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晋商、徽商名盛天下，而罕有人知“汉商”。实际上在近现代，汉商曾有过短暂的辉煌历史，本文通过汉商在中国近代的贡献和发展来分析汉商作为近现代中国商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求得民族和自身双发展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和与此同时暴露的缺点，以此得到一些经验总结。
国内外研究综述
目前，关于汉商的研究的文献并不多，高金城在《汉商文化与汉商发展》一文中对汉商含义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汉商文化的特点进行了详细剖析，他认为汉商具有开放、创新、敢于尝试的精神，但其在商业和经营理念方面还有所欠缺，市场意识也不够强，从而制约了汉商的发展，针对这些问题其提出了相应对策。梁长明在《汉口开埠时期武汉商业发展研究》中对汉商在汉口开埠时期的发展进行了详细研究，认为在当时的中国社会里汉商起到了示范表率的作用。李勇军在《近代汉口商业文化的变迁》中对汉商在汉口开埠后经历的变迁进行阐述，他认为这种变迁既是物质的、制度的，也是精神的，但是汉商中的传统文化并未因为外来文化而淡出，而是两种文化的交融过程。
对于汉商对中国近代史的作用研究并不多，为了更全面准确地了解汉商在中国近代史上做出的贡献，本文还查阅了大量的原始资料，如《申报》、《大汉报》等报刊，在一定程度上记载了当时社会的主要情况。《武汉市志•商业志》、《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武汉工商行政管理志》、《汉口小志•风俗志》、《近代中国商人与社会》、《湖北近代经济贸易史料选辑》等各有侧重记载了中国近代社会和汉商的发展历程，这些都是本文重要的信息获取方式。
1840-1911中国社会下的汉商
（一）汉商发展历程简介
武汉作为中国地理心脏地带，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中心城市。早在商代，武汉就是商王朝控制南方军事的中心枢纽。战国时期武汉连接南北交通，成为重要商业城市和经济枢纽。秦朝时期武汉陷入了暂时的沉默，到东汉后期又开始喧嚣起来，凭借着有力的地理条件，大力发展航运事业，以此发展当地的商业。公元221年孙权放弃建业（今南京）的都城，而选择在鄂县建立新的都城，并将鄂县重命名为“武昌”，其意思即为以武力治理国家从而得到昌盛。武汉也成为魏蜀吴三雄角逐的主要地点，足可见武汉在当时的战略地位之重要。到唐宋时期“大江横抱武昌斜，鹦鹉洲前万户家”，武汉在长年发展的基础上，外来人口不断涌入，商业相当发达，凭借其水运条件发达，成为中部地区首屈一指的大都市。而在元朝，武汉就成为了湖广地区的行政中心。对于明朝的武汉，有这样一句话，“北京有明十三陵，武汉有明九王墓”，可见，在明朝就有多位藩王驻地于此。
武汉在中国经济版图中的重要地位逐步得到显现，而在武汉三镇，即武昌、汉口和汉阳三者之中，还数汉口发展得最快。在明朝，汉口就与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和河南朱仙镇一起被称为“天下四大名镇”，并且位列第一。可谁曾想到，在明朝初期，这个名镇之首还只不过是一个杂草丛生、了无人烟的的小小河滩，而这个小河滩能以一个商埠的身份独立发展全得益于成化十年的汉水改道计划。也是因为这个改道计划也就有了汉口，因此，也可以说汉口出现于公元1474年，距今也才五百多年。汉口出现后，恰巧的是当时的汉水下游地质发生变动，下游出现冲击层，荒土由此变沃土，吸引大批人们来此进行开垦，从而加速了汉口港口的形成，推动贸易运输业发展。
