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迦王朝》系列前幾章：
、 、 、
、、
《薩迦王朝》——止貢寺之變
止貢噶舉派自公元1179年創立以來，教法迅速弘傳。公元1215年，其創始人止貢巴· 仁欽貝曾發起過由55525名信徒組成的神山（岡仁波齊）修煉團趕赴阿里地區。
按照《直貢法嗣》的記載，當時止貢派已經擁有信徒多達14萬人。考慮到八思巴劃分十三萬戶之時，整個西藏的人口尚不足一百萬，如果其教派真有如此廣泛信眾基礎的話，那止貢派真可以稱為龐然大物。也難怪當時有民謠唱到：“山皆止貢山，壩皆止貢壩。”
很多史料都記載著，止貢和薩迦之間，歷史上便有宿怨。但我一直不是非常相信，因為即便是在止貢派蓬勃向上的時期，其教派勢力氛圍也主要在前藏地區，而薩迦派卻是一直在後藏地區深耕，這兩個教派之間並沒有多少直接的利益衝突。
雖然止貢巴· 仁欽貝所組織的神山朝聖團聲勢之浩大，足以令身處後藏的薩迦派心驚，但人家止貢派是奔著阿里古格王朝去的。阿里地區一直也不是薩迦派教法的勢力範圍，對於薩迦派也沒有多少實際意義上的影響。
止貢派強大到甚至蒙古人都開始對他動心思的程度了，公元1240年，多達那波領蒙軍進兵西藏，在旁多地方（林周縣）和噶舉派僧眾發生了流血衝突，數百名僧人被殺。不久，便抓捕了止貢派的行政首領貢巴釋迦·仁欽。
止貢貢巴的地位有點像上一節介紹的
薩迦本欽，是負責其教派俗事的首領。
多達那波的想法是以此逼迫止貢派和蒙古人合作，但被止貢京俄（止貢派的宗教領袖）婉拒，不過作為釋放釋迦·仁欽的籌碼，止貢派向蒙古人表示了臣服，他們向蒙古人獻上了前藏地區，所有裝有木門住戶的名冊[1]。
在與蒙古人的談判中，止貢京俄向多達那波推薦了薩迦班智達。止貢京俄的想法可能是將這個難題甩給薩班，讓他來背這個和蒙古人合作的黑鍋。從薩班在涼州會盟前的經歷來看，藏區人民的民族性還是很強的，薩班也一度被千夫所指。
從這個舉動其實可以看出，止貢派至少在這個時候，並沒有將薩迦派當成政治上主要的競爭對手。你很難想象，他會把主要競爭者推到蒙古人身邊去。
但這次止貢京俄估計錯了形勢，薩班不顧年老體衰毅然遠赴涼州與闊瑞會盟，薩迦派也因此成了蒙古汗國在西藏的代言人。但不久之後，止貢派峰迴路轉再次壓過了薩迦一頭。
貴由汗去世後，蒙哥汗繼位，蒙古大汗從窩闊臺系轉到了託雷系，作為貴由的兄弟闊瑞手中的權利迅速攤薄。蒙哥開始將西藏地區的土地分封給各個蒙古王公，做為西藏最強勢的教派止貢派，自然歸了蒙哥汗自己所有。
據《朗氏宗譜》記載：“此時，止貢充任烏思藏地方的頭目，貢巴釋仁（釋迦·仁欽）擔任總管。京俄扎巴迥乃委任多吉貝瓦巴為烏思(前藏)長官，洛巴勳努奔為曉波、羊卓的長官，南薩拔希為阿里三圍地區的長官，由他們負責各該地區的司法”。這時期，按照《直貢法嗣》說法，“止貢派以和平的方式統轄整個西藏。”
從這時期起，這兩個心有全藏的教派關係開始急速緊張，互相之間的齷蹉不斷。
據說，止貢派的行政官員多吉貝，因為在多年前與薩班有嫌隙，現在也藉此發作，在薩迦寺的法苑馳馬，還在用寺內大銅鍋裡的水飲馬[2]。
誰知道沒過幾年，蒙哥汗一不小心死在了釣魚城（今四川合州），忽必烈成了蒙古大汗。這下，西藏的天又翻了過來，八思巴憑藉堅定的立場，成了忽必烈最垂青的宗教領袖，薩迦派也因此再度起飛。
隨著八思巴在忽必烈的支持下，開始在全藏進行劃分十三萬戶和括戶工作，打壓止貢派便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這其中，最明顯的舉動便是把羊卓從止貢萬戶中割了出來，以及從帕竹派手中奪取了阿里地區。
止貢派噶舉派是從帕竹噶舉派中分離出來的，兩個教派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和利益關係。
