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字成了件了不起的事情，若起古人于地下，他们一定会感到大惑不解。在我们身边，但凡能写两笔的都被尊称为书法家，他们不停办展览，出集子，有一些就这样成了名人。于是身边就有许多人都拼了命学写字，各行各业的，包括一些现任官员，都希望捞一顶书法家的帽子戴戴，仿佛会写字就是有文化了。
要说过去，专门写字画画，地位并不高。借此糊口，更是难以启齿。至今，我们仍记得那位言辞激进的蔡邕，却没有人关心当时那些擅长鸟篆的姓甚名谁。
真书的书家大多脱胎于王羲之，但又兼魏晋以来的墨迹与碑帖的双重传统，渐王家书派中脱颖而出，风格转呈严谨雄健、法度森整。行草书家特别是草书家的风格走向飞动飘逸。隶篆虽无大发展，但能承秦汉之遗法，形成或严整紧劲或遒劲圆活的信风。
唐人讲求书学，但也强调“先文而后墨”。
陆机《平复帖》
可见，书法从来不被当作纯粹的形式来看待，它还和伦理、文字、文学等密切相关，所谓舞文弄墨，不能文，墨便没有价值。
聪明的宋代书家们，他们站在唐人们所创下的高峰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巧妙的避开严谨的法度，形成“尚意”的艺术风格。“意”乃相对形而言，有神采之义。通俗点讲，即不计较字的具体形态，只关注心领神会，把握住汉字的精神本质。不强调具体形状，只注意共同规律，从而打开了“宋人尚意”的时代新风尚，开始了书法发展的新阶段。
也就是说，字的好坏，并不单纯取决于形式，而取决于形式背后的那个人。这一宋代建立的书以人传的传统，影响深远。
黄道周《洗心诗》
清代的碑学，往往被认为更加形式化，然而形式感最强的“扬州八怪”的字，在后来的评价中并不高。
清代学者治学严谨，金石考据学得到空前发展，本不为人所重视的残碑断纸，竟成了考据学家寻觅的瑰宝。清代学者桂馥的《说隶》、翁方纲的《两汉金石记》等，给清代隶书的繁荣昌盛提供了学理上的客观条件，使清代隶书家得以对传统隶书进行符合汉字构架的局部改良，从而大大提高了清代隶书的艺术表现力。比如阮元的信札，熟练、率意而自信，所有的趣味都在不经意间灵光一闪，不像今天的展览体，连飞白都要事先设计好。自然还是做作，一旦分清楚了，也就摸到欣赏书法的门道了。
阮元《题诗画轴》
在古人看来，写字再寻常不过，就是熟能生巧。今天令我们把玩不置的信札，当时很少有人将之当作艺术来对待，而这恰恰是书法最迷人之处。它不是纯粹的形式狂欢，而是不同的手感所传递着不同人的信息。你可以不认识他，却能从中揣摩他的性格、他的志趣、他的高明，甚至他的调皮。
看时人的展览，我们很少再能体会那种揣摩的乐趣。字的没趣，根本在于人的寡味与无聊。
怀素《食鱼帖》
写字本身并不复杂，拿起毛笔，只要识字的都能写。我们说一个人写得好，是说他有驱遣毛笔的高度技巧，就像有人溜冰会摔跤，有人则潇洒自如，随心所欲。但写字也不是越潇洒越好，孙过庭说“能速不速，是谓淹留”，淹留既可能是技术上的要求，也可能是美学甚至伦理上的要求。
孙过庭《书谱》
含蓄最难，有十分，不经意间只展露两三分，读者就会想，这个人另外七八分是什么样子，于是就有了想象的快乐。
因为学写字的人多，大学里的书法本科也应运而生，甚至还出现了以写字为主要课程的博士教育，培养出一堆博士书法家。然而，当写字从整个历史文化的脉络中被剥离出来，成为一个专门训练的技巧，其最大的危机就是书写的形式化，而书法恰恰不纯粹靠形式来餍足人心。
杨凝式《夏热帖》
一个合格而负责任的老师，首先要做的，不是向学生描述当书法家的美好前景，尤其不能以自己能卖几张字为例，而是要向他们讲述先文而后墨的道理，趁着年轻多读点书，学会思考，即使学书不成，还能干别的。
如果学得一身憎恨读书的习气，纵使有几分写字才能，终究泯然众人。过去三十年，我眼睁睁看着那么多有才华的人一个又一个堕落下去，没有学识与格调，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全是白搭。
黄庭坚《雪寒帖》
最没格调的，当然是存在感越来越成问题的协会。这个协会除了基本的官员架构，还设立了各种极不专业的专业委员会，看起来人满为患。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协会掌握着谁是书法家、谁是好书法家的授予权。这个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的组织，早就完成了它的使命，如今剩下的，只有排坐坐吃果果的直白企图。
说今天书法界乱象一片的，大多是在组织里有位置的，他们不希望出现任何变化，不希望既得利益被新来的人挑战与瓜分。在过去，要想挑战还真难，他们有组织、有展览、有媒体，大家都得挤上这座独木桥。
索靖《月仪帖》
倘若借着这样的机缘，让写字重新成为生活中的一件寻常事，人们从写字中获得乐趣，也获得教益，也许我们可以对书法的未来仍然抱一份希望。如果大家的煞有介事，不过是想混成名利双收的书法家，这个时代的出息就太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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