼?小老闆?我問你,這個班兒是小老闆當家還是我老老闆當家?你是不打算幹了是不是?”管事的直害怕:“我錯了,我忘了告訴您啦!”“什麼?你告訴我?我告訴你吧!從下期起,姜六爺的份兒,還照開原來的數兒。”“是!是!”於是從下期起,“原令追回”,姜妙香又恢復了老戲份兒。

  姜六爺一生忠厚,處處吃虧忍耐;他明知道戲份兒漲了又取消是譚小培作祟;但是他一不辭班,二也不對譚富英說,因為自己女兒在人家當兒媳婦兒,別給她找麻煩。忍氣吞聲,照常演戲。

  過了兩期以後,譚小培覺得對姜妙香、譚富英和管事的三個人,示威已經夠了,就吩咐管事的說:“那什麼,把姜六爺的份兒,從這期起漲上去吧!以後呀,無論什麼事,都問我,不用問小老闆,他就管唱戲。”管事的當然稱是,以後都儘量躲著譚富英了,而所有後臺人員,也都拿譚富英當傀儡了;這種不近人情的事,也就是譚小培做得出來。

  從前梨園行有個壞習慣,就是抽鴉片煙,認為抽大煙能提神,還滋潤嗓子。鴉片煙倒是有一點使人暫時興奮的功效,但是它的害處卻太大了,而一般伶人,自清末以迄民國二三十年,都飲鴆止渴,樂此不疲。譚富英出科搭班唱戲不久,就抽上大煙了。其實倒不是他主動打算抽的,而是譚小培叫他抽的,名為給他滋潤嗓子,實則人一抽上大煙,就日漸懶惰,意志消沉,而也就易於駕馭驅使了,於此可見譚小培用心之深。

  在抗戰期間,淪陷區時興一種興奮針劑,名叫“蓋世維雄”,也就是荷爾蒙注射劑。價錢很貴,一針起碼一兩金子,先在京滬流行,後來也有人帶到平津。譚富英煙癮日大,相對地效用減低,就開始打“蓋世維雄”了。給他打針的西醫名王琴生,是個戲迷,很喜歡譚富英的藝術,在臺下學之不足,就走譚小培的門路,拜他為師,那麼與譚富英就誼屬兄弟了,可以常往譚家跑,聽富英吊嗓子來學戲。他給譚家一家大小看病不要錢;平平常常的藥,也白送不收費。那時候從上海往北平帶“蓋世維雄”很不容易,王琴生千方百計地給譚富英帶來,只收成本費,注射也不收費。譚小培是個愛小便宜的人,這一來把譚五爺哄得團團轉,對王琴生甚為欣賞。以後就推薦給梅蘭芳,連治病帶跨刀唱二牌老生了。

  談起梅蘭芳的二牌老生來,也很有意思,除了王鳳卿以外,都和醫生有關。一次梅在天津春和演戲,那時葆玖還小,忽染霍亂,吐瀉不止,狀甚危險。經友介紹一位時醫郭眉臣診治,一兩服藥就好了,其效如神。梅氏對郭拯救愛子,感激非常,而郭又堅不受酬。最後,梅很誠摯地對郭說:“有什麼我可以為您效勞的地方,您儘管吩咐好了。”郭眉臣才吐露心思:“我有個親戚奚嘯伯,唱老生,玩藝兒還不錯;幾時您考察考察,有機會提拔提拔。”梅一口應允。民國二十五年梅蘭芳自上海返平唱短期,二牌還是王鳳卿;但是王年事已高,只能陪梅在北平唱,出門便累不了啦。梅在北平演完了,出演天津中國大戲院,二牌就帶了奚嘯伯,以後還把他帶到上海。直到奚嘯伯走紅挑班,不能再分身陪梅出外了,梅班二牌老生就換了王琴生。

