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胡適的再認識

2018年3月18日,臺灣著名作家、文化及時事評論家李敖在臺北病逝,李敖一生狂傲不羈且文筆犀利,語言詼諧幽默,引經據典更是信手拈來,與他同時代學人無人能出其右,其後恐怕也在難出現另一個"李敖",也許李敖先生將會成為中國歷史的絕響。


李敖一生留下了3000多萬字的著作,李敖之名在華人世界乃至世界上可謂無人不知,被其批評和痛罵的人也是無數,但他卻唯獨對文化大師胡適先生推崇備至。李敖在其所著《胡適語粹》序言中曾這樣評價胡適先生:"在啟蒙人物中,胡適是最穩健、最優秀、最高瞻遠矚、最具潛德幽光的哲人智者。"在李敖所評述的人物當中,這樣極端欽佩之評價,對李敖來說是極為罕見的,也是值得人們去深入地進行思考,對我們再識胡適也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在國人印象中,胡適是一個譭譽參半的歷史人物,甚至有相當一部分人,都認為他就是一個反動文人,之所以認為他反動,無非是因為胡適的一生,自始至終都追隨蔣介石及中華國民政府,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評價一個歷史人物,不能簡單的以意識形態的好惡進行評價,而是應當站在歷史的角度,客觀、公平、公正地評價一個真實的胡適,以及他在中國歷史發展進程中所做出的傑出貢獻。

胡適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這是一個智者見智,仁者見仁的問題,不能有唯一的標準和答案,每一個研究或瞭解胡適的人,都應該有自己的評價標準,而不是人云亦云地依附於別人的認識和解讀,並以此來臧否一個在中國現代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歷史人物。

歷史是文化的傳承、積累、擴展和積澱,也是人類文明歷史年輪的運行軌跡,歷史是延伸的,不可以"重裝系統"或"格式化","歷史也不是一個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可任意隔斷或索取片段,更不可有意弄虛作假或肆意踐踏,能夠穿透歷史的眼睛,必然是閃爍著人性的光輝和力量。

在中國近現代歷史中,還沒有哪一個知識分子,能夠有胡適這樣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國共兩黨對他的評價是截然不同的,評價一個歷史上著名的知識分子,能夠出現完全相對立的評價和結果,可能在古今中外也是少有這樣的先例。

被譽為"二十一世紀史學之泰斗"的華裔美籍學者余英時對胡適的評價比較中肯,這位胡適的老鄉曾公允地認為:"胡適是中國二十世紀影響力最大的學者和思想家。"而胡適的另一位老鄉,也是他哥倫比亞大學校友的唐德剛博士在其所著《胡適雜憶》中,對胡適的評價也比較獨特,"胡適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繼往開來的一位啟蒙大師,是近代中國,唯一沒有槍桿子作後盾而思想言論能風靡一時,在意識形態上能顛倒眾生的思想家。"

余英時和唐德剛都是華裔美籍的著名學者和史學大家,他們從第三方的角度評價胡適,應該說是比較客觀和公允的,也具有一定的可信度,但無論怎樣評價胡適,胡適都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具影響力的文化歷史人物,對於這樣一個歷史定位和歷史評價,幾乎沒有人提出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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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

胡適(1891—1962)字適之,安徽績溪人。胡適的故鄉古稱徽州,這裡以"徽商"和"徽文化"著稱於世,這裡也是一個黛瓦白牆、山清水秀、古風猶存、人傑地靈的地方,明代戲劇大師湯顯祖曾有詩云:"一生痴絕處,無夢到徽州。"

胡適從這裡走出去看中國,又從中國走出去看世界,但他對故鄉的眷戀和思念,卻是從來也沒有停止和忘懷過,他常常在自己的作品中談及故鄉的往事,而且一生都保留著一口純正的鄉音。

胡適的父親胡傳和母親馮順弟之間相差了33歲,母親馮順弟17歲時就嫁給了50歲的胡傳續絃,胡傳曾在臺灣出任臺東直隸州知州,在胡適只有3歲多的時候,父親就因病亡故,而他的母親從22歲起就開始守寡,因此,母親馮順弟把一生的希望,都寄託在兒子胡適身上。