汉口的地理位置也极具优势，素有“九省通衢”的美誉，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写到：“汉口不特为楚省咽喉，而云贵、四川、湖南、广西、陕西、河南、江西之货，皆于此转输。虽欲不雄于天下，而不可得也。天下有四聚，北则京师，南则佛山，东则苏州，西则汉口。然东海之滨，苏州而外，更有芜湖、扬州、江宁、杭州以分其势，西则惟汉口耳。”众所周知，汉口位于长江和汉江交汇处，长江水深，大船可以通过，但是汉江的水比较浅，不能走大船。所以从汉江向长江走的船要在汉口从小船换成大船，而从长江向汉江走的船则要进行反向转换，由大船换成小船，而汉口的“口内水度颇深”，优良的地理条件造就了汉口这一港口的繁忙景象。汉口由此得水而生，依水得兴，后来居上，领跑武汉经济。从此，武汉由双城变三镇。
而到了清朝，汉口已转身成为中国内河中最大的港口。而其陆路交通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湖北地处华中腹地，而汉口也是内陆中心，汉口自然而然能相对容易地将交通线扩展到其它城市，成为陆路畅通之所，与其它各省市的商贸交流也十分便利。水运和陆路的发展使得汉口成为了商品买卖和运输的集散地，盐、油、茶、棉、纺织品、瓷器、水果等商品应有尽有，这些土特产来自于全国各地，再通过汉口运往全国各地。当时叶调元曾写道：“汉口东带大江，南襟汉水，西临两郡，旁达五省，商贾麇至，百货山积，贸易之巨区也。”可以想像在当时的汉口一定曾出现过这样一批商人，他们或者有名或者无名，创造的财富或者巨大或者微小，但是他们共同在汉口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创造了一个商业繁荣的大汉口时期。其在《汉口竹枝词》还写道：“（汉口）四坊为界市廛稠，生意都为获利谋，只为共商帮口异，强分上下八行头。”这里的八行头是指银钱、典当、铜铅、油腊、绸缎布匹、杂货、药材、纸张。吴琪写诗道“十里帆樯依市立，万家灯火彻宵明”正是当时的写照。“居民填溢商贾辐楼，为楚中第一繁盛处”足见当时的繁荣。
汉商的汉指的是“汉口”中的汉字，是指在武汉进行经营活动的商人。事实上，汉口并没有当地人，也就是说曾经或现在住在汉口的人都是由全国各地的人移居而来，也许是湖北人，也许是来自于四面八方的逐利者。但他们有个共同特点，那就是都看好汉口的良好地理环境，并且将全部身家都压在了这初为芦洲现为富甲全国的移民城市之上。汉商们一直活跃在中国近代史上，为中国的解放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1840-1911时期的汉口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的第一声炮声响起，中国东南角的大门被迫打开，清王朝的自以为坚固的国墙被证明只是张残破不堪的纸片。西方列强纷纷进入中国的土地，将这张薄薄的纸片被撕得粉碎，中国也从此进入了一段被侵略被掠夺的历史。不平等的条约接二连三的签定，从1842年《南京条约》到1901年的《辛丑条约》，中国社会一步一步走入并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南京条约》中写明中国的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定为通商口岸。
汉口开埠提供契机
第一次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这次战争以屈辱的条约结束，但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并未就此结束，而这只是一个开始。在汉口以前已开放了五个通商口岸，但是这些地区远远不能满足他们满心的贪婪，作为中国内陆的心脏地区，汉口自然不能摆脱被开放被侵占的命运。1856年亚罗号事件的蓄意制造导发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随着清政府在1858年丧权辱国的《中英天津条约》上再一次刻下出卖领土的印章，当时增加的通商口岸有11个，汉口就是其中之一。当时由于战局形势不稳，战和难定，汉口一直并未真正开埠。