  民國十六年(1927)左右,天津日租界開了一個六層樓的百貨公司,名“中原公司”,在當時已是大型建築了。五樓設一個國劇劇場,稱為“妙舞臺”。偶爾也約京角演短期,如荀慧生、雪豔琴都演過,但以自組長班兒為經常演出政策。譚富英在搭班唱戲時期,曾搭“妙舞臺”的長班兒,演了足有兩三個月,他是頭牌老生,二牌青衣是坤伶胡碧蘭,三牌武生趙鴻林。小生陳桐雲,花臉金壽臣,小丑王少奎。

  胡碧蘭的青衣,嗓子調門很低,但是唱工規矩,《玉堂春》、《探母》這些戲都不錯,扮相也很端莊秀麗。與譚富英每天同臺,也常演對兒戲,日久兩個人漸生情愫了。胡認為譚少年英俊,又是梨園世家;譚對於胡,是初次接近異性,情竇初開,也是他第一次未成熟的戀愛。但是這種情形,不久便被譚小培發現了,認為不可。一方面監視、限制譚富英的行動;一方面合約滿了,不再續約,馬上回北平。雖然臺下歡迎,前臺打算漲包銀挽留,也沒有效。那麼是譚小培不喜歡胡碧蘭嗎?不是。以後譚富英的前後兩任太太,宋繼亭的妹妹和姜妙香的女兒,都比胡碧蘭好很多嗎?也不是。問題中心是:譚小培認為譚富英的婚姻,要由他這位家長做主,而不能聽從譚富英自由發展。回平後,馬上說定宋家的親事,以後宋氏死了,他也不久說定姜六爺的小姐為繼配,而譚富英一生中僅有一次的未成熟戀愛,也就被他爸爸給打斷了。北平的中山公園和北海公園,是很平民化的遊玩去處。門票不貴;進去以後,喝茶,甚至吃個便飯,都花不了多少錢。可以說,凡是北平人沒有沒去過這兩個地方的;而對外來的觀光客人來說,更是必遊之處了。

  譚富英挑班以後,班中同仁如哈寶山、宋繼亭、計硯芬等,看著譚富英那種精神萎靡的樣子,都有些同情而可憐他。有一次,選個晚上沒戲的日子,大家建議,陪他去逛逛公園。富英見大家好意,便提起精神來,一同前往。等到進了中山公園,看這個也新鮮,那個也沒見過,就像小孩兒進了兒童樂園一樣,興奮愉快,樂不可支。因為他除了很小時候,被爺爺帶著玩過一兩次以外,坐科富連成時候,沒有機會玩兒,出科後,入了他父親的“譚氏大監獄”,更是那兒也沒去過,這一下有如劉姥姥進入大觀園,那能不欣喜如狂呢?說來可憐,北平市民人人司空見慣的中山公園,對堂堂名伶譚富英來說,有如見所未見的西洋景,他的生活貧乏無味,就可想而知了。

  這一次中山公園逛得很滿意;不久,大家又陪譚富英逛了一次北海,他越發高興了。就在逛完北海,商量再到頤和園,或什麼地方去玩的計議未定之際,被譚小培發現了。他見譚富英的精神較前健旺一點了,一打聽,和大家出去玩過兩次,就把富英叫過來了。“你們大家去玩兒,喝茶、吃飯誰花錢哪?”富英說:“當然是我花錢了。”小培說:“哼!他們這樣架弄你,是要吃咱們呀!咱們有多少錢,供他們大夥兒樂呀?以後別再出去了。”富英只好唯唯。從此又返回監獄,連假釋的機會都沒有了。 筆者方才談過,逛公園和北海,花不了多少錢;譚富英是老闆,當然是他花錢了。人家大夥兒是好意,為的是給譚富英真正“調劑精神”,難道人家也沒在公園喝過茶,要敲譚富英的竹槓嗎?譚小培的阻止,就是不欲富英和外人接觸,要叫他永久、隨時在自己控制之下。綜上種種,譚小培對譚富英在演戲上、生活上,處處加以控制,讀者就可以很明顯地看出來,譚富英的性格,完全被他父親所塑造;而一生的命運,也是被他父親所安排了。

