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是第一個發現沈從文文學才氣的人，在初到北京的歲月裡，給予他畢生難忘的溫暖。
“撞大運的信”
1924年11月12日，北京大學28歲的統計學講師郁達夫，收到了一封陌生青年的來信。信中口吻無助而悲哀，一位四處碰壁、無法找到出路的失業的浪人，在北京的風沙中向他發出求助：“我希望在先生面前充一個僕歐。我只要生！我不管如何生活方式都滿意！我願意用我手與腦終日勞作來換每日低限度的生活費。我願……我請先生為我尋一生活法。”
出於一種好心的好奇，接到來信的郁達夫，按信中所留地址，一路找到北大旁邊沙灘一帶銀閘衚衕慶華公寓一個由貯煤間改造而成、僅可容膝的小客房。在這間被它的主人稱作“窄而黴小齋”的小屋裡，此刻坐著瑟瑟發抖的青年，正是那位從湘西軍中到北京來尋找理想已經兩年多的沈從文。看到這幅景象，郁達夫覺得什麼話也說不出，隨手把自己的圍巾摘下，給他圍上。兩人聊了會兒天，時間眼看中午，郁達夫拿出五塊錢請他在附近吃了頓飯，臨走前把剩下的三塊多送給他，便回學校上課去了。
福建省福州市于山風景區的郁達夫紀念館。1936~1938年，郁達夫曾任福建省政府參議、公報室主任
當天晚上，心緒難平的郁達夫，在桌上攤開信紙，開始給白天見到的這位青年寫一封公開信，那就是幾天後發表在《晨報副刊》上的《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在信裡，郁達夫以激越的口氣，指出在當時社會，像他這樣的青年完全沒有出路，試圖通過求學讀書找出路只是一種迷夢：“像你這樣一個白臉長身，一無依靠的文學青年，即使將麵包和淚吃，勤勤懇懇的在大學窗下住它五六年，難道你拿畢業文憑的那一天，天上就忽而會下起珍珠白米的雨來的麼？”郁達夫給他開列的出路，是革命、回老家、當兵或者做賊，而要做賊，不妨便從自己那裡開始。
剛到北京時，沈從文的想法是先考個大學讀幾年書。由於基礎太差，他先後報考過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等國立大學，均告失敗。後來好不容易被中法大學錄取，28元的膳宿費又籌措不到，只好作罷。儘管“半工半讀”的計劃遭遇擱淺，但沈從文仍得感謝在農大就讀的表弟黃村生，把他從前門附近楊梅竹斜街的酉西會館，帶到沙灘附近的公寓中。比起會館周圍繁榮的商業氛圍，沙灘這裡不僅毗鄰北京大學的紅樓，而且與北海公園、故宮博物院、東安市場、中山公園等相距不遠，代表的正是北京新的文化的空間。從會館到公寓，正如學者姜濤所說，沈從文的選擇恰好吻合於北京城市格局的轉變，使他接近了正在生成的文化秩序。
當時在北大周圍的沙灘、北河沿一帶大大小小的公寓中，雖有正式在冊的學生，更多卻是像沈從文那樣的北漂青年。不久，沈從文就認識了不少和他一樣住在附近的旁聽生，這批朋友正是郁達夫筆下的文學青年，至少包括劉夢葦、黎錦明、王三辛、陳煒謨、趙其文、陳翔鶴、馮至、左恭、楊晦、蹇先艾等人。
雖然有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但迫在眉睫的吃飯問題依然困擾著沈從文。為了謀生，他開始拿起筆，從標點符號開始學習寫作。但要在有限的報紙版面上掙得一席之地，對那時的沈從文並不容易。在各種傳記中經常提起的，關於沈從文勤奮寫作卻屢遭拒絕的一件事例是，當時的《晨報副刊》主編孫伏園曾當眾把沈從文投來的一大摞作品連成一長條，開玩笑道：這是某某大作家的作品！然後將其揉成一團，扔進廢紙簍。據沈從文後來估計，自己早期作品中的三分之一就是這樣被扔掉的。就這樣捱到了1924年的冬天，窮苦無告的沈從文不得不提起筆向當時北京城的成名作家逐個寫求助信。郁達夫是唯一收到信後來看他的人。