1860年《北京条约》中再次提到汉口开埠事件，但也未得到实行。汉口真正开埠实际上是在1861年3月，英国官员威利司等来到汉口，与当时的湖广总督官文见面并称要立行通商，同年汉口成为了英国的租界地，1895年德国在汉口也伸出了罪恶的双手，在汉口也划下了自己的租界，随后的第二年，俄国和法国也相继在汉口划定租界，1898年日本也不甘示弱，同样将罪恶延伸到汉口。随着列强以炮火开路以条约为据，汉口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将自身开放，由一个美丽的名镇变成了四分五裂的残破风景。
如果还有值得庆幸的事情，那就是汉口的商业在这一时期并未由此中断，而是在痛苦的挣扎中求得了一定的发展。客观来讲，汉口的开埠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契机，汉口的封闭城门从此打开，西方的先进文化、技术得以到达于此。众所周知，当时的清王朝已经是腐朽不堪，发展的脚步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却仍不自知，而当时的汉口虽已是四大名镇之首，但其经济形式仍是内向型的，没有形成一个大都市的规模。城门的打开虽是痛苦的，却也能让国人清醒并向西方学习，从落后中走出，走向现代化，求得自富自强。
这里有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列强自身利益原因，为了将本国商品向中国倾销，并将中国生产的茶叶、棉、蛋、油等产品运出来，洋船开始出现在汉口码头。他们强占了汉口与上海之间的航运，并着力开辟新的航线，将大批商品从这一航线从汉口运往世界各地。有金钱交易的地方就会有银行，为了管理轮船和对外贸易事项，1868年 英国汇丰银行在汉口设立分行，随后各式洋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汉口大街。这些洋船和洋行在汉口的出现缩短了汉口与上海甚至国外的距离，同时也使汉口与他省他国之间的交流更加频繁和紧密。
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当然也是列强不会放过的掠夺对象，为了对劳动力进行就地利用，俄国的机器轧制砖茶厂在汉口成立，随后，与棉花、蛋、卷烟等有关的工厂相继建成，先后多达60多家，这些工厂的开办推动了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俄国创办的三家砖茶厂除了销往本国以外还与蒙古有砖茶生意往来。1874年汉口就砖茶这一项的出口额就达到了8万多担，三年后涨到14万多担，1898年又增加了一万多担，可见汉口的对外贸易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在外商的进入下，汉口也因此萌发了近代工业。
可见，西方列强带给武汉血与火的罪恶同时，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武汉在沦在半殖民地的同时，也开始有了近代工业。就这样，武汉人民在血泪中求生存，武汉商业在屈辱中求发展。其中，涌现出一批批积极主动探求自强求富的汉商，在他们的努力挣扎中，1889年芦汉铁路、1890年湖北织布局（建于武昌）、1894年湖北纺纱局和缫丝局（建于武昌）、1897年湖北制麻局（建于武昌）、汉口燮昌火柴厂、1906年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1907年扬子江机器制造公司（建于汉口）、1908年汉冶萍公司等一批商业主体得到建设和创立。
洋务运动提供商机
