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切而又久远的回忆
——读春富的小说《生产队长》
文|汪向军
和作家吴春富认识还是他在鲟鱼镇当老师的时候，后来他被调到孔城镇政府外联办，从此他开始拍摄老街，书写老街，义务当讲解，很好地宣传与推介了老街，做了一系列文化挖掘与保护、传承工作，默默无闻地为民俗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事迹感人，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老街大使”。一条老街让他成了文史通，无疑老街是幸运的。其实，我工作的地方也有个跟孔城老街一样出名的地方，那就是龙眠山，许多人和我说过，也可以写写龙眠山，但能力有限，就是做不了山水文章。所以春富是勤奋的，不仅做“大使”，写文章，现在又开始创作小说了，且端出来的就是这大部头的《生产队长》。在春富面前，我有些汗颜。
提起生产队长，八零后的人都会对这个称谓感到很陌生，不知道他是一个啥样的官，多大的官。曾几何时，在人民公社时期的我国的官场史上，生产队长“职小位重”是一个官不大管的事挺宽的官，是党和国家最基层的“领导人”。在共和国百废待兴最最困难的时刻，他们受命于危难之时，承上启下，忍辱负重，和最广大的农民群众朝夕相处并带领他们，励精图治，艰苦创业，为改变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维护社会安定做出了历史性的突出贡献。生产队长，上接受大队党支部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领导，下对生产队几百亩土地和百十来张众口难调的嘴负责，他负责指挥、安排社员劳动；按照“多劳多得”的原则记工分、分配口粮；根据各家的实际困难安排回销粮；调解邻里家庭纠纷。它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其任职条件是成份好——（必须是贫下中农，地主富农成份的没资格），能力强，主要是身体强壮、干活不惜力，能在群众大会上讲几句话，能认几个字，说公断直就行。队长这个岗位随意性很大，干的好了就长期干了，如果干得不好，社员不乐意可以随时调换。没有工资，只是和其他社员记同样的工分。
1973年我出生于桐城县孔城镇晴岚乡沙塘大队高庄小队，在我记忆深处，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乎伴随了我童年到青年整个的人生旅程。那个时候我们的大队书记叫方本胜，家就在沙塘小学边上，念书时去过他家；生产队长是我的本家叔叔，叫汪笃义，当然，他们都已经成为符号。小时候，父亲在县城里的汽车站上班，母亲就在沙塘小学当民办教师，所以大队上的干部就长期在我家里吃饭，在公社化时期，大队书记能带人在你家吃饭，那是多大的面子，一般人根本没有那个资格接大队干部吃饭的，也接不到。生产队长在特定的时期，也算是红人，小队里杀猪、红白喜事等等都要接队长吃个饭。小时候在我的心目中，他们位高权重，呼风唤雨，说一不二，是那样的神圣，令人敬畏。后来哥哥当兵，都不需要父亲出面，大队里和小队上都给你把手续办好了。我的父亲母亲就是现在在村里，说起来也还算德高望重的。父亲在高庄生产队里做了一件轰动十乡八邻的事情，就是第一个做了瓦屋。
生产队长，这个人民公社化的产物，已经随着历史的流沙渐渐远去了。人到中年，捧读春富的这部小说《生产队长》，尤其亲切，随着熟悉的文字仿佛纸上回到沙塘大队那个年代。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生产队长虽然只是一朵短暂泛起的浪花，但他却折射出了一个错杂纠纷的年代和那年代的纷纷扰扰的难忘的记忆。现在每次回到高庄生产队，望着平展的田地，宽阔的道路，茂密的树林，我还能想起这是当年叔叔当队长时领着干的。在春富的小说里，对牙猪的概念，是最深刻的，因为我外公养过牙猪，后来死了，还把牙猪肉送给母亲，给我们打了牙祭。其次癞痢队长这个称呼，很小的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癞痢，反正小队里的人都喊我三癞痢。
对于那段历史，我没有身临其境的参与，只是特殊过客，所以没有话语权。春富在小说的扉页上请我雅正，更让我有点坐立不安。写几个字，纯属涂鸦式的有感而发，祝愿春富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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