胡適是在母親馮順弟的悉心撫養和教育之下,完成了他的幼年、童年時期的私塾教育。胡適幼年喪父,對父親不可能留有記憶,而母親是他唯一至親的親人,也是影響他一生的重要女人,也可以說馮順弟是一個偉大的母親,在她那種人生境遇狀況之下,竟為中國養育了一個如此偉大而知性的兒子,應該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馮順弟的教子案例,應該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比較少有的成功案例之一,有興趣的學者應深入地進行研究,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學術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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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之母馮順弟

1906年暑期,胡適考入剛剛在上海創辦的中國公學讀書,在這所新式學校裡,他開始接受一種與過去完全不同的新式教育,初步接受了西方思想文化的教育、薰陶和影響,也奠定了他一生致力於國學和西學的基礎。

1910年7月,胡適考取第二批庚子賠款官費生赴美留學,8月中旬從上海乘船赴美,進入美國康奈爾大學農學院學習農科,康奈爾大學是美國八所"常春藤盟校"之一,胡適之所以選讀農科,並不是他自己的理想和志向,而是源於他的同父異母二哥的意見。

在二十世紀之初的中國,大多數留學歐美學者的人生理想和價值取向,都有一些科學救國或教育救國的志向和抱負,幾乎所有留學學人都選讀工科等實用性專業,作為自己今後的職業方向,為積貧積弱的中國,做出一點自己的貢獻,也為自己和家庭,謀一份薪水不錯的工作。

胡適在康奈爾大學這所著名的學府,初始確實有些不務正業,而是醉心於美國式的民主與政治,並熱衷於四處演講,為此,他荒廢了自己的農科專業,卻也鍛鍊了自己的演講能力,這讓他對美國的社會制度有了更深刻的瞭解和認識,也是他成為一個思想者的基礎,否則,胡適只能成長為一個農學方面的教授

胡適在康奈爾大學農學院讀了二年之後,於1912年9月轉入康奈爾大學文學院,主修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從而開啟了他一生"文、史、哲"之學問之旅。

1915年5月,胡適考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攻讀哲學,師從導師約翰-杜威教授,受導師杜威的影響,胡適一生信奉實用主義哲學,其著名的思想和觀點:"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和"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也都是源自於實用主義哲學思想的影響。

胡適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期間,與許多志趣相同的同學和朋友,經常在一起討論人生、思想以及一些學術問題,正是在這樣一種民主與自由的氛圍中,胡適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學革命"的理論和主張,他也時刻關注國內的社會形勢和思想動態,通過自己在上海讀書時期的人脈關係,與《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建立了通信聯繫,也正是在這一時期,胡適開始了白話詩歌的創作,並以自己的行動和實踐,開啟了他波瀾壯闊的一生。

1917年1月,胡適尚在美國留學期間,就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篇引起轟動的檄文《文學改良芻議》,這是胡適在美國撰寫的倡導文學革命的第一篇文章,此後便身體力行衝鋒在前,一直站在中國新文化運動的前例,並且成為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先行者和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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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胡適

1917年5月,胡適從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碩士畢業,並於1917年7月回國,儘管胡適沒有取得博士學位,但還是被蔡元培聘為北京大學教授,成為北大最年輕的海歸教授,當年出任北大教授是需要具有博士學位的,而胡適顯然還不夠資格,以致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等幾個北大當年有影響力的學生,也都爭先恐後地前去聽胡適的講課,其目的是準備給他製造一點麻煩。

傅斯年當年就曾認為胡適的國學基礎不如自己,但其思想和觀點卻頗為新穎,因此甘拜胡適為師,並與胡適成為一生亦師亦友的摯友,也正是由於傅斯年等人的暗中保護和擁戴,年僅26歲的胡適在北大才幹得風生水起,沒有受到北大學生更多的質疑與炮轟。

1917年初,陳獨秀應蔡元培之邀,被聘擔任北京大學文科學長,陳獨秀雖然曾經留學日本,卻沒有取得任何學位,但其學問和影響力還是有的。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大批赴日留學的人,幾乎很少有人潛心學問,大都從事反清革命活動,甚至包括清政府公費派遣的留學生,許多人後來都成為清政府的掘墓人。