两次鸦片战争的炮声震醒了中国的有识之士，沉重的民族危机感涌上心头。他们看到了中国与西方之间存在的差距，这种差距不管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都是极为巨大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引进并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是解决内忧外患困境的良药，在这样的思想下，洋务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的展开，建军事工业，求“自强”，但自强目标无财力支撑终不能成。洋务派转而“求富”，试图通过“求富”图“自强”，由此商务得到了重视，“求富”之路因此展开。
1899年起，张之洞治鄂18年，力推“湖北新政”，大举兴办国有实业，这又为武汉三镇商业史及汉商发展史，掀开新的一页。
（一）汉商官方代表——张之洞
时任湖广总督、南洋大臣的张之洞，出生于一个封建官僚家庭，经过山西由法国人督建的汉阳铁厂已经冶铁，共耗资官银280万两，张之洞上折子说，以后我大清军工生产、铁路铺设甚至北洋新造招商轮船皆可由汉阳铁厂供应生铁，保证数十年供应不辍。
汉口在开埠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武汉当局只是在西力东渐的冲击下消极防范而没有积极应战。历任湖北督抚李鸿章、李翰章、胡林翼、曾国荃等在湖北早期现代化方面基本没有什么作为。他们没有给湖北社会带来丝毫现代性之变革，这一状况直至延续到1889 年张之洞督鄂时才改变。因此学者往往把张之洞督鄂作为湖北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起点。
张之洞督鄂期间（1889—1907）湖北尤其是武汉地区的近代化事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一时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带头羊。具体表现如下：
1、近代工矿业如前所述在张之洞主鄂前外商已率先在汉口建立了一批近代机器工业。然而这些工业主要是为商品出口需要而设的打包原料加工等轻工业。张之洞主鄂后首先即从重工业入手改变了以往工业结构不合理的格局，为武汉地区的现代化奠定了一块沉重的基石。张之洞主鄂时期兴办的重工业企业最有代表性的是汉阳铁厂。
早在任两广总督时，张之洞就拟建铁厂以减外耗。调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奏准将在广州时购置的铁厂机器移设湖北，设立汉阳铁厂。汉阳铁厂建在汉阳龟山北麓于1891 年正式动工，1893 年大致完工。该厂共有铸铁厂、机器厂、打铁厂、造钢轨厂、炼熟铁厂等6 个大，4 个小厂，炼钢炉两座。铁厂雇佣外国技师约40 人，中国工人约3000人。1894 年正式开炉炼铁，日出铁五十余吨，有时多至六七十吨。产品有熟铁、贝色麻钢铁、条钢轨等。为解决汉阳铁厂的矿砂和燃料问题张之洞又着手兴办了大冶铁矿、王三石煤矿、江夏马鞍山煤矿的相关矿业。汉阳铁厂之所以有代表性主要在于：铁厂规模宏大是当时亚洲第一家大型近代化钢铁联合企业。1894 年当汉阳铁厂正式出铁时消息轰动世界，外国人甚至视此为中国崛起的象征。
（二）汉商民间代表——刘歆生
中国的近代史是一部国家的苦难史，但在这堆苦难的烈火中也燃烧出一批批的凤凰，而刘歆生就是其中闪耀的一只。刘歆生，一个地地道道的湖北人，1857年出生于武汉汉阳，从爷爷到他三代都是天主教徒，而就是这样一种信仰为刘歆生的第一桶金打下了基础。当时刘歆生所在的地方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的金神父发现了他们祖孙三代对天主教的忠诚，又感于刘家的贫苦，借给刘家200串钱，刘歆生的父亲拿着这200串钱和歆生母亲卖鸡蛋所得的全部钱两来到汉口。汉口的天主教堂在金神父的申请下免费为刘家父子提供场地创办牛奶厂，从此这位农村的放鸭娃成为了汉口的送奶童，为教堂里的教友们送奶。当时，为了保证牛奶的新鲜，刘歆生每天要送两趟，早上七点之前一趟，下午五点之前一趟。为了早上七点之间准时送到客户的门前，刘歆生每天四点左右就得起床，无论春夏秋冬，打雷下雪他都不曾偷懒。
