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5日
，江蘇省委研究室戰略研究小組申斯春、呂永剛、蔡懷平在新華日報發表文章，題為《構建創新生態系統 培植江蘇“熱帶雨林”》。以下為全文。
觀點導讀
★在創新生態系統當中，僅僅有優良的“種子”和“土壤”還不夠，還需要陽光雨露和精心呵護。對黨委政府來說，就是要當好“園丁”，營造更加適宜的“氣候”，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集聚更多更優的“種子”，讓創新的激情競相迸發，讓一棵棵小樹苗茁壯成長。
★每一次新物種爆炸帶來的都是對傳統商業版圖、經濟版圖乃至政治版圖的衝擊與顛覆。在即將爆發的第四次新物種爆炸中，大數據和智能技術將會無所不在。面對經濟“新物種爆炸”的機遇與挑戰，江蘇應當做好準備，張開雙臂做好“兩個熊抱”，即擁抱“跨界戰爭”、擁抱分享經濟。
考察世界上領先的創新生態體系，都具有“物種”豐富、競爭充分、共生進化、新奇湧現等共性特徵，美國硅谷、以色列特拉維夫、法國巴黎大區等地更是形成了創新力旺盛的“創新熱帶雨林”。
其中硅谷是世界上創新生態體系的一個縮影和最典型的標杆，其創新物種、種群、群落演進呈現不同的時代特徵：從半導體時代發端，經過個人電腦時代、互聯網時代到現階段進入社交媒體與多元化時代，硅谷創新物種逐步多元化、基於原有集群衍生出新的集群更具有競爭力，群落也越加複雜穩定。硅谷創新生態的特點表現為具有獨特的社會網絡體系、多元的文化、開放的思想、良好的生活環境以及領先的研究型大學與本地企業間緊密聯繫等方面。可見，良好的創新生態系統具有自然演化的特徵。
江蘇構建創新生態系統並非“零起點”，從“首吃螃蟹”的鄉鎮企業，到發展外向型經濟中的“自費開發區”，再到在全國較早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創新已成為江蘇經濟最具標識度、最能凸顯區域特質的關鍵詞。
目前江蘇擁有的創新物種在數量、種類和豐裕度上均處於全國前列，集聚了數量可觀的高水平大學、科研機構、重點實驗室、工程技術中心，特別是人才儲備總量位居全國前列，是國內最具條件構建區域創新系統、打造“創新熱帶雨林”的地區之一。
對標國際先進地區，打造江蘇自己的“創新熱帶雨林”，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遵循創新生態體系的成長規律，依據江蘇人文底蘊和自然稟賦涵養創新生態。
捅破隔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一層紙”
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決定一個地區創新生態的決定性因素，必須對傳統“強政府”“父愛主義”的模式進行反思。江蘇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具有很強的“行政干預”色彩，其優點是在市場體系發育不全、本土企業家資源供給嚴重不足的情況下，“幹部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市場和企業家配置資源、組織生產，成為推動產業成長、帶動地方經濟發展的關鍵性力量。在特定發展階段，“強政府”的存在有其歷史合理性，但過猶不及，正所謂“真理越過一步就是謬誤”，所以必須捅破政府與企業之間隔著的一層紙。
江蘇這樣公認的“強政府”，在很長時間內仍然保持著微觀經濟活動的干預力乃至控制力，管了許多不該管，也管不好的事。在江蘇常常會出現政府“父愛主義”式的“獻殷勤”，而作為接收方的企業並不情願接受。事實上，一些省裡宣傳的企業典型如尚德等黯然退出了歷史舞臺，反而是一些沒有納入政府視野的企業家最後熬出了頭。此外，行政執法是“強政府”慣常使用手段，對其中的“破壞性”執法必須努力克服。如對每天給我省財政貢獻1.5億元稅收的三大煙廠，不允許打廣告，但它們都是新四軍創辦的企業，可不可以通過搞紅色旅遊等有益方式擴大知名度，而不是一禁了之呢？
