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略特·厄威特獻給紐約的一曲黑白讚歌攝影頭條網

“世界上有兩種攝影，一種是艾略特的，一種是其他每個人的。”

——威廉姆·魏格曼

紐約

你也許熟悉杜魯門·卡波特或者保羅·奧斯特筆下的紐約。也許，你熟悉的是第五大道、中央公園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這樣的紐約地標。但是這一切絕不僅僅屬於這裡，它一直髮生在這裡。

美國紐約，1954年

名人和普通人、白天和黑夜、建築和風景、平靜與喧鬧、整齊與混沌……一切相互交織，被攝影師艾略特·厄威特悉數收納進他的鏡頭之中。厄威特眼中的紐約，有時是粗糙的，有時是優雅的，但總是忠於生活的。他就像他最愛的拍攝對象——狗一樣，帶著好奇心徘徊於這個城市，抓住一個個“非決定性瞬間”，不獵奇，也不加批判，時常流露出幽默溫情的一面。他視生活高於一切。

艾略特·厄威特（Elliott Erwitt）

呼吸著的紐約

儘管我們觀察紐約，有時也按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所說的，我們“做它”——探索和征服它——我們在觀察時看到的遠遠不同於我們在做它時感受到的，這個差異本身就能夠成為藝術的表現對象。這座城市在照片中悄悄靠近我們，讓我們在看到它的樣子時大吃一驚，即使它看起來只是我們自己，做著我們實際在做的事情。我們看到對紐約的真實描述時就像聽到我們自己的錄音一樣驚詫。

厄威特的創作完全是關於做紐約的。沒有一個城市攝影師像他一樣拍下了這麼多活動，這麼多動作，這麼多謎一樣的情節。我們可以將其與卡蒂埃-佈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在巴黎時的作品進行學術性比較。佈列松對城市有同樣的熱愛，和將城市的影像悄悄植入我們的想象中的天賦。不過卡蒂埃-佈列松是一位老城的詩人，一位永遠屬於古老文明的詩人，擁有深入骨髓的歐洲氣質，向我們展示了人們轉化為他們的城市和文明的必然性。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美國紐約，1949年

當厄威特在紐約時，這個城市就變成生活在此的人。厄威特拍的絕妙的舞蹈課中的孩子們已然是一個個小大人，還沒有完全準備好就被打扮成成年人，但他們還是試著玩這個遊戲。（你可以看到他們眼中的迷離。）他們不是走在他們的路上，而是已經到了這裡。

美國紐約，1977年

他的創作對象是對美國式早熟而非法國式積習難改的帶著點祝福的詛咒

。這裡的生活自下而上，而非從上向下。當我們看到與博物館的埃及貓頭神像排成一隊的站得筆直的小女孩時，可以感受到他的幽默出自於瞬間的隱喻：它們永遠站在那裡，而她只是停留一會兒，擺個姿勢給這次參觀找點樂子。（當一週後她的髮型改變，她的埃及靈魂也將消失。）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美國紐約，1988年

他鐘愛的拍攝對象不是決定性的瞬間而是愉悅的瞬間，不是重大的時刻而是機緣巧合的時刻。

在屋頂練習芭蕾跳步的女孩只是把那裡臨時當成了她的舞蹈室。

美國紐約，1949年

穿著芭蕾舞短裙在酒吧被拍下來的三個男子正在抽菸休息。他們在做什麼並不重要。他們的存在成全了這個被偷偷留下的瞬間。

美國紐約，1956年

厄威特的主題是快樂的意外——由於機緣巧合落入你視野中的那個瞬間。通過記錄和虛構一座比卡蒂埃-佈列松的巴黎更年輕的城市——一座仍受隨意的建築和大規模移民影響的城市——他向人們展示了他們自己創造的小閃光點。

這種樂觀思想是紐約的精神遺產的一部分，它也呈現在厄威特拍攝的一張張面孔上。他們有一種他喜愛的剛剛得志的神態。這可以在厄威特為偉大的爵士詩人保羅·戴斯蒙德（Paul Desmond）拍攝的肖像中看到。或者，你可以對比他拍攝的布魯克林橋旁的亞瑟·米勒（Arthur Miller）和卡蒂埃-佈列松拍攝的冬日裡巴黎藝術橋一端的讓-保羅·薩特（Jean-Paul Sartre）。

劇作家亞瑟·米勒，美國布魯克林，1954年

從米勒的肖像中我們可以感受到將作家帶過這座“從布魯克林通向百老匯”的橋樑（就像人們形容嚴肅作家和流行作家時經常用的陳詞濫調）的那份桀驁不馴，橋本身很長，但在照片中被壓縮了。厄威特的米勒完全是被獨立創造出來的，卡蒂埃-佈列松的薩特則是共同謀劃的結果：橋很小，在它的一端會面感覺神神秘秘的，更遠處的法蘭西學會的圓頂則象徵法國文化的延續性。一張是關於近在咫尺的成功，另一張則是關於固有的焦慮。