当然，的雄心并不在此，39岁时他也曾与人合伙创办了煤厂开采煤矿，但此次合作并未成功，反而亏损了两万多元。随后，刘歆生又独自创办了铁厂和木工厂，但都相继关门大吉。但这些失败并未打消他创办属于自己的实业的决心。1899年，年过四十的刘歆生在一家洋行负责写字和跑街，仍旧只是汉口这片大商海中小小的一员，微不足道。然而就在这一年，刘歆生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当时法国一家名叫立兴的洋行正在物色买办，依靠法国神父的推荐以及凭借多年来在教会里学到的流利的法语基础，刘歆生很顺利成为了法国立兴洋行的买办。虽然当时刘歆生还一无所有，但多年来在商场上的摸爬滚打造就了刘歆生机灵果敢的特质，正是这份特质使他将买办这一角色扮演得游刃有余。三年后，他又成为了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汉口分行的买办。刘歆生通过三年的丰厚的买办收入积累，设立了属于自己的钱庄，取名为阜昌。并且利用职务之便，左手从汇理银行以较低的贷款利率借出资金，右手就将这些钱以较高的利率从自己的钱庄转贷给他人，以此获得高额的利润。当然刘歆生所做的并不只是这些，银行和钱庄巨大的资金便利在其眼中还大有用武之地，他将资金投向了皮行、油厂和一些矿产行业，同样谋取了大量的利润。
这些都是投机行为，要想真正创下一番事业，靠这些小聪明是不够的。刘歆生人生中真正的第一桶金当属芝麻买卖，而这笔买卖的最开端还得感谢刘歆生的父亲。当年刘家父子来汉口打拼时，刘父认了一位养子，名叫刘长陆，当时刘长陆十分落魄，而刘家父子对其确是以诚相待，毫无嫌弃之心。没想多年后刘长陆在上海扎稳了脚跟，成为了立兴银行的买办。而作为兄长的刘长陆给刘歆生带来了一个重要信息，那就是上海的各大洋行都准备收购白芝麻，小时候是一个放鸭娃，谁也没料到这个放鸭的毛头小子在历史的激荡中蜕变成一位商业巨贾。
汉商民间代表——宋炜臣
宋炜臣并非湖北人，1866年出生的他与当时的商业风云人物叶澄衷是同乡，都来自于浙江宁波的镇海。而他的成就也与这位同乡有很大的关联。宋炜臣一共只读了4年的私塾，而后由于家庭贫困无法继续学业，15岁他便开始在镇海一家南货店做学徒。就在他16岁时遇到了“贵人”叶澄衷。当时叶澄衷从上海回到镇海，在宋炜臣所在的南货店买了些扫墓的祭品。当他付钱走远后，宋炜臣发现钱数不对，叶澄衷多给了钱，于是赶忙追出去将多给的那部分钱还给了叶澄衷。叶澄衷被眼前小小的宋炜臣身上的诚实所打动，当他从老家回到上海时也把宋炜臣带在了身边。从此宋炜臣待在叶澄衷的顺记洋货行学习。由于宋炜臣表现良好，深得叶澄衷的喜欢和信任，对他也是栽培有加，8年后宋炜臣当任叶澄衷新办的燮昌火柴厂的协理。当时的他24岁，经过多年的历练，为人做事已十分成熟干练，名为协理，实质上已包揽了火柴厂的各项事务。3年后，宋炜臣成为了经理，在他的管理下，火柴厂规模不断扩大，获利颇丰。
事实上，火柴在当时的中国还属于极为稀有的商品，一直以来都是从国外进口，燮昌火柴厂就是当时最早的火柴厂之一，也是规模最大的火柴厂。由于燮昌生产的火柴质量高，价格与国外的火柴相比要低一些，因此大受市场欢迎，虽然收益可观，但叶澄衷和叶炜臣都认为扩大市场才是长久生存之道。当时的汉口虽已通商，但火柴业还可以说是一块空白，因此，作为重要交通枢纽而火柴市场前景广阔的汉口成为了他们的发展对象。
1896年左右，宋炜臣来到汉口，但其并没有马上着手火柴厂创办事项，而是先成立了一家名叫华胜呢绒军服皮件号的门店，专门为湖北的新军生产军用的衣服和鞋帽，并且在二楼特设了贵宾室，专门为军界和政界的达官显贵们量体裁衣，通过这种途径与军队和政界建立联系，以此在汉口站稳地盘。第二年，也就是1897年宋炜臣的汉口燮昌火柴厂和正式成立，宋出任经理。这家火柴厂是一家股份制企业，20万两股本金平均分为三部分，叶澄衷和宋炜臣各出一份，剩下的那一部分则到市场上吸取散股筹集。宋炜臣创办的火柴厂在当时来讲设备已相当先进，生产的火柴质量上层且稳定，因此在市场上十分畅销。由于宋炜臣的火柴厂产销良好，而且宋炜臣本人也深得张之洞的赏识，因此此火柴厂获得了政府特批的专利，即十年内所有的火柴均只能由燮昌火柴厂一家生产，将市场完全垄断，宋炜臣也因此获得了巨额的收益。