政府在江蘇創新生態中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在創新生態系統當中，僅僅有優良的“種子”和“土壤”還不夠，還需要陽光雨露和精心呵護。對於黨委政府來說，就是要當好“園丁”，營造更加適宜的“氣候”，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集聚更多更優的“種子”，讓創新的激情競相迸發，讓一棵棵小樹苗茁壯成長。政府要有做好“店小二”的角色意識，好的“店小二”彷彿不存在，但在客人需要的時候及時到位。這個角色看似普通，甚至用老眼光看還“卑微”了點，但事實上卻需要敏銳的洞察、敏捷的身手和熱情但平和的心境。有了準確的定位，政府在服務、管理市場過程中，就可以做到進退自如，收放自如，隔在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一層紙”自然也就得到“冰釋”，唯有如此，江蘇創新生態才能形成最佳環境。
向新經濟的“寒武紀”發出“兩個熊抱”
新經濟具有極強的擴張性、滲透性和顛覆性，近年來迅猛發展不斷刷新人們的認知。對於當前不斷湧現的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有學者形象地稱之為“新物種爆炸”，概念援引自地質科學的物種大爆發，即6億年前的寒武紀。從寒武紀開始，絕大多數無脊椎動物在幾百萬年的很短時間內出現了，因此寒武紀被稱為生命的歷史性機遇期。
今天所說的新經濟領域的“新物種爆炸”，人類歷史發生過三次，一是“電氣”新物種爆炸，以電燈和汽車為新物種代表，以強電、弱電、內燃機為關鍵基礎設施；二是“信息”新物種爆炸，以計算機為新物種代表，以互聯網為關鍵基礎設施；三是“連接”新物種爆炸，以智能手機、車聯設備、智能家居為新物種代表，以移動互聯網技術與智能硬件為關鍵基礎設施。每一次新物種爆炸帶來的都是對傳統商業版圖、經濟版圖乃至政治版圖的衝擊與顛覆。如果說，美國引領了信息革命的物種大爆發，那麼在“連接”新物種爆炸中，中國大有後來居上之勢，所謂“新四大發明（高鐵、支付寶、共享單車和網購）”就是成功典範。在即將爆發的第四次新物種爆炸中，有學者認為，大數據和智能技術將會無所不在。從我國區域和企業版圖來看，深圳、杭州等新經濟領先城市快速崛起，不同地區因產業結構、增長動力不同出現顯著分化。無疑，江蘇沒能在上一波新物種爆炸期贏得先機，沒有在“新四大發明”中居重要席位，但江蘇在網絡經濟特別是新一代信息技術領域擁有較好的基礎和條件，足以支撐江蘇在下一輪新物種爆炸的契機，搶佔更好的發展位勢。
面對經濟“新物種爆炸”的機遇與挑戰，江蘇應當做好準備，張開雙臂做好“兩個熊抱”。
擁抱“跨界戰爭”。所謂“跨界戰爭”就是發展跨界經濟。之所以說是戰爭，這是由跨界產業競爭的激烈性決定的。一方面，可跨界的領域越來越多，甚至一個新領域都可能產生“新藍海”（相對於紅海，藍海是指一種沒有惡性競爭，充滿利潤和誘惑的新興市場）；另一方面，由於尚處於產業發展前期，發展不成熟，相應的市場空間也有限，不足以承載過多的企業進入。因此，缺乏持續創新力的企業很難贏得競爭，大量的投入往往面臨無法回報的壓力。因此，江蘇擁抱“跨界戰爭”需要突出重點，找準發力點。在注重發展“有油水”產業的同時，需要結合江蘇產業基礎和未來發展方向，將包括無人機、機器人、石墨烯、物聯網等產業在內的大數據、智能化、大健康和新材料作為主攻方向和重點領域，從而在中國網、中國車、中國路的發展建設上佔有重要地位。為此，江蘇既要積極推動現有新經濟發展，也要擅於導入新產業基因，蓄積未來新興產業的優勢。