胡適在北京大學教書期間,與中國共產黨建黨初期的一些重要人物都有過相當密切的接觸,胡適與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等中國共產黨發起人都是同事關係,而且志同道合,共同以《新青年》為陣地,向中國半殖民半封建思想和傳統倫理發起挑戰,掀起一輪又一輪新文化運動輿論衝擊波,他們共同站在時代的前列,為中國新文化運動吶喊。

而胡適與羅章龍、高君宇、鄧中夏、張國燾等人在北京大學是師生關係,儘管他們之間年齡相差不大,但畢竟還有中國傳統的師道尊嚴的約束,在追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道路上,胡適與他的這些同事和學生卻最終沒有成為同路人,這其中究竟是何原因,也是一個頗值得學者研究的問題。

假如歷史可以假設的話,如果胡適與他這些北京大學同事和學生一起參與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活動,也許他會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以胡適留美七年的特殊經歷,以他對美國民主制度和民主政治的嚮往和推崇,他是否會影響中國共產黨的早期發展道路呢,但這一切也都僅僅是假設而已。

1917年底,胡適回到了安徽績溪老家,與等待他13年之久的鄉下女人江冬秀完婚,胡適的婚姻成為當時社會的一大新聞和看點。胡適是一個留學美國的洋教授,而江冬秀則是一個鄉下小腳女人,二人的身份和地位完全不匹配,但胡適確實是一個大孝子,他不願意反抗母親的包辦婚姻,而是心甘情願地接受了母親馮順弟所賜於他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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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江冬秀

江冬秀家族與胡適家族有親戚關係,1904年,在胡適只有12歲的時候,胡江兩家的家長就為胡適和江冬秀定下了婚約,而他們夫婦彼此之間恪守婚姻的忠誠和約定,確實也經受住了時間和空間的雙重考驗,他們的婚姻成為民國時期的一段街談巷議的"佳話"。

相比同一時期的陳獨秀、魯迅、郭沫若、徐志摩等人對待婚姻的態度,胡適的婚姻觀確實是比較難能可貴, 當然他們夫婦之間的感情波折,也不是沒有受到誘惑和挑戰,從胡適夫妻二人關係之中,小腳女人江冬秀的智慧絕對不可小覷,如果沒有獨到的馭夫之術,江冬秀如何駕馭風流倜儻、滿腹經綸、聲名遠播的胡適,並與之一起在人生的道路上,自始至終都相互攙扶,相濡以沫,直至走到人生的終點。

胡適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在北京大學站穩了腳跟,以他獨特的個人魅力、西化思想和學術成果,在北京大學聲名鵲起,一時成為北京大學最有影響力的教授之一。傅斯年等人創辦《新潮》雜誌時,聘請胡適為《新潮》雜誌社的顧問,為《新潮》月刊代言並裝點門面,傅斯年、羅家倫等人利用胡適在青年學生中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使《新潮》很快名聲崛起,以致與《新青年》並駕前驅,成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中的"雙星",在青年學生當中,《新潮》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新青年》的影響力。

1919年2月,胡適的學術著作《中國哲學史大綱》出版,五四運動之後,胡適又接替陳獨秀擔任了《每週評論》的主編,《每週評論》是陳獨秀在1918年底主持創辦的週刊,宣傳反封建文化思想,《每週評論》與《新青年》互補,為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作了重要的輿論準備,胡適接手《每週評論》時已經出版了25期。

胡適擔任《每週評論》主編後,內容和風格與陳獨秀時期有很大的不同,胡適將自己所信奉的實用主義思想,貫穿於辦刊宗旨之中,尤其是胡適自己所發表的《多談些問題,少談一些主義》一文,還在學界引起了"問題與主義"之爭,無論後世評價如何,在當時歷史形勢和學術氛圍之下,這種學術思想之爭,還是具有一定的實際意義,對於正在探索的人們,提供了可資借鑑的東西,人們各取所需,體現了一種民主思想,對促進社會進步起到了積極的作用,1919年8月31日《每週評論》被北洋政府查禁,從創刊到夭折,還不到一年的時間。

1919年11月,胡適替代因病休假的馬寅初代理北京大學教務長,1922年4月正式當選北京大學教務長兼英文系主任,協助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和代理校長蔣夢麟工作,此時距離胡適初到北大任教才僅僅過去五年的時間,可見胡適在北京大學師生當中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了。