在火柴厂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宋炜臣将视线投向了关系国计民生的事业——水电行业。当时，只有各租界地才拥有电灯的优越生活，绝大部分的居民仍然使用煤油、植物油照明。宋炜臣看到了水电事业发展的必然性和急迫性，1906年，在得到了张之洞的批准之后，宋炜臣与其他18位巨商作为发起人，创办了“商办汉镇既济水电股份有限公司”，宋炜臣任总经理。同时，也实现了张之洞一直坚持的水电事业不让洋人染指的愿望。张之洞为此还为此公司亲笔书写了“既济”二字，并拨款30万元。水电公司的股本共300万元，其中1/5用于建设发电厂，4/5投于水厂。发电厂房经历了两年的建设于1908年8月开始送电，大汉口随着最初那一刻的两万多颗电光聚焦成的灯火通明正式进入电气时代。第二年，宗关水厂正式建成，由此汉口居民祖祖辈辈用肩挑水的日子一去不返，自来水流淌在千家万户的手心，汉口成为了全国第四个拥有自来水的城市。
宋炜臣从最初的南货店学徒，为了生计来到上海，经过几年的历练和积累后，来到汉口开辟事业，从军服皮件号到火柴厂，宋炜臣实现了自我的超越。随后将自我事业与国家事业相结合，用尽全力经营既济水电，将汉口人民带入了近现代生活，极大的推动了汉口工商业的发展。
当然，人生之路总是不平坦的， 1911年辛亥首义，清军与民军在汉口激战，宋炜臣多方奔走，将水电两厂划出炮线百丈之外，但仍受到战争破坏。为使汉口迅速恢复水电供应，宋炜臣不惜以价值50万元私有地产向日本正金银行抵押贷款。1913年日债到期，又多次上北京求得财政部担保延期偿付，使公司幸免落于日商之手。1916年，因添购机器扩大生产，又向日商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借款100万元，定10年还清。不久该公司曾一度落入日本驻汉口总领事馆控制之下。幸好，宋炜臣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外汇暴跌之机（日元对银元贬值50%左右），积极筹措华资，购买日币，提前偿还了全部日债，并辞退了公司内日籍人员。到1920年，公司固定资产增至1000万元，水厂日供水量增至8.6万吨。成为当时华人创办的最大水电公司。
宋炜臣在汉期间，还曾会同汉口顾润章、顾溶等十余名富商，集资创办“杨子机器厂”。清廷农工商部核准暂免税厘五年的优惠。该厂设在下游湛家矶地方，有工人1000余名。生产铁路桥梁、车辆、叉轨，还生产小火轮铁木趸船、驳船、水塔水柜，煤气发动机、铸钢炉等产品。该厂还与汉口钢铁厂联股，运用钢铁厂设备，联合进行生产。当时杨子机器厂闻名全国、带动了全国各地制造业的发展。1905年，宋炜臣还在厦门设立了“信用银行”，在常德、德兴设立地产、地皮公司。1910年在湖北富池口开采铜矿。1913年在竹山开办五丰铜业公司和汉口炽昌硝碱制造公司。1907－1913年间，宋连任汉口商务总会第一、三、四、五、六届议董。1914年出任中华民国政府参政院参议。1916年任汉口总商会会董。遂成为汉口头号商人，名驰武汉三镇。1922年（一说1926年）因病去世。
汉口在近代历史进程中，由于汉口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又在商业发展上遇到了中国传统社会前所未有的契机。所以汉口的商业在近代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由此涌现出了一批汉商英才，他们是时代的产物，也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为武汉乃至湖北的近代化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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