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認為，生命一開始就是應該屬於死神的，它操縱在死神手裡，我們要做的就是用自己的事業、自己的生活從死神那裡把它奪回來。我們要實現我們的自主權。所以我很感激生命中有寫作這件事，它雖然把我推向疾病的苦海，但它也將我拯救出來，把我拖出苦海。”
——阿乙
出現在《朗讀者》舞臺上的阿乙，身型有些微胖，鏡片後的雙目炯炯有神。他表情嚴肅，說起話來慢條斯理，說出的每個字都自有一種文采在其中，彷彿精雕細琢，一如他筆下的文字。
作為70後小說家，從2008年到2018年，阿乙以每年出版一本小說或隨筆的頻率，創造出了寫作的高峰，也捧得了一個又一個榮譽。他被稱作“最有影響力的中國中堅派作家”、“近年來最優秀的漢語小說家之一”，作品被翻譯成7種語言10個版本、海外譯本獲得英國文壇筆會獎……在這些光環背後，則是阿乙“聖徒式的寫作”。他對寫作有著一種近乎執拗的熱愛，“以命博文”似乎是他的宿命，也正是這樣的執著，讓阿乙將生命譜寫為一段傳奇。
他將生命的力量注於指尖，在鍵盤上的輕盈敲擊之下，字字句句皆是對飽含熱血與愛意的拳拳之心。
漸漸的，阿乙開始給自己打氣。在等待確診的6個月裡，他在手心寫下這樣四個字：是又怎樣。6個月後，阿乙被確診為卡斯爾門氏病。這樣一個罕見到發病率僅為幾十萬分之一的疾病擊中了阿乙，他不得不開始住院醫治。而那個時候，這部長篇小說的一半還沒有寫完。
自2013年的春天開始，阿乙的身上就多了一個標籤：重症病人。現如今雖有所好轉，但病痛依然困擾著他。也是這一場大病，讓阿乙的容貌、生活方式、性情都發生了很大改變，但唯一不變的就是他對文字和寫作的熱情。
生病之前，阿乙曾經一天24個小時都不停寫作，甚至在睡夢中都在與小說中的人物對話。抽菸、喝酒、一天只吃兩頓飯，阿乙對寫作孤注一擲。“我想寫一部讓人過目難忘的作品”，阿乙坦言自己的焦慮，在寫作這件事上，他是極致的完美主義者。
從第一個字到最後一個字，阿乙始終以一種強攻的態度在寫作，對於語言的精準，它有一種強烈的要求。他經常對自己的文字推倒重來，在那些被人稱之為內斂洗練的文字背後，是阿乙對自己無數次的否定。“寫長篇，對於那些過於認真的作者來說就像一個司機，開車卡車，做黑夜裡的長途運行。”在寫作面前，焦慮與絕望同阿乙如影隨形。
正是這種無節制的、自我損耗的寫作讓他患病。出院以後，阿乙也曾嘗試“戒掉”寫作，但當他再次打開蒙塵的筆記本電腦，觸摸到鍵盤的一瞬間，昔日關於寫作的種種又如同電影一般在腦海中回放。“死不悔改”，阿乙這樣形容自己。他的生命，好似冥冥之中就為寫作而生。
阿乙“幾乎耗盡半條命”完成了他的長篇小說，但這遠非結束的序幕。在一次新書籤售會上，阿乙曾說：“哪怕給我一個億，我也不會放棄寫作。”他把自己實實在在地交出去，放在祭壇上，交付給寫作本身。在文字面前，阿乙不認為自己是天才，但他卻是毫無疑問的苦修者，將生命的全部熱忱投入其中，以磨刀般的方式打磨每一個字句。阿乙說：“我想我死的時候，我的桌子上擺滿我的作品，這就是我的人生意義。”
從一個一眼就能看到一生模樣的縣城警察，到“最受期待的華文小說家”，阿乙用十幾年的時間實現了他自少年起便生髮的“遠方夢”與“文學夢”。在小說面前，阿乙始終覺得自己是它的僕人。在追逐細膩而靈動的故事的道路上，阿乙無數次告訴自己：我這條命就是為文學準備的。
在《陽光猛烈，萬物顯形》裡，阿乙這樣寫道：每一個選擇了孤獨的人，都走在少有人的路上。阿乙正是如此，以對待生命同樣的忠誠和熱情對待小說，忠貞不渝，步履不停。