止貢派當然不願意接受這種安排，從1266年(至元三年)起，連續派人去上都(開平府，當時忽必烈還沒營建大都——北京)申訴，要求中央政府裁決薩迦派的違法。他們申訴的理由是，蒙哥汗曾冊封過止貢萬戶，當時羊卓便在止貢萬戶的轄區內。
事情鬧到了蒙古斷事官面前，薩迦派也不得不應訴。他們為此派遣本欽—釋迦桑布、格西—仁欽尊追、仁波且—頓楚三人，向朝廷訴明是非，辯白曲直。
用腳趾頭想能知道官司最後的結果，忽必烈是無論如何也不會支持止貢派的。別說八思巴是他一首扶持起來，解決藏區事務的最終人選，就是當年在蒙哥汗面前，止貢派萬戶多吉貝囂張（據說，二人激烈辯論，多吉貝的唾沫都噴在了忽必烈的臉上）也讓他心裡很不爽。
不過，考慮到止貢派的勢力，忽必烈還是適當進行了調和。至少，止貢派保留了萬戶之名，總算比噶瑪噶舉派的境遇好多了[3]。
《止貢法嗣》記載，此時貢巴得到敕封而被授為萬戶長的詔旨，統轄恰、達、工布三地的大部分地方，權勢得以長足發展。
止貢派發現忽必烈是指望不上了，開始尋找能夠和忽必烈抗衡的勢力，恰巧這一時期，蒙古宗王中窩闊臺後裔的諸王，對於託雷的後裔（蒙哥、忽必烈、阿里不哥、旭烈兀都是託雷之子）奪了他們大汗之位心懷不滿，一直在忽必烈背後折騰，兩邊一拍即合越走越近。
就在這個時候，薩迦派內部爆發了貢嘎桑布之亂。這讓止貢派發現了對手內部的裂隙，更嚴重是短短几年間，八思巴和薩迦座主
仁欽堅贊（第二任帝師）相繼去世，接任的達瑪巴拉只有14歲，又是一個主少國疑的局面，這也讓止貢派感覺到有機可乘。公元1280年，達瑪巴拉接任帝師之位後，薩迦和止貢之間的齷蹉不斷。隨後止貢寺座主之位的爭奪，成了兩派間火併的引爆點。
就在達瑪巴拉成為帝師之年，止貢派的京俄居尼巴·仁欽多吉去世，其弟子扎巴益希成了續任京俄。但此時，其教派內部最有權勢的是貢止貢巴布多，扎巴益希的弟子堆普和布多發生了爭端，史稱“布多堆普之爭”。
在這場內部爭端中，堆普居於弱勢一方，於是希望聯合薩迦 來制衡布多。恰好，扎巴益希曾拜在八思巴門下學經，也算和薩迦派有段香火之情。而且，扎巴益希的外甥查扎勒瓦也是薩迦派的弟子，薩迦派當然希望能有一個親薩迦僧人成為止貢派的領袖。
在堆普的聯繫下，薩迦派便想立查扎勒瓦為止貢寺座主，這下可捅了馬蜂窩，止貢派僧人群情激奮，止貢京俄的弟弟乾脆就派人暗殺了查扎勒瓦以絕後患。
薩迦派得知此事後極為憤怒，向蒙古斷事官提起了控訴，兩派又在蒙古官員面前辯駁的口沫橫飛。最終，這場口水官司演變成了武鬥，並導致了直接的軍事對抗。
1285年(至元二十二年)，止貢貢巴袞多仁欽引西蒙古汗國的軍隊入藏，九萬蒙軍圍攻並焚燬了依附於薩迦的
甲域寺，僧主桑傑藏敦遇害。但很奇怪，史料中並沒有記載西蒙古汗國軍隊其他的軍事行動。反倒是說以薩迦本欽阿迦侖為首的駐藏蒙軍和各萬戶的軍隊，在拉堆的巴莫貝塘地方與侵略者展開了對峙。並說由於阿里西北地區下了一場罕見的大雪，3萬西部蒙古的軍隊被大雪掩埋。
這種奇怪的對峙局面持續了5年，在這段時間裡，“由於有西蒙古的軍事支持，止貢派大大增了奪取薩迦派在西藏地方領導權的信心。”以至於，止貢派的官員曾經放言：“在木門西藏，以釋仁最為尊”，並揚言要讓全西藏都成為止貢的屬民，“現在的薩迦派能夠這樣當權…是過去我們止貢派所掙下來的。”[5]
如果，薩迦本欽真的只靠駐藏蒙軍和各萬戶的力量就能支撐如此之久，我真的看不出止貢派獲勝的希望在哪裡。
公元1279年後，元朝終於從南宋的泥潭中拔出腳來。忽必烈開始對西藏地區挑戰中央政權權威舉動，做出了強硬的回應。他派遣王子鐵木兒不花率軍進藏，薩迦本欽阿迦侖帶領烏思藏的大批差役兵士配合，
據《五世達賴喇嘛傳》記載，在阿迦侖擔任薩迦本欽時，“止貢派請來上部霍爾(即西蒙古)的軍隊，向薩迦進攻。元朝皇帝忽必烈也派遣了一支由鐵木兒不花率領的蒙古騎兵，進藏援助薩迦派，與薩迦本欽阿迦侖率領的十三萬戶軍隊配合行動.一舉殲滅了上部霍爾的軍隊。”
據記載，決戰發生在江孜地方，止貢派和西蒙古汗國軍隊潰敗。止貢派的貢巴和西蒙古的王子都在戰後被處決，鐵木兒不花所部蒙古軍還先後佔領了止貢派的轄地(包括今西藏隆子、加查、朗、工布江達、曲松、桑日、措美、錯那和洛扎等縣地區)[6]。