  北平梨園行有人調侃譚小培,編了一個笑話: “有一天,譚鑫培、譚小培、譚富英,爺兒三個坐在一起聊天兒。譚小培指著自己鼻子,對譚富英說:‘你爸爸(譚小培),不如我爸爸(譚鑫培)。’轉回頭來,又對譚鑫培說:‘你兒子(譚小培),不如我兒子(譚富英)。’言下頗為得意。” 這就是譏諷譚小培,上承父親餘蔭,下享兒子清福,而自己一輩子一事無成,可稱謔而虐了。

六、 性格與生活

大凡一個人,不論男女,不論從事哪一種工作,在年輕時候,總會有他凌雲壯志、滿懷抱負的,譚富英又何獨不然呢?

  他出科時候十八歲,未嘗不想步武前賢,排些新戲;結果行不通。未嘗不想從餘叔巖那兒,把祖父的譚派劇藝精髓學回來,克繩祖武;結果也行不通。在藝業上,他也明白從他父親那裡得不到什麼,只好就在科班所學的基礎上發揮。但是即使竭盡所能,自己又有什麼收穫呢?賺進多少錢來,不知道;財務大權全由“老老闆”執掌。自己只混個三頓飯和有限的零用錢,而生活上又處處受限制,毫無自主權利。因此,他的壯志就逐漸消沉,毫不振作,而敷衍委頓,不求上進了。這就是他為什麼也有做派、唸白根底,而在臺上不肯表現,只以賣嗓子為務的原因。他有時候也偶對自己的朋友發發牢騷:“我呀!就是唱戲機器!”言外之意可知。他的天性善良、孝行甚篤,所以甘心受他父親的控制;換了別人,早就起家庭革命了。

  他自從抽上大煙以後,愈發消極,就每天在吞雲吐霧裡來找生活樂趣,而身體也就日趨衰弱。北平在新新、長安兩個新式戲院落成以前,那些舊式園子,後臺扮戲的地方都很簡陋。以吉祥園來說,樓上只有一間小屋子,是給角兒預備扮戲的;楊小樓、荀慧生、譚富英,都是在這間屋裡。那個年頭當然沒有冷暖氣設備,夏天有個老式電扇,冬天則生個煤火爐子。

  在秋天,一般人全穿著夾衣服的時候,譚富英就穿上棉袍了。剛剛初冬,別人還穿棉袍,他的皮袍已上身,同時扮戲屋子要提前生火了。在後臺看他扮戲,你能嚇一跳,頭髮很長,面色青白,身體很瘦,真是煙鬼模樣。不過扮好了戲,臉上有彩,大煙也抽足了,上得臺去,神采栩栩,與臺下又判若兩人。凡是常聽譚富英的觀眾,都知道這種情況:他剛上臺來,嗓子還被大煙的勁兒鎖住,不大痛快,到了這出戏演完了三分之一以後,嗓子就唱開了,也就越唱越有勁兒了。以《奇冤報》為例:《行路》時的〔原板〕“人生在世名利牽……”一段,不怎麼樣。《遇害》一場的〔原板〕“好一位趙大哥真慷慨……”一段,就漸入佳境。從《討盆》的〔二黃〕〔原板〕“老丈不必膽怕驚……”一段,嗓子就全出來了。而後面的大段反二黃,更如長江大河,痛快淋漓,觀眾聽得極為過癮。戲完以後,便又奄奄一息了,下裝回家,吃宵夜,抽大煙,快天亮才睡,次日下午很晚才起,完全過一種顛倒晝夜的不正常生活。

  三十四年(1945)秋抗戰勝利,舉國騰歡。冬初,總統蔣公時任國民政府主席,赴北平視察,日程中安排有國劇晚會節目。散戲以後,蔣主席召見各名伶,慰問有加,當與譚富英談話時,說:“你唱得很好,可是要注意身體呀!健康是很要緊的。”譚富英當時對這種愛護關切,都要感激涕零了。那時國民政府的禁菸政策,早已在報上煌煌公佈,販毒、吸毒,都要處重刑的。他第二天起就力行戒菸了,同時戒菸的還有王瑤卿、王鳳卿這幾位老槍。譚富英戒菸後身體好多了,王鳳卿且變成了個小胖子。