他朗讀了史鐵生的《我與地壇》，以此獻給在寫作道路上引領支持和幫助我的人。“每一步每一步，其實一步步都是走在回去的路上。但是太陽，它每時每刻都是夕陽也是旭日。”
文學家左拉曾這樣說道：“生活的道路一旦選定，就要勇敢地走到底，決不回頭。”阿乙正是這樣，在寫作的世界裡，文字具有跨越生死的力量，將生命的寬度與厚度延展開來。
史鐵生《我與地壇》（節選）
因為這園子，我常感恩於自己的命運。
我甚至現在就能清楚地看見，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長久地離開它，我會怎樣想念它，我會怎樣想念它並且夢見它，我會怎樣因為不敢想念它而夢也夢不到它。
現在讓我想想，十五年中堅持到這園子來的人都是誰呢?好像只剩了我和一對老人。
十五年前，這對老人還只能算是中年夫婦，我則貨真價實還是個青年。他們總是在薄暮時分來園中散步，我不大弄得清他們是從哪邊的園門進來，一般來說他們是逆時針繞這園子走。男人個子很高，肩寬腿長，走起路來目不斜視，胯以上直至脖頸挺直不動；他的妻子攀了他一條胳膊走，也不能使他的上身稍有鬆懈。
女人個子卻矮，也不算漂亮，我無端地相信她必出身於家道中衰的名門富族；她攀在丈夫胳膊上像個嬌弱的孩子，她向四周觀望似總含著恐懼，她輕聲與丈夫談話，見有人走近就立刻怯怯地收住話頭。我有時因為他們而想起冉阿讓與柯賽特，但這想法並不鞏固，他們一望即知是老夫老妻。兩個人的穿著都算得上考究，但由於時代的演進，他們的服飾又可以稱為古樸了。他們和我一樣，到這園子裡來幾乎是風雨無阻，不過他們比我守時。我什麼時間都可能來，他們則一定是在暮色初臨的時候。颳風時他們穿了米色風衣，下雨時他們打了黑色的雨傘，夏天他們的襯衫是白色的褲子是黑色的或米色的，冬天他們的呢子大衣又都是黑色的，想必他們只喜歡這三種顏色。他們逆時針繞這園子一週，然後離去。
他們走過我身旁時只有男人的腳步響，女人像是貼在高大的丈夫身上跟著漂移。我相信他們一定對我有印象，但是我們沒有說過話，我們互相都沒有想要接近的表示。十五年中，他們或許注意到一個小夥子進入了中年，我則看著一對令人羨慕的中年情侶不覺中成了兩個老人。
曾有過一個熱愛唱歌的小夥子，他也是每天都到這園中來，來唱歌，唱了好多年，後來不見了。他的年紀與我相仿，他多半是早晨來，唱半小時或整整唱一個上午，估計在另外的時間裡他還得上班。我們經常在祭壇東側的小路上相遇，我知道他是到東南角的高牆下去唱歌，他一定猜想我去東北角的樹林裡做什麼。我找到我的地方，抽幾口煙，便聽見他謹慎地整理歌喉了。他反反覆覆唱那麼幾首歌。文化革命沒過去的時侯，他唱“藍藍的天上白雲飄，白雲下面馬兒跑……”我老也記不住這歌的名字。文革後，他唱《貨郎與小姐》中那首最為流傳的詠歎調。“賣布——賣布嘞，賣布——賣布嘞！”我記得這開頭的一句他唱得很有聲勢，在早晨清澈的空氣中，貨郎跑遍園中的每一個角落去恭維小姐。
“我交了好運氣，我交了好運氣，我為幸福唱歌曲……”然後他就一遍一遍地唱，不讓貨郎的激情稍減。依我聽來，他的技術不算精到，在關鍵的地方常出差錯，但他的嗓子是相當不壞的，而且唱一個上午也聽不出一點疲憊。太陽也不疲憊，把大樹的影子縮小成一團，把疏忽大意的蚯蚓曬乾在小路上，將近中午，我們又在祭壇東側相遇，他看一看我，我看一看他，他往北去，我往南去。日子久了，我感到我們都有結識的願望，但似乎都不知如何開口，於是互相注視一下終又都移開目光擦身而過；這樣的次數一多,便更不知如何開口了。終於有一天——一個絲毫沒有特點的日子，我們互相點了一下頭。他說：你好。”我說：“你好。”他說：“回去啦?”我說：“是，你呢?”他說：“我也該回去了。”我們都放慢腳步(其實我是放慢車速)，想再多說幾句，但仍然是不知從何說起，這樣我們就都走過了對方，又都扭轉身子面向對方。