擁抱分享經濟。美國未來學者傑里米·裡夫金在《零邊際成本社會》中提出，互聯網時代的未來是一個邊際成本為零的時代，協同共享經濟將顛覆許多大公司的運行模式，分享經濟或者說共享經濟的發展空間極大。當前，共享經濟正以燎原之勢衝擊著傳統的商業模式。從共享單車行業誕生了首家“獨角獸企業”，到共享充電寶企業數週內成功融資1.5億美元，到共享籃球、共享雨傘等的不斷湧現，共享經濟新業態可謂“愛如潮水”。《中國分享經濟發展報告2017》估算，2016年我國分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約為34520億元，比上年增長103%，共有6億人參與，比上年增加1億人；預計未來幾年分享經濟仍將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長，2020年分享經濟交易規模佔GDP比重將達到10%以上，2025年佔比將攀升至20%左右。面對如此巨大的市場蛋糕，江蘇企業需要立即採取行動。對於政府來說，重要的是做好“放管服”，為分享經濟領域的創新創業企業及個人提供優質服務和有效管理。通過發揮改革“深刺激”“強刺激”作用，為企業“鬆綁”、為群眾“增利”，可以吸引集聚更多更高端的資源要素，形成發展的特色與核心競爭力。
政府服務創新要做到“三個不”
政府如何服務創新，首先要擺正自己的位置，從履職盡責的角度講，就是做好“不越位”“不缺位”。但由於創新活動具有不確定性，跨界經濟、分享經濟更是常常要突破傳統的管制框架，對政府如何履行職責提出了更大挑戰。發展創新生態，江蘇重要的是既做加法，也做減法，多為企業鬆綁，多為創新創業者提供更大自由度和發展空間。
一是不把大象趕進瓷器店。大象是“熱帶雨林”之王，應在更大的舞臺、更加廣闊的空間行走奔跑。世界500強就是引領全球創新的“大象”，其中中國企業目前已達20%，但江蘇僅有2家。再比如，江蘇房地產市場空間大，南通“建築鐵軍”名聞天下，卻沒有誕生比肩萬科、恆大、碧桂園的一線房企。今後江蘇的企業，需要培育更多“大象”型企業，更多地踩到國家戰略中心位置，在“一帶一路”以及軍民融合等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二是不怕孩子拆壞所有玩具。創新的核心是豐富的想象力和果敢的行動力，以及大膽試錯的實踐經歷，循規蹈矩培養不出比爾蓋茨、喬布斯和扎爾伯克。創新需要保持年輕態，新興業態尤為如此，江蘇途牛和同程旅遊的員工平均年齡約為25歲。“不怕孩子拆壞所有玩具”，就是要讓創業者敢於打破罈罈罐罐，通過創新乃至顛覆，搶佔行業發展先進，贏得市場競爭的制高點。然而，現行教育制度和模式嚴重壓抑孩子的“好奇心”，嚴重製約創新的長遠發展，應試教育與創新期待已經形成了難以調和的矛盾。
三是不讓創業者在雞蛋上跳舞。創新創業需要更多的平臺。江蘇為推動創新，已經形成諸多大平臺、高平臺。我省迄今已擁有國家級經濟技術開發區26家、國家級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17家，數量均居全國第一，省級以上開發區撐起了我省經濟總量的半壁江山，是我省經濟的“壓艙石”。省產業技術研究院的成立也是我省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大手筆”，幾年來在集聚國內外創新資源、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支撐地方產業創新發展等方面情況取得了豐碩成果。然而，江蘇創新平臺仍然面臨諸多問題，如人才流動性不強、冒險精神不足；科技政策管理過死，工程思維過強，不符合創新規律；風投業發育不足，難以催生更多的創新企業，等等。
集聚四類創新的“種子”
所謂創新的“種子”就是創新主體，不同的創新主體有著不同的生成軌跡，眾多創新主體集聚形成不同的結構，有著不同的創新文化。對於江蘇來說，我們需要培育好“四類創新種子”。