  譚富英不但孝順,而且敬老尊賢、熱心助人。北平梨園習慣,兩位演員如果初次合演一齣戲,不論多熟的戲,必須先在後臺對一對,怕萬一彼此學的路子不一樣,而在臺上“撞”了。其實這種可能性很少,但是為了小心,不出錯,一定要對一對。可惜這種優良傳統的好習慣,現在一般年輕演員們都不注意了。藝不高而膽特大,言之可嘆!

  對戲的習慣,必然是年輕的演員去找年老的演員,資淺的演員去找資深的演員。見面先稱呼一聲,然後說:“您給我‘說’一‘說’。”梨園行話,“說”就是“教”,“說戲”就是“教戲”,也就是說“請您教教我!”這完全是謙恭的意思,對方就說:“您別客氣,咱們對一對吧!” 金少山到北平以後,譚富英有多次與他合作的機會,合作過的戲有《黃金臺》、《黃鶴樓》、《二進宮》、《失空斬》、《捉放曹》等。每一齣戲演唱以前,譚富英必然都到金少山房間裡去,先叫一聲“三叔,您給我說一說呀!”執禮甚恭,態度誠懇,這是筆者親眼得見的。 金少山的父親金秀山,與譚鑫培是同時人物,也給老譚配過戲。金少山是老金的兒子,譚富英是老譚的孫子,比金少山晚了一輩,所以稱他為“三叔”。

  馬連良因為在抗戰期間,去過一次偽“滿洲國”演戲,勝利後吃了官司,坐了牢。出獄以後,梨園同人為了慰問他,在長安劇院給他唱了一場合作戲《龍鳳呈祥》。陣容自然是馬的喬玄、魯肅了,程硯秋的孫尚香,金少山的張飛,李少春的後趙雲。當時的風氣,前邊《甘露寺》的老生主角飾喬玄,劉備由裡子老生飾演。譚富英為了捧捧師哥,自動飾全部劉備,從頭一場“過江”起就上,直唱到“回荊州”完,報上一宣佈,戲迷交相讚譽,認為機會難得。因為自他出科以來就沒這麼唱過;就是在大義務戲裡,他的劉備都是從趙雲進宮報信那一場,“回荊州”時才上的。因此訂座踴躍,上座滿堂。在甘露寺相親一場,馬連良的唸白固然精彩傳神;譚富英的唱也是卯足氣力,一句一彩。此事馬連良對他十分感激,這一上滿座,不但面子好看,收入上也增加不少。

  譚富英人雖老實,但是被壓迫急了,也有反抗的時候。在他娶妻生子以後,譚小培還是給他一定數目的月費;這點零錢並不富餘,有時候就捉襟見肘的不夠用。有一次錢不足用了,譚富英可真急了,從箱子裡把皮袍子等好衣服拿出幾件來,包一個包袱,叫老媽子拿到門房,讓聽差的送到當鋪去“噹噹”,並且嚷嚷著說:“沒有錢花呀,快去噹噹!”老媽子當然沒有那麼天真地去找聽差的“噹噹”;但是也把包袱接過來,作為證據,送到譚五奶奶屋裡去說:“小老闆沒錢用了,要‘噹噹’呢!您看怎麼辦?”譚五奶奶當然不許她找人去當,一方面把私房錢拿出一點來,送到富英屋裡去:“升格,這麼大了,怎麼還犯小孩子脾氣呀?沒有錢用,你跟我說呀!去‘噹噹’!也不怕老媽子下人笑話,真胡鬧!”連說帶哄地把包袱送回,把富英安撫住了。一方面晚上和譚小培說,下月起多給他點零錢吧,別把孩子逼得胡鬧;譚富英的待遇,這才調整。雖然“噹噹”沒成功,這個消息卻仍然被下人們傳出去了。一時“譚富英窮得要噹噹”,成了北平梨園界的笑談。