他說：“那就再見吧。”我說：“好，再見。”便互相笑笑各走各的路了。但是我們沒有再見，那以後，園中再沒了他的歌聲，我才想到，那天他或許是有意與我道別的，也許他考上了哪家專業文工團或歌舞團了吧?真希望他如他歌裡所唱的那樣，交了好運氣。
還有一些人，我還能想起一些常到這園子裡來的人。有一個老頭，算得一個真正的飲者；他在腰間掛一個扁瓷瓶，瓶裡當然裝滿了酒，常來這園中消磨午後的時光。他在園中四處遊逛，如果你不注意你會以為園中有好幾個這樣的老頭，等你看過了他卓爾不群的飲酒情狀，你就會相信這是個獨一無二的老頭。他的衣著過分隨便，走路的姿態也不慎重，走上五六十米路便選定一處地方，一隻腳踏在石凳上或土埂上或樹墩上，解下腰間的酒瓶，解酒瓶的當兒迷起眼睛把一百八十度視角內的景物細細看一遭，然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倒一大口酒入肚，把酒瓶搖一搖再掛向腰間，平心靜氣地想一會什麼，便走下一個五六十米去。還有一個捕鳥的漢子，那歲月園中人少，鳥卻多，他在西北角的樹叢中拉一張網，鳥撞在上面，羽毛戧在網眼裡便不能自拔。他單等一種過去很多面現在非常罕見的鳥，其它的鳥撞在網上他就把它們摘下來放掉，他說已經有好多年沒等到那種罕見的鳥，他說他再等一年看看到底還有沒有那種鳥，結果他又等了好多年。早晨和傍晚，在這園子裡可以看見一箇中年女工程師；早晨她從北向南穿過這園子去上班，傍晚她從南向北穿過這園子回家。事實上我並不瞭解她的職業或者學歷，但我以為她必是學理工的知識分子，別樣的人很難有她那般的素樸並優雅。當她在園子穿行的時刻，四周的樹林也仿拂更加幽靜，清淡的日光中竟似有悠遠的琴聲，比如說是那曲《獻給艾麗絲》才好。我沒有見過她的丈夫，沒有見過那個幸運的男人是什麼樣子，我想象過卻想象不出，後來忽然懂了想象不出才好，那個男人最好不要出現。她走出北門回家去。
這些人現在都不到園子裡來了，園子裡差不多完全換了—批新人。十五年前的舊人，現在就剩我和那對老夫老妻了。有那麼一段時間，這老夫老妻中的一個也忽然不來，薄暮時分唯男人獨自來散步，步態也明顯遲緩了許多，我懸心了很久，怕是那女人出了什麼事。幸好過了一個冬天那女人又來了，兩個人仍是逆時針繞著園子定，一長一短兩個身影恰似鐘錶的兩支指針；女人的頭髮白了許多，但依舊攀著丈夫的胳膊走得像個孩子。“攀”這個字用得不恰當了，或許可以用“攙”吧，不知有沒有兼具這兩個意思的字。
我也沒有忘記一個孩子——一個漂亮而不幸的小姑娘。十五年前的那個下午，我第一次到這園子裡來就看見了她，那時她大約三歲，蹲在齋宮西邊的小路上撿樹上掉落的“小燈籠”。那兒有幾棵大梨樹，春天開一簇簇細小而稠密的黃花，花落了便結出無數如同三片葉子合抱的小燈籠，小燈籠先是綠色，繼爾轉白，再變黃，成熟了掉落得滿地都是。小燈籠精巧得令人愛惜，成年人也不免撿了一個還要撿一個。小姑娘咿咿呀呀地跟自己說著話，一邊撿小燈籠；她的嗓音很好，不是她那個年齡所常有的那般尖細，而是很圓潤甚或是厚重，也許是因為那個下午園子裡太安靜了。我奇怪這麼小的孩子怎麼一個人跑來這園子裡?