對胡適的再認識

胡適

1920年3月,胡適將自己創作的白話詩集《嘗試集》交付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出版,這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白話詩集。我曾在三十多年前的改革開放之初,購買了這部薄薄的詩集,當年的我也曾是一個詩歌愛好者,尤其喜歡徐志摩、艾青、舒婷、北島等人的詩,但胡適的這本《嘗試集》卻讓我有一種不堪卒讀的感覺,這也許是時間和空間造成的隔斷,畢竟是60年前的作品了。

而歷史的年輪走到二十一世紀的今天,已經接近100年的時間了。但胡適的《嘗試集》是開一代文風之先的作品,對於歷史上第一個"敢於吃螃蟹的人",我們總是心存敬畏之心,心懷感激之情,從那個時代的角度來看,《嘗試集》無論是詩歌上的藝術成就,還是形式上的革新創造,以及詩歌內容所反映的民主自由、個性解放和人道主義等新思潮新思想的傳播,都與傳統的舊詩詞截然不同,呈現出一片嶄新的氣象和麵貌,在當時的文壇上引起了巨大的轟動,甚至影響了整整一代人,以致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是中國詩歌史上群星璀璨的時代。

胡適的一生終究是一個學者,他曾有過多次出任政府官員的機會,但都被他婉言謝絕了,只是在全民族抗戰最艱苦的歲月裡,胡適曾臨危受命擔任國民政府駐美國特命全權大使,1938年9月17日,胡適接替他的前任王正廷出任駐美大使的時候,正是中國抗戰局勢最為危急和艱苦的時候,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已經蹂躪了大半個中國,胡適可謂是受命於中華民族危難之時。

在國家和民族危亡之際,胡適沒有向以往一樣辭官不就,而是欣然受命,作為"學者大使"的胡適,以他在美國留學七年養成的演講才能和個人影響力,在美國朝野上下四處演講,詳細講述中國抗戰的艱難歷程和中國政府和人民堅持抗戰的決心,贏得了美國各界人士的廣泛同情和支持,為推動美國政府和美國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國的抗戰,胡適不遺餘力地勤勉工作,為在艱難中抗戰的中國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努力,對於胡適在美任大使期間的工作,當時的《紐約時報》曾專門發表過評論:"重慶政府尋遍中國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適更合適的人物了------,他所到之處都能為抗戰中的中國贏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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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與羅斯福

抗戰勝利後,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北平解放前夕,以北大校長身份被列為"戰犯"的胡適,謝絕新政權對他的極力挽留,沒有留在大陸,也沒有去臺灣,而是遠遁海外,直到1958年4月,胡適才回到臺灣定居並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

1963年2月24日,胡適因心臟病突發而逝世,享年71歲。蔣介石送給胡適的輓聯是:"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可謂對胡適的一生進行了比較恰當的總結和概括,以致這幅輓聯流傳甚廣,並時常被人提起。

胡適一生崇尚白話文,也是白話文的倡導者和先行者,自他開創白話文以來,歷史已經走過了100年的時光,胡適也漸漸被歷史和歲月所遺忘了,但胡適在臺灣南港的墓碑,還是時常有人去憑弔,以緬懷這位文化大師對中國歷史和中國文化的傑出貢獻。

對胡適的再認識

胡適之墓

胡適墓碑的碑文是其昔日北京大學弟子毛子水專門用白話文撰寫的:

"這是胡適先生的墓

生於中華民國紀前二十一年

卒於中華民國五十一年

這個為學術和文化的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慮,敝精勞神以致身死的人,現在這裡安息了。

我們相信,形骸終要化滅,陵谷也會變異,但現在墓中這位哲人所給予世界的光明,將永遠存在。"

胡適曾震耳發聵地對他那個時代的青年人大聲疾呼:"爭你們的自由,便是為國家爭自由!爭你們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國家爭人格!自由平等的國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來的!"

在這篇文章的最後,,借用一位不知名網友的詩句作為結束語:"半個多世紀過去了,他的文章,仍有現時代氣息。是他的先知,還是我們悲哀!"讓我們共同思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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