沈從文後來把這種信，稱為“撞大運的信”。成就他與郁達夫這段傳奇交往的這封信，在當時當然是撞大運。“一方面，你可以說他心好，一個有名的作家看人家來的信，很不容易。另一方面，自1923年寫作《蔦蘿行》之後，郁達夫一段時間寫的都是孤苦伶仃的零餘者，對這種狀況非常關心。《給一個文學青年的公開狀》，實際上就是揭露社會，對於一個北漂青年的關心。”學者許子東說。在他看來，如果沈從文是在1927年或1928年給郁達夫寫信，對方估計就不會理他了。因為1924年的郁達夫還是一個以頹廢著稱的憤青作家，不像1927年遇到王映霞以後，整個變了一個人，開始寫有名士氣的遊記。
同是天涯苦悶人。郁達夫的公開信發表後，在青年讀者中產生強烈共鳴。一位叫彭基相的青年學生讀後撰文說：“我讀了鬱先生這一段順筆寫來的公開狀，叫我要發狂了。……啊！麵包問題！啊！麵包問題！最後我還相信只有多數無麵包吃的人，來聯合起來，解決這個麵包問題。”
郁達夫式的悲哀
在最初寫作的散文、小說中，沈從文還未熟練使用湘西那個對他來說用之不盡的豐富寶庫，他感傷頹廢的筆觸，指向的更多是以自己的生活為藍本的都市零餘者。不用說，郁達夫式的憤懣與病態，成為他這類寫作的一個範本。
郁達夫精通日語、德語、英語多門外語，在日本留學期間曾閱讀大量外國名著。而在他留學期間，那種挖掘作家內心世界、描寫變態性心理的“私小說”正是大正年間的文學主流，郁達夫不可能不受其影響。不過在許子東看來，郁達夫即使是描寫變態心理的小說，也多將原因訴諸社會不公、國家積弱，不像完全不關注社會背景的私小說傳統。“郁達夫的小說中，私小說是他的衣服，身份是零餘者，就是屌絲，靈魂還是盧梭的法國浪漫主義。”
在國內，許多青年作家都受到郁達夫那種真率暴露的寫作風格的影響，等日後在大學教授現代文學時，沈從文曾總結道：“郁達夫那自白的坦白，彷彿給一切年輕人一個好機會，這機會是用自己的文章，訴於讀者，使讀者有‘同志’那樣感覺。這感覺是親切的。”
郁達夫（1896~1945），現代作家，新文學團體“創造社”的發起人之一
在《秋柳》這部自敘傳色彩濃郁的小說中，主人公鬱質夫把進出妓院視為對封建道德的蔑視與反叛，他甚至公開宣佈：“我教員可以不做，但是我的自由卻不願意被道德來束縛。”一個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賀玉波，由於讀了郁達夫的小說《秋柳》，不僅去了八大胡同，而且還以自己幾個月所得的經驗寫成一篇小說《同命鳥》。
沈從文還沒有那麼瘋狂。金介甫仔細研究了沈從文的早期小說，他發現“這些作品中人物的苦惱計有：性的飢渴、手淫、失眠、結核病，精神疲憊和偏執狂。就是說，郁達夫作品人物的諸般雜症，除了賭錢、嫖妓、酗酒之外，在沈的作品中幾乎照單全收。沈從文作品中的青年總是很窮，因而沒有財力精力幹缺德的壞事。青年想願的東西既辦不到、又忘不了，只好晚上失聲痛哭，進入夢鄉，心情不能保持片刻寧靜”。
沈從文早期作品中帶有自傳色彩的主人公，往往是寄居在狹窄公寓中的貧困青年，要麼在公寓中無望地閱讀和寫作，要麼遊蕩於街道，形隻影單地穿行於鬧市中，窺視幻想著自己心目中的年輕女子。姜濤曾用“公寓困守”與“街道漫遊”來概括這類人物的行為模式，如果說在《一封未曾付郵的信》《遙夜》《狂人書簡》《絕食以後》《重君》等作品中，讀者遭遇的是公寓中的眼淚與幻想，那麼《到北海去》《用A字寫下的故事》《一天是這樣度過的》《老實人》《怯漢》則表現為一個自卑猥瑣的漫遊者，用沈從文自己的命名來說，就是比電車痴漢更加膽小的“怯漢”。
兩條不交匯的河流