我問她住在哪兒?她隨便指一下，就喊她的哥哥，沿牆根一帶的茂草之中便站起一個七八歲的男孩，朝我望望，看我不像壞人便對他的妹妹說：“我在這兒呢”，又伏下身去，他在捉什麼蟲子。他捉到螳螂，螞蚱，知了和蜻蜒，來取悅他的妹妹。有那麼兩三年，我經常在那幾棵大欒樹下見到他們，兄妹倆總是在一起玩，玩得和睦融洽，都漸漸長大了些。之後有很多年沒見到他們。我想他們都在學校裡吧，小姑娘也到了上學的年齡，必是告別了孩提時光，沒有很多機會來這兒玩了。這事很正常，沒理由太擱在心上，若不是有一年我又在園中見到他們，肯定就會慢慢把他們忘記。
那是個禮拜日的上午。那是個晴朗而令人心碎的上午，時隔多年，我竟發現那個漂亮的小姑娘原來是個弱智的孩子。我搖著車到那幾棵大欒樹下去，恰又是遍地落滿了小燈籠的季節；當時我正為一篇小說的結尾所苦，既不知為什麼要給它那樣一個結尾，又不知何以忽然不想讓它有那樣一個結尾，於是從家裡跑出來，想依靠著園中的鎮靜，看看是否應該把那篇小說放棄。我剛剛把車停下，就見前面不遠處有幾個人在戲耍一個少女，作出怪樣子來嚇她，又喊又笑地追逐她攔截她，少女在幾棵大樹間驚惶地東跑西躲，卻不鬆手揪卷在懷裡的裙裾，兩條腿袒露著也似毫無察覺。
我看出少女的智力是有些缺陷，卻還沒看出她是誰。我正要驅車上前為少女解圍，就見遠處飛快地騎車來了個小夥子，於是那幾個戲耍少女的傢伙望風而逃。小夥子把自行車支在少女近旁，怒目望著那幾個四散逃竄的傢伙，一聲不吭喘著粗氣。臉色如暴雨前的天空一樣一會比一會蒼白。這時我認出了他們，小夥子和少女就是當年那對小兄妹。我幾乎是在心裡驚叫了一聲，或者是哀號。世上的事常常使上帝的居心變得可疑。小夥子向他的妹妹走去。少女鬆開了手，裙裾隨之垂落了下來，很多很多她撿的小燈籠便灑落了一地，鋪散在她腳下。她仍然算得漂亮，但雙眸遲滯沒有光彩。她呆呆地望那群跑散的傢伙，望著極目之處的空寂，憑她的智力絕不可能把這個世界想明白吧?大樹下，破碎的陽光星星點點，風把遍地的小燈籠吹得滾動，彷彿暗啞地響著無數小鈴擋。哥哥把妹妹扶上自行車後座，帶著她無言地回家去了。
無言是對的。要是上帝把漂亮和弱智這兩樣東西都給了這個小姑娘，就只有無言和回家去是對的。
誰又能把這世界想個明白呢?世上的很多事是不堪說的。你可以抱怨上帝何以要諸請多苦難給這人間，你也可以為消滅種種苦難而奮鬥，併為此享有崇高與驕傲，但只要你再多想一步你就會墜人深深的迷茫了：假如世界上沒有了苦難，世界還能夠存在麼?要是沒有愚鈍，機智還有什麼光榮呢?要是沒了醜陋，漂亮又怎麼維繫自己的幸運?要是沒有了惡劣和卑下，善良與高尚又將如何界定自己又如何成為美德呢?要是沒有了殘疾，健全會否因其司空見慣而變得膩煩和乏味呢?我常夢想著在人間徹底消滅殘疾，但可以相信，那時將由患病者代替殘疾人去承擔同樣的苦難。如果能夠把疾病也全數消滅，那麼這份苦難又將由(比如說)像貌醜陋的人去承擔了。就算我們連醜陋，連愚昧和卑鄙和一切我們所不喜歡的事物和行為，也都可以統統消滅掉，所有的人都一樣健康、漂亮、聰慧、高尚，結果會怎樣呢?怕是人間的劇目就全要收場了，一個失去差別的世界將是一條死水，是一塊沒有感覺沒有肥力的沙漠。
看來差別永遠是要有的。看來就只好接受苦難——人類的全部劇目需要它，存在的本身需要它。看來上帝又一次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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