  譚富英既然不許出門逛公園,一天除了吃飯、睡覺、抽菸以外,還有許多時間,如何打發呢?那時候也沒有電視,只有聽廣播。譚富英對評書節目很感興趣,時常收聽,譚小培發現以後,就心生一計,把說評書的品正三請到家裡來,每天給譚富英說“列國”,這樣使富英精神有所寄託,好免得生事。所以譚富英對《列國演義》很熱,對各國的冷僻人名,都能朗朗上口。遇見列國冷戲的人名,演員不大清楚的時候,管事的就向他請教,富英必詳細以告,非常得意,而以“列國”權威自居。

  前文談過,譚富英的《四郎探母》在天津出過風波,是什麼風波呢?就叫“叫小番”問題。在《坐宮》的場最後,公主去盜令,下場了,四郎有四句〔快板〕的唱,第三句末尾是嘎調“叫小番”。任何人把這個嘎調唱好了,必得滿堂彩。其實,這並不全憑嗓子好,要使滑音,用點技巧,就能扶搖而上了;以譚富英嗓子之好,是綽綽有餘的。有一次,譚富英也不知怎麼緊張了,嘎調沒有上去,臺下立刻報以倒彩,有一小部分人竟離座而去,好像他買一張票,就為來聽這一句“叫小番”似的。譚富英嘎調沒有上去,當然心中慚愧惶急,於是從“出關”一場起,加倍賣力,每一段、每一句唱都卯上,而留下來的大部分觀眾就有福了。天津衛的哥兒們是熱氣的脾氣,你唱不好,馬上倒好;唱得精彩,馬上正好,仍然熱烈捧場。

  從此譚富英視《探母》為畏途。而天津觀眾就奇怪了,你如果認為譚富英《探母》的嘎調上不去,不好,那你可以不去聽啊;卻又不然,一貼《四郎探母》,即使加價,必要滿座。嘎調上不去,叫倒好,走人;但是,下次《探母》還買票去聽。在觀眾與戲院的壓力之下,在譚小培也有好處之下,譚富英是每次非唱《探母》不可,而“叫小番”成了他的心病,唱到這裡,心情必然緊張,而必然上不去,必然落倒彩,下面的戲必須特別賣力,每次唱完《探母》,就過分勞累啦!後來,總算在天津幾位愛護譚富英的朋友策劃之下,把這個問題解決啦,卻也費了一番組織功夫,動員許多人力。方法是:在演《探母》這一天,預先在樓下前排、中排、後排,和樓上前排與後排部分,各買了幾十張票。在譚富英唱到“叫小番”時候,“小”字剛開口,埋伏人員就立刻一齊大聲喝正彩,叫好。這“番”就在如雷彩聲中唱出來,上去也好,上不去也好,都埋在彩聲裡,一般觀眾都聽不出來,以為這次真上去了,也跟著叫好兒。事實上,那晚上富英的“番”字上去了,不過稍為勉強一點。但這是“叫小番”第一次沒落倒彩,他心理上的威脅解除了。此後再唱,不用護航人員,“叫小番”也平穩過關了。這次解決問題是在中國大戲院,當然院方也支持幫忙,否則票子就沒法安排得那麼平均,而譚小培在無計可施時,也就聽我們這些外行朋友的話了。

七、 結語

譚富英有四個兒子,長子譚元壽,系宋氏所生,乳名百歲,入富社六科習文武老生,在大陸被目為李少春以後之文武生人才。次子韻壽,富連成七科生,習醜。三子喜壽,榮春社學生,習武生。四子壽昌。這三個人全是姜氏所生。譚元壽之子名譚孝曾。

譚富英雖然劇藝粗枝大葉,卻仍有獨到之處。因為性格善良、懦弱,才被他父親譚小培控制了一輩子。他的未能飛黃騰達,是受父親影響。其道德風範,足可稱為一代名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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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壇舊聞錄之譚富英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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