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蘭、以色列，這兩個袖珍型的國家，自然資源匱乏，創業數量和創造能力卻在世界遙遙領先。反觀中國，學生們的學習時間長、知識多，卻沒什麼創造力。經歷過高考的我們，往往在走出校園的一刻放下了所有的書本，完全不能做一個終身學習者。而這兩個國家，在教育體系內就著重培養孩子們的學習興趣。
在全球版圖上，以色列和芬蘭兩個國家是兩個非常神奇的存在。
1. 國家很小
以色列面積只有兩個北京市那麼大， 人口只有800多萬（跟東莞人口差不多）。而芬蘭人更少，只有546萬。
2. 生存環境惡劣，沒有多少自然資源
以色列國土60%是沙漠，不要說自然資源，連淡水都十分匱乏。而且周邊是眾多曾經與其打過五次中東戰爭的阿拉伯國家，虎視眈眈。芬蘭地處偏僻的北歐苦寒之地，除了森林之外再也沒有更多自然資源。
儘管先天條件如此惡劣，但在近年席捲全球的創業浪潮中，這兩個國家表現卻是十分搶眼。
以色列，是除美國以外擁有最多納斯達克上市的企業數量的國家。其數量超過了加、歐、日、韓的總和。
以色列是全球國民人均研發支出最多的國家，也是研發經費高佔GDP比例最高的國家(4.2%)。比美國還要多。
芬蘭的科技企業，傳統上給人印象中只有諾基亞一家。但其實從90年代開始，芬蘭的創業運動便風起雲湧。芬蘭的大公司不是很多。在諾基亞倒下之後，許多高技術人員流入了創業市場。
芬蘭擁有世界第一的人均初創企業數。
直接原因：良好的支持環境
總結這兩個如此袖珍的國家，為何能如此富有創造力。最直接的原因，無疑因為他們良好的創業支持環境。
以色列的成功，要歸功於軍隊的培養體制。而芬蘭的崛起，諾基亞時期留下的技術、人才遺產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以色列。跟其他國家不一樣，以色列的年輕人在高中畢業後不是直接上大學，而是去參軍。以色列國防軍(IDF)中的高科技單位(比如：8200情報部隊)相當於中國的北大、清華，或者美國的哈佛、MIT。
最優秀的以色列高中生往往以進入這些部隊為努力目標。而這些優秀的年輕人在幾年的軍旅生涯中，將會得到多學科背景的學術培養，從而迅速掌握IDF的尖端科技。
更可貴的是，IDF不禁止甚至鼓勵退伍軍人將這些技術用來創業。由此，IDF成了以色列最大的創業孵化器。以色列大量的創業者出自於軍隊，甚至出現一個軍營寢室中10個戰友都創業成功，平均市值5億美金的奇蹟（出自Wix創始人Abrahami）。
芬蘭。諾基亞曾經一度是芬蘭最大的驕傲，2001年諾基亞成為全球市值第三大的公司，貢獻了芬蘭25%的出口額。諾基亞倒下之後，芬蘭經濟一度陷入了困境。
或許就是福禍相倚的道理，今天芬蘭全國興盛的創業運動，就要拜諾基亞失敗所賜。諾基亞從90年代起領導全球移動通信技術近20年，內部積累了大量的先進技術。
在諾基亞即將倒下的最後時刻，諾基亞和芬蘭政府啟動了「橋樑」(Bridge)孵化計劃，鼓勵諾基亞前員工將內部技術無償用於創業，還給予了資金上的扶持。毫無疑問，這樣的優質創業環境對芬蘭創業者的成功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深層原因：人力資源
但光是從創業環境來總結他們成功的原因，或許過於膚淺。世界上扶持創業的國家不少，在科學技術上領先的國家也不少，但能成功孵育出如此濃郁創業氛圍的卻屈指可數。
創業的核心是人，或許要從如何培養人，提升人力資源的角度去探究他們成功的原因。在這方面，這兩個國家都有非常出色的表現，或許能給我們更深層的啟發。
但或許正是因為自然資源的匱乏，以色列和芬蘭更重視人力資源的發掘和培養。
從教育的成就上來說，猶太人包攬了25%的諾貝爾獎。以色列僅僅800多萬人口，卻有4所世界頂尖的大學。
——我們或許也有一些“好”大學，但若考慮我們的龐大人口總量，其實是值得汗顏的。
芬蘭。讓芬蘭教育揚名全球的是1999年的PISA測試。PISA測試是經合組織發起的一項全球各國基礎教育水平橫向測試，主要對接近完成基礎教育的15歲中學生進行閱讀、數學、科學知識的測試。