一是培育有抱負、有情懷的知名企業家。 由於缺乏深圳、杭州這樣的創新型城市，缺少華為、騰訊這樣的標杆性企業，江蘇的創新領域“有高原、無高峰”的現象難以破解。我們探尋這些標杆企業，無不擁有一位有情懷、有抱負的知名企業家，無不擁有持續創新、永立潮頭的管理團隊。像董明珠、馬雲、任正非等人自身就已成為企業品牌，具有價值連城的無形資產。聯想到江蘇老一輩創業者中，不乏波司登集團創始人高徳康那樣一直雄心勃勃的民營企業家，他們是我們江蘇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波司登”與世界名城波士頓諧音，源於高徳康在企業初創時赴美考察受到啟發，立下的宏願。同時期的一些鄉鎮企業卻因為停留在“三年不開張也有飯吃”的層次上，“慢魚”被“快魚”吃掉。江蘇需要湧現出更多的像高德康這樣有眼光、有情懷的企業家，貢獻出更多行業領軍企業，站上時代和行業的巔峰。
二是培育有夢想、敢打拼的新型本土創業家。江蘇民營企業家隊伍出現了一種比較尷尬的局面：雖然民營企業家隊伍龐大，且所進入的行業大多數處於產業鏈中低端環節，具有鮮明的“草根性”，但是與浙江、福建等地遍佈敢打敢拼的草根創業者不同，江蘇草根創業者的“狼性”少了許多。鑑於江蘇自身情況的特殊性，沒有必要也不可能模仿多年前深圳的山寨創業模式，但至少要多學會兩條腿走路：既走引進嫁接式的高端創新道路，也走本土創業道路，既保持產業的高度，也擁有本土創業的那種草莽式的魄力，為江蘇創新創業提供源源不斷的新鮮動能。江蘇“和善園”包子品牌近年來開始嶄露頭角，創始人沈春龍是一位蘇北農村青年，他用“互聯網+包子”的思維，解決都市白領以及社區居民早餐痛點，通過15分鐘營業圈的模式，經過十餘年發展，除省內各市外，其門店現已擴展至浙川陝等省的主要城市，已成為當地深受歡迎的專業早餐連鎖品牌之一，把小包子做成了上億產業。江蘇需要湧現更多這樣年輕有為的本土創業家，把社會和民生“痛點”“堵點”和“盲點”變為企業的贏利點。
三是培育更多有商業頭腦的科技創新人才。科技創新成果產業化不足，一直是我省的“阿喀琉斯之踵”。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很多，就主體而言，與科技人才結構不盡合理有關。仍以硅谷為例，在周邊發達的教育體系與硅谷商業奇蹟的雙向反饋機制作用之下，硅谷及其周邊的大學、科研院所之間形成了一種“人才—科技成果—財富”的良性循環產出機制，並在此基礎上孕育出推崇創新創業的科研及市場經營理念。斯坦福大學科技成果轉化率高達80%以上。在這種科技創新與產業化的良性互動中，鍛造了一大批懂市場、有商業頭腦的科技創新人員，許多高校教師兼有企業家身份。位於浙江杭州的中電55所利用市場化機制，激發了科研人員的活力，成就了其旗下海康威視的“創新奇蹟”，超越了昔日電子科技界的執牛耳者——位於江蘇南京的中電14所。江蘇省產業技術研究院在打通高校和科研院所創新與產業化之間搭建了橋樑，取得初步成效，但未來還需繼續發力，才能真正讓江蘇大院大所的創新資源“活起來”“動起來”。
四是積極利用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創新資源。創新活動是不均勻分佈的，呈現高度的集聚性，特別是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北京、上海是國家科技創新中心，江蘇雖然相對邊緣化，但由於有了高鐵，處在兩個中心之間，可以做不少事情，有一定比較優勢。《2017上海科技創新中心指數報告》顯示，上海創新輻射帶動作用相對較弱的狀況正在發生改變，2016年上海向國內外輸出技術合同額佔比達到69%，向外省市技術輸出成交金額同比增長89.6%。可以預期，上海未來的科技輻射效果還將進一步提升。目前北京、上海兩個中心目前都在實施“減量發展”，建議江蘇實行“雙向戰略”“北接東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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