卓別林式漫遊

厄威特時常被視為一個世代，或至少一夥人，即所謂的“紐約學派”（儘管它最不像的就是學派）中的一員。紐約學派的所有成員創作了如此出色的作品，讓他們有些像14世紀的佛羅倫薩畫派，你需要花點工夫才能找到一張壞作品。合適的手法——自然的或看上去自然的黑白快照——如此完美地遇到合適的創作對象——戰後的城市生活——天才的個體得到共同的支持鼓勵。他們的共同標誌是運動。不過，在海倫·萊維特（Helen Levitt）的街頭照片中，這種運動有一絲真實的憂鬱，而厄威特照片中的則是更經典的

卓別林式的閒逛者、一個城市行者；她拍攝街頭，他則玩轉街頭，有點像一個在城市中尋覓警句和情感的遊蕩者，並且他找到了。他的照片中的幽默源於機智——關於人和事物的奇異雙關——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有人情味。

時代廣場，美國紐約，1953年

和詩歌類似，藝術中的幽默通常以失敗告終（比如那些無聊的荷蘭風俗畫！），因為笑話是基於一個故事在時間中的發展，而一幅畫像詩歌一樣，所描繪的時間很短。笑話是敘述性的，我們在畫面中尋找的卻是啟示。但厄威特的視覺笑話可以帶來由衷的歡樂，這可能是因為，像威爾弗雷德·希德（Wilfred Sheed）所寫的，它們“考慮了世界的另外一種可能性”。

厄威特有一種輕鬆的風格，而輕鬆的風格來自於清醒的觀察；當我們看到他拍的沃斯街上小小的託尼餐廳時，被整齊劃一的大樓包圍的小店面呈現出的幽默背後，有一種不同尋常的勇氣：美好的事物緊緊地抓住紐約的石頭壁壘。

美國紐約，1969年

或者，當厄威特拍下略微彎腰的博物館參觀者小心翼翼地走過興高采烈邁著大步的恐龍時，將我們俘虜的不是一個工於心計的玩笑，而是一種快樂的巧合。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美國紐約，1953年

他有卓別林式的風格，在情緒上卻更接近於巴斯特·基頓（Buster Keaton）。他的幽默自然地形成了一種冷淡憂鬱的詩意。每一幅照片都在定格的瞬間成為一首輓歌，不是源自任何深刻的形而上學思考，而是和任何曾歷歷在目卻已不復存在的事物一樣。厄威特的那些突如其來的傷感瞬間——從一面後視鏡中捕捉到的一位閉著眼的女子；一位站在地鐵最後一節車廂末尾，收穫了一個漫長而憂傷的視角的男孩——與他的雙關語似乎只有一道快門的距離，這也是它們之所以偉大的佐證。所有好的笑話最終都變成悲傷的想法。

第三大道，美國紐約，1955年

逝去的黃金年代

儘管如此，他呈現給我們的紐約是一個突然之間正在遠去的紐約。厄威特所成熟觀察的六十年，當我們回首看去，像是這座城市的黃金時代。

從戰爭勝利的那一刻直到雙塔倒下時，紐約曾是全世界的首都——關鍵在於它從來不是一個國家的首都。

作為世界的羅馬，紐約是美國的威尼斯，這個雙重身份帶來了很多好處。力量不是厄威特的創作主題，它最多以一個側面出現。無論這些人在做什麼，他們並不準備按下按鈕或走向戰場。能量與不相關性（irrelevance）是實現藝術成就的一個理想組合，例如古希臘的希臘化時期。紐約在它的時代裡，就像羅馬帝國的首都亞歷山大，而這種多重交織的感覺於這本書中無處不在。

第三大道，美國紐約，1954年

多年以來，我在寫一本關於另一個紐約的“童書”，一個想象中的紐約，一個遙遠的奧茲仙境。書中一個受到我知道的最偉大的紐約人約瑟夫·米切爾（Joseph Mitchell）影響的角色，在中央車站的牡蠣吧對一位叫羅絲的小女孩解釋為什麼他永遠無法離開紐約回到南方的老家時說：“你可以通過一個大城市中的小地方的數量了解它。城市越大，房間越小，它們也就越多；在一個小鎮裡，所有事都很重要，所有人都知道發生了什麼。小鎮會讓你遇到的事情都顯得重大。在小鎮中沒有什麼秘密。為什麼在這裡，在紐約，一個小世界疊在另一個小世界上，一個秘密裹著另一個秘密，羅絲，因為這樣你就知道這是一個大城市。城市越大，房間越小，它們也就越多。在紐約，一個秘密裹著一個秘密又裹著一個秘密！一個世界疊在一個世界上又疊在另一個世界上！每個房間裡都有一個世界。為什麼，不——一個宇宙！一條銀河！任何你喜歡的東西都行，廚房也是這樣。在這裡我們都是牡蠣，被鎖在我們的貝殼中，我們每個人都在撫育自己的珍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