芬蘭從2001年開始參加PISA測試，在全球60多個國家中名列第一，遠遠超過美國、加拿大、英國等發達國家。
這兩個國家優秀的教育成果，除了因為先進的學校教育之外，更是因為全體國民良好的學習習慣。在各種閱讀量調查中，以色列都是全球人均讀書量最多的國家。
我看到差距最大的一個調查數據上說，中國人均讀書僅4.3本，以色列64本。
而芬蘭，是世界上圖書館密度最大的國家之一，平均每2000多人就有一個圖書館。芬蘭也是圖書館利用率最高的國家，平均每位公民每月至少光顧一次。
國民教育的顛覆式創新
當我們將兩國的創新能力歸因於他們的教育體系時，我們似乎不能解釋這樣一個現象：世界上有好多國家，特別是東亞國家，教育水平也很高，但創新能力並不是特別強。典型的有如：新加坡、韓國和日本。
這三個國家都在PISA測試中取得很高的排名，但創新能力卻很弱。這些國家的經濟主要由那些成立時間在50年以上的大公司控制著，但初創的小企業數量既少也不成氣候。
在這裡，我想借用哈佛大學克里斯坦森教授的顛覆式創新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在市場競爭中，隨著時間的推移，市場上現有產品在持續改進、更新換代，其性能指標會逐漸提升。
就像大家所熟知的摩爾定律——CPU的性能指標運算速度每18個月翻一番。如下圖一樣：
性能指標提升
但產品在性能指標上的持續進步，總有一天會導致性能過剩(Over qualified)。即產品的這一項性能指標的進步，再也不會引起消費者的關注，消費者越來越不原因為超出其需求的性能付出額外的價錢。
就像90年代，大家都很關心PC的更新換代，286/386/486……每一代CPU的推出都能引發消費者的關注。但今天，大部分電腦的CPU都已經極其強大，也很難獲得消費者的關注了。
性能過剩
這時候，消費者的注意力往往會從這項性能指標上移開，轉而關注產品的其他指標，比如輕便、小巧或易用等。
顛覆式創新理論講的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新的廠商/產品若能捕捉到消費者的這一變化，在新的指標上滿足消費者需求，往往會引發顛覆式創新，導致產業格局的巨大變化。
就像Intel在CPU的運行速度上執牛耳40多年，但到了移動互聯網時代，大家需要的不再是那些運行快但功耗大的CPU，反而ARM的CPU雖然運行速度較慢，但極大地降低了功耗，對整個CPU市場造成了巨大的顛覆。
在國民教育領域也是如此。現代教育制度起源於18世紀的普魯士人手上。其特徵是：國家（通常是中央政府）指定教學大綱、教科書、核心科目，舉國上下不分學生的興趣、稟賦、條件，學一樣的內容，考一樣的試卷。
這種標準化的教學和考試，有沒有用呢？有用。其性能指標一直在不斷進步著。
心理學上有一個弗林效應。通過大量（64萬份）智商測驗的數據分析，現代人的平均智商每10年會提升3個百分點。雖然其原因尚沒有定論，但大部分學者認為這個跟現代教育體系的影響有很大關係。
弗林效應
在中國，綜合各地報紙上的報道，我們會發現，現在小學一年級新生的識字量的逐年提升。很多地方的小學生識字量最近 5 年翻了一番。
2013年10月14日，《南京日報》：
遊府西街小學一年級共有新生384人，認識2000字以上的有34人(9%)，1000字以上的124人(32%)，500字以下的182人(47%)。調查已經做了4年，從平均數看孩子的識字量呈現遞增趨勢，去年的平均值是650字(今年790字)。
2013年08月28日，《遼瀋晚報》：
瀋陽市珠江五校的一位老師回憶，幾年前帶一年級的學生時，好多孩子的認字量在200個左右。現在孩子的識字量普遍增加，能達到四五百個。
2013年08月26日，《錢江晚報》：
包老師上一次教一年級，是在5年前，在她的印象中，當時新生的平均識字量不到現在的一半。現在一年級新生的識字量比以前多多了。最近5年，尤其明顯。
但這樣的標準化的教學和考試有沒有問題呢？答案也是肯定的：
1. 性能過剩，學而無用
拿中國來說，中國大部分學生學的數學知識都遠超全球其他國家。