作為對叛亂的懲罰，止貢派遭受了沉重的打擊。薩迦本欽請蒙軍攻入直貢峽谷，將止貢梯寺付之一炬，周邊1萬多僧人、信眾被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止貢寺之變”或“止貢之變”又稱“止貢林洛（意為寺院之變）”。
止貢寺被焚後，止貢法座努·多吉益西只得帶著年僅11歲的居尼·多吉仁欽及其年僅5歲的弟弟多吉傑布和執事僧們一起逃跑到工布的絨波地方。薩迦本欽阿迦侖並不想就這麼放過他們，他帶兵一路追逃，也到了工布地區，止貢派在此的屬民和領地也被薩迦派佔有[7]。
對於止貢派的打擊顯然不會僅限於烏斯藏（前後藏），在康區創建的第一座止貢噶舉派寺院——八邦寺及分寺亦先後被燒燬，復建後直接該宗為薩迦派寺院。
這時候止貢派的境遇可以用岌岌可危來形容，主寺被焚燬，大量僧人被殺，教派所屬的轄區幾乎損失殆盡，眼看著其教派便要行將就木。
但不得不說，信仰真是一種堅韌的存在。即便世俗權勢以泰山壓頂之勢碾壓在頭上，依舊不能阻擋它倔強的盛開。
就在這種境遇之下，止貢派依舊擁有虔誠的篤信者，有一個名叫日巴那波的勇士保存了止貢派最後的火種，他收攏了逃散的士兵，堅持在群山之間不斷抗爭。
在《直貢法嗣》中，對這位勇士頗多溢美之詞，說他擊敗了“侵略者”（指薩迦派和元朝軍隊），並以一種詭異的方式進行了申訴。
據說，他收攏士兵在上路上搶劫，讓被搶的商人帶著言辭激烈的申訴書去大都面見忽必烈。最終在新任“帝師”的斡旋下，元朝做出了妥協，賞賜給止貢派大量的財物，並同意復建止貢寺。
止貢派挑戰薩迦和元朝的舉動遭受了慘敗，但忽必烈確實沒有將其教派連根拔起的意思。最明顯的證據便是，止貢派萬戶的名頭一直沒有被取消，那他為什麼沒有做出這種安排呢？
首先我不太相信，是因為《直貢法嗣》記載這種申述方式獲得了效果，這種帶有威脅的申述方式，忽必烈肯定不會接受。以他的性格來說，對任何敢於挑戰其權威的人，他向來都是用棍子來講道理。
真正能夠讓他有所思考的反倒是止貢寺之變期間，西藏的民生和驛路遭到了極大的摧殘。《元史》記載，1292年(至元二十九年)九月，烏思藏宣慰司上奏:“由必裡公(止貢)反後，站驛遂絕，民貧無可供億。”元朝為此不得不調運大量的物資，來救濟西藏民眾和恢復驛路暢通。
另外止貢寺之變發生後，前後藏區的矛盾變得極為尖銳。前後藏之間一直存在著某種難以言喻的關係，這種既依存又疏離的關係，不但在蒙元時期存在，即便是在格魯派一統全藏後，在班禪和達賴之間依舊存在。很多藏文史料都將前後藏的關係，形象的比喻為“烏鴉和貓頭鷹的關係。”
而現在分別作為前後藏區的代表，薩迦和止貢之間撕破臉皮，顯然對元朝統治的穩定不利。再說了，即便是薩迦派最風生水起的時候，其教派在前藏的影響力也十分有限，噶舉派（噶瑪、帕竹、止貢、達隆、雅桑都是噶舉派的分支）一直都是前藏信仰的主流。既然不能將整個噶舉派一網打盡，那留著一個已經元氣大傷的止貢派也未嘗不是一個選擇。
止貢派在恢復了主寺後，再也無力挑戰薩迦派的權威。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薩迦派都在品嚐歲月的甘美，晴朗的後藏天空上，再也沒有一片雲朵能夠遮擋薩迦的陽光。但一直默默蟄伏的帕竹噶舉派卻在不聲不響的積蓄力量，等待他們教史上最重要的人物登場。
[1]、《西藏曆代的邊事、邊政與邊吏》_張雲；[2][6]、元代西藏_止貢之變_及相關問題考釋_張雲；[3][5]、宋元時期西藏止貢噶舉派歷史研究_楊蘭蘭；[4]、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__東嘎_洛桑赤列 陳慶英譯；[7]、《薩迦王朝的興衰》__丹曲；
閱讀更多 藏地讀行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