郁達夫是第一個發現沈從文文學才氣的朋友，但在上世紀20年代初那短暫的交集之後，兩人卻並未像徐志摩與沈從文一樣，建立起更密切的關係。
1927年4月，隨著南京國民政府的成立、北洋軍閥對北方日益嚴密的控制，全國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發生南移，《現代評論》、北新書局都已遷入上海。魯迅正是在這年1月離開北京，在中山大學短暫任教後，正式遷居上海。郁達夫則在一年前到廣州大學擔任文科教授，一面教書，一面參加創造社的活動，不久受成仿吾等人的委託，辭去教職，專程到上海整理創辦報社出版社的事情。上海成了新的文化中心。
沈從文在1928年1月初抵達上海，在那裡，有他所熟悉的一幫舊友：圍繞在《現代評論》雜誌與新月書店周圍的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等“新月派”作家。在沈從文1930年去青島大學教書、郁達夫1933年偕妻子王映霞移居杭州之前，兩人在上海有兩年多的交集，但從留下來的資料看，卻少有過從。許子東認為，兩人在20年代後期以後，無論從人事交集，還是政治傾向上，都漸有差異，聯繫自然減少。
在中國現代作家中，僅以性情而論，郁達夫絕對是獨一份的存在，他大概是唯一一個既屬創造社同仁，又與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維持不錯關係，同時還與魯迅在內的“左聯”諸人關係良好的現代作家。早在北京期間，郁達夫便常常去魯迅家中做客，兩人關係非常要好，原因正在於郁達夫為人真誠，沒有魯迅所謂的“創造嘴臉”。
同時，郁達夫骨子裡還是一個個人主義者，相信文學的獨立性，不願意文學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正因如此，即使在1930年作為被團結的對象被吸收進入左聯，但不久即因為他不願擔負空名而脫離左聯。也正是在這一點上，郁達夫與胡適、徐志摩等現代評論派、新月派人物有共同之處。
然而，在20年代末那個激進年代中，分屬不同群體，選擇的隔膜不言而喻，無論是沈從文與郁達夫，還是沈從文與丁玲的關係，都可大致作如此理解。
沈從文結識徐志摩後，詩人便常常帶領沈從文參加詩歌朗誦會，不久，他便進入了包含徐志摩、胡適、梁實秋、林徽因等人在內的京派文人圈。在夏志清與許子東等研究者看來，沈從文進入京派文人圈，除了對他才華的欣賞，也含有壯大集團隊伍的考慮，因為，這些京派作家中不乏成名的詩人與學者，卻獨缺可與左翼小說抗衡的小說家。而在當時，“沈從文寫的小說材料很新鮮，就像鄉下拿來的水果沒有經過加工，跟左翼反映農村苦難、階級鬥爭的小說，包括魯迅等人的鄉土小說都不一樣”。
事實上，到30年代中期，沈從文已經成為京派作家的重鎮。而與左聯相離合的郁達夫，在杭州與王映霞過了幾年的安逸生活後，全面抗戰爆發後，很快投入到為抗戰服務的大潮中，寫了大量宣傳抗日救國的文章。
1942年2月4日，孑然一身的郁達夫離開戰雲籠罩的新加坡，撤退到荷屬蘇門答臘，他生命旅程的最後三年，便在那個位於蘇門答臘西部名叫巴爺公務的南洋小鎮度過。他被迫在日本人的憲兵部當過翻譯，也開過酒廠，在真實身份暴露前一直化名趙廉。1945年8月29日，後來據曾與郁達夫一起流亡蘇門答臘的胡愈之回憶，郁達夫在家中被幾個素不相識的青年拿著一封信誘騙走，隨後被日本憲兵殺害。
（本文寫作參考曾華鵬、範伯群著《郁達夫評傳》、張新穎著《沈從文的前半生》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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