哪怕是PISA測驗中排名第一的芬蘭，其七年級(初一)學生的數學知識難度只大概相當於中國小學三年級的難度。
我相信大部分中國人都曾經懷疑過，自己學了那麼多高深的數學，到底有什麼用呢？可能有些人會說，雖然不一定有用，但學習數學可以鍛鍊邏輯思維。可就像韓寒當年反駁的，看偵探小說也能鍛鍊邏輯思維啊。
對核心科目(閱讀、數學、科學)的過度投入造成的惡果還體現在這些對核心科目的過度投入擠佔了那些一樣對學生未來生活有用的科目——且不說音樂、美術、體育之類「虛」的科目了。
像邏輯學、經濟學、心理學……這樣的學問，在現代生活中的意義遠大於線性代數。
再比如像駕駛、烹飪、搜索(沒錯，就是用搜索引擎搜索。很重要，但很多人不會)……這樣的實用技能更不可能在學校學到。
當然這個問題不僅是中國存在。美國的有教無類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迫使很多學校從社會研究、藝術與音樂等科目中竊取時間，只為了學生能在州級測驗中取得更好的成績。
為了增強核心科目表現，在課程大綱和授課時數中提升核心科目的佔比，已經成為全球性蔓延的趨勢。
2. 扼殺學生的內在動機
心理學有個「自我決定論」，區分的人的內在動機和外在動機。所謂內在動機，主要是指活動的動機是出於活動者本人並且活動本身就能滿足活動者的需要。
說白了，不給你錢，你也很喜歡去幹這事。而你從事需要給你錢的事情的動機，就是外在動機。
有個山東的老師在芬蘭上課的時候問學生為什麼來上學，本來期待學生回答能學到東西，但意外地所有人都說希望得到樂趣。在有些芬蘭學校，甚至會提供一個打分器，讓學生給一天的學校生活是否快樂打分。
在近年的PISA測試中，上海的成績也很突出，和芬蘭學生不相上下。但值得我們反思的是，我們每週的學生做作業時間是13.8個小時(全球第一)，而芬蘭的學生幾乎下了課沒有作業。小學過了中午12點就放學了。中學生的作業也是全球最少的。
人家學得很輕鬆，可跟我們這麼用功的學習方式相比，學得也不差。
PISA 測驗中各國學生作業時數
可能有些人會說，學得累點就累點，有什麼關係，關鍵是學到東西就好了。我們當年不都這麼過來麼？可回到「自我決定論」的觀點上來，這一點絕非無關緊要。
以色列、芬蘭的教育核心都在於保護學生的學習熱情，而不只是注重具體知識的傳授。
而我們恰恰相反，我們過於注重只是的灌輸，用成績競爭和各種獎賞去刺激學生學習，用外在動機去替代學生的內在動機。
我們學生在閱讀成績上，擁有全球最高的 PISA 成績排名。但與此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國民的平均閱讀量卻在主要國家中排名墊底。
我們的學生在高考結束後，用燒書、撕書的方式來發洩對應試的厭棄。我們哪怕是最頂尖的學生——北大、清華，也有很多是畢業後不看書。
應試教育最可怕的不是讓我們學了很多沒用的東西，最可怕的是毀了學習的內在動機，把我們變成不會學習，甚至不會思考的民族。
工業時代的教育vs面向未來的教育
源於普魯士現代教育體系在當時的很多方面都具有創新意義。這樣的教育體系讓成千上萬的人快速擺脫文盲狀態，為德國成為工業強國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原動力。
基於當時的技術水平，要在普魯士實現人人都接受教育的目標，最經濟的方法或許就是採用普魯士教育體制。之後，這套教育體系便擴散到全世界，成為主要工業國事實上的教育標準。
但是，如今的知識經濟時代不只是需要順從且遵守紀律的勞工階層，相反，它對國民的創新能力要求越來越高。
當今社會需要的是具有創造力、充滿好奇心並能自我引導的終身學習者，需他們有能力提出新穎的想法並付諸實施，不幸的是，普魯士教育體的目標與這一社會需求恰恰相反，它完全忽視了人與人在智力、興趣和天賦上的巨大差別，終將會被時代淘汰。
在這一點上，以色列和芬蘭已經走在時代的前沿，值得我們認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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