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十幾年來，中國不斷上漲的房價引發了學術界不斷的討論。一般認為，房子不僅具有一般商品的使用屬性，即具有居住功能，而且還具有金融屬性，即投資房子可以帶來極高的資本回報率。魏博士等人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房子又是一種社會地位商品(status goods) ，具有地位屬性，即可以顯示社會地位，增加社會競爭力。
社會地位商品(status goods)，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社會學的文獻中
（詳見Veblen, 1898;Hirsch, 1977; and Frank, 1985）
這一理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釋過去五十年，為什麼美國人居住的房屋面積越來越大，越來越昂貴，儘管同時期家庭平均規模在不斷下降 (Robert Frank, 2007; Marsh, 2011) 。但是這兩者的因果關係在實證上難以得到嚴格論證，畢竟人們購買房子的決策受到眾多因素的影響，比如學區、地區犯罪率等等。我們難以區分出人們購買更大更貴的房子是為了顯示自己的社會地位，還是反之，因為社會地位帶來了附加價值。
房屋的社會地位屬性在婚姻市場（marriage market）表現地更為明顯。
對於有未婚青年的家庭來說，房屋的價值顯得更為重要，因為房屋價值也許可以增加其在婚姻市場對於異性的吸引力。
今年元旦剛過，一則“因為買不起房子，女友要求分手，1米8男人當街痛哭”的新聞就曾再次引發網民熱議。而且在婚姻市場，對於婚房的攀比已經從“有”和“無”，延伸到誰的婚房更貴更大，誰在婚姻市場就更有競爭力。對此的解釋，可能是財富可以增加一個人潛在的社會競爭力，而房屋因其物理性質比股票、銀行存款等其他形式的社會財富更為直觀，更易被關注。因此房屋價值成為了衡量婚姻市場競爭力的一個因素。但是這個假設也是很難被證實或者拒絕的，畢竟婚姻市場的競爭力是不可以被量化的。
此文章在實證分析中，巧妙地採用地區適婚男女性別比例作為問題的切入點。
近年來，全國不同地區的性別比例存在很大區別，自然的男女出生比例約為105:100，但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因為“計劃生育”和B超技術使得男嬰的出生率人為地得到提高，2015年中國大陸出生人口性別比則為113.51 ，高於聯合國設定的103至107正常值。由於不同地區執行“計劃生育” 政策的嚴格程度不同，因此地區之間也存在較大的性別比例差異，在性別比例最為不平衡的地區，該比例甚至可以達到130：100。
文章的基本假設為“在控制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性別比例越高（適婚男性比女性的比例），婚姻市場競爭越激勵，地區房屋價值越高。”實證的基本思路為，控制其他變量（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土地供應狀況，財政收入，居民平均收入，人口結構，教育水平等等），通過檢驗不同地區性別比例的差異，來檢驗不同地區單位面積房價、房屋平均面積、房屋平均總價值的差異，從而對假設做出檢驗。
通過實證檢驗，文章發現有力的證據表明住房價值隨地區性別比例的不同而變化。在婚姻市場競爭更為激烈的地區，房屋平均市場價值更高，一方面是因為房屋單位面積價格更貴，另一方面是因為房屋平均總面積更大。從數量化角度估計，在2000至2005年的五年間，性別比例從1.05上升到1.12，助推了中國城市觀測到的平均房價上漲的36％。在2003-2009年期間，性別比例不平衡可以解釋中國35個主要城市的實際房價上漲的30％-48％。作為穩健性檢驗，文章沒有發現性別比例對於租金上漲具有同房價的解釋能力，一定程度上排除了性別比例可能通過其他渠道影響房地產市場價格的可能性。
同時，該文章還發現，由於婚姻市場競爭（攀比）帶來的房屋價格上漲是低效率的，並沒有增加社會總福祉。為在婚姻市場提高自己的地位，家庭追求更大更昂貴的住房，會在一定程度上壓制居民其他生活消費，但社會總人數上，不能結婚的人群數目並不會因此改變。假設，如果所有家庭能進行協調，讓每個家庭都同意按比例減少住房需求，所有家庭都可以消費更多的非社會地位商品，且婚姻市場結果並不受到影響。
筆者認為，中國房價問題一直是一個複雜的社會問題，高房價和政府土地財政、地方GDP競標賽、教育資源等等是息息相關的，不是由某個單一因素可以解釋的。（之後有機會可以一一解釋）。
這篇文章從婚姻市場的角度，提出了住房的社會地位屬性，給高房價提出了一種的可能性，不失為一個有趣的解釋。
學術界對於房價的解釋大多為“為什麼”，我猜測對於年輕人個人而言，更為關心的是“怎麼做”，房價這麼高，我該買房嗎？房價之後會降嗎, 我應該什麼時候買房。筆者從個人觀點出發，認為如果是購買第一套剛性需求的房子，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條件下，能早買就早買。房價是漲是跌，都屬於第二套投資性購房要考慮的問題。至於文章中提到的為了增加在婚姻市場競爭力而攀比購買更大更貴的房子的行為，筆者認為不揹負房貸是生活快樂的必要而不充分條件吧，你們覺得呢？
願你們都有一所有愛的房子，春暖花開。
閱讀更多 中國房地產數據研究院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