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目录》四十卷（下文简称《集成》），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的古代类书，同时也是规模最大的铜活字印本，在活字印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校样本，一般指书籍正式出版之前用来校正讹误的本子，在一书的版本系统中占有特殊地位，对了解其出版过程具有重要价值。校样本不是正式出版的本子，故存世极少。对于《集成》这种重要的铜活字本，如果能找到其校样本，无疑是一件令人惊喜的事。笔者有幸看到了这样一部珍贵的版本，故不揣简陋，特撰此文以供方家批评指正。
一、前人对《集成》铜活字校样本的讨论
最早提到《集成》铜活字校样本的可能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四月十八日内务府大臣永瑢等《内务府奏清查武英殿修书处余书请将监造司库等官员议处折》：“又有不全《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内每典缺欠不一，共少六百八十一本。查此一书于雍正六年刷印六十四部之后，并未重印，今已将各处陈设并颁赏、现存《古今图书集成》数目按册逐一详查，与原刷六十四部之数相符。是此一部或系当时初刷样本，历年久远，遂至散佚不全。”[1]这里的“初刷样本”（或叫试印本），是书版做好之后最先刷印的一部用来校对的本子，一般情况下就是校样本。不过奏折中用“或系”，说明这仅是猜测，似无确实证据。也有学者直接将这部残本当作“初刷试印的样书”[2]。不过这部残本恐怕早已佚失，可能永远也无法确证了。1999年，辛德勇先生发表《书林剩话》一文，提到自己收了一册铜活字《集成》零本，颇有挖去重补字迹，“推测此当为校样用试印本”[3]。但存世铜活字本《集成》多部均有挖补痕迹，如天一阁藏本、浙江图书馆藏本均是，这并不是校样本的独有特征。裴芹先生《〈古今图书集成〉研究》据辛先生提供的材料与徐州图书馆藏本比对，已有辨正[4]。
关于永瑢等奏折中提到的“初刷样本”，曹红军先生《〈古今图书集成〉版本研究》一文则认为根本不存在[5]。对于《集成》这样大部头的铜活字本，不可能先刷印一部样本，校改后，再正式刷印，这样不太现实。因此不大会有“初刷”的本子。这个观点我们原则上是同意的，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整部书不大可能重排，故没有整部的“初刷样本”，但完全有可能重排少部分卷叶，这一部分是可以有“初刷样本”的。下文将会涉及这个问题。另外，曹先生论文中提到了“工作底本”的概念：“因此陈梦雷所印66部中，应当有一部已经成为蒋廷锡的工作底本。在底本上进行文字校改后，其余65部再照此挖补后，用铜活字钤盖改定。”[6]我们认为这里的“工作底本”作为其它各本校正的样本，实际上就是校样本的意思。很幸运的是，这个校样本保存了下来，即天一阁藏本。
二、天一阁藏铜活字本《集成》概况及流传
天一阁藏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半叶九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双边，单白鱼尾。版匡高21.3厘米，宽14.8厘米。开本高29.8厘米，宽19.8厘米。纸张为黄色。装帧为毛装，四眼，用两根纸捻固定，书首、书根、书背皆未裁齐。无正式封面，只在前后各加两张与内叶相同的空白纸以为保护。目录四十卷，现存二十二卷（三至四、二十一至四十）。正文一万卷，现存八千二百二十一卷。共四千一百二十五册。
阁藏本为乾隆三十九年（1774）御赐，本年五月十四日上谕云：“鲍士恭、范懋柱、汪启淑、马裕四家，着赏《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以为好古之劝。”[7]范懋柱为天一阁创始人范钦八世嫡孙，纂修《四库全书》时，天一阁藏书即以懋柱名义进呈。在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所刻《天一阁书目》卷一之一中，详细著录了阁藏本三十二典每一典的部数及卷数，末云“以上六汇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九部共一万卷”，不云有残缺。时距赐书仅三十余年，社会相对稳定，保存完整亦在情理之中。道光末年，刘喜海所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卷首《例言》中云：“御赐《图书集成》一万卷，见缺一千余卷。”[8]此时距嘉庆书目亦仅三十年，缺失却达一千多卷，很可能跟鸦片战争时遭英军掠夺有关[9]。至光绪十五年（1889），薛福成刊行《天一阁见存书目》，卷首《御赐书》中详细著录了阁藏本的存卷情况。据统计，实存八千四百六十二卷、目录十卷。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薛福成还配补了五十一册一百零二卷，其配补本来自“文澜阁购存复本”[10]。可惜这些配补本后皆佚失。民国二十九年（1940），冯贞群所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印行，也详细著录了《集成》的存卷，实存八千三百二十卷、目录二十二卷。目录较薛福成时增加十二卷，可能是之前统计有遗漏。冯贞群后来访归的几卷都有标识，这几卷并无标识，可能不是访归的。此后至今七十余年，又有近百卷佚失。从这些书目著录来看，此书流传有绪，二百余年来未出天一阁[11]。
三、天一阁藏本所见之《集成》编校人员
在陈梦雷主持《集成》编纂的最后阶段，《集成》馆共有编校人员八十人。雍正元年（1713），陈氏被再次流放后，蒋廷锡受命继续《集成》校印工作，首先整顿《集成》编校队伍，肃清陈梦雷亲信等十六人，剩余六十四人[12]。此后编校人员大概又略有调整，至雍正三年底《集成》竣工时，馆中存留人员为六十人[13]。在随后吏部为六十人议叙的题本中提供了详细的名单，这大概是目前看到的记载《集成》馆编校人员最详尽的一份文件[14]：
今查满洲贡生禅他海行走四年六个月，监生候选州同莫之鹗、生员捐知州即用孟尚麟、生员韩绣英、监生捐州同金试，俱行走三年二个月，皆与六年期满议叙之例不符，相应照例分沠别馆效力，俟六年期满照例议叙外，进士徐宁、郭如岐系应用知县之员，以知县即用再加一级；举人赵之枢、刘国杰、刘克一、张绍懿、金筠、李锡秦俱系考选拣选知[县]，相应以知县即用，沈青崖系考选教习，相应俟教习期满以知县即用；满洲举人舒德，以应用七品京职之缺即用；贡生、候选州同陈经合相应以知县用；候选州判邓杰相应以州判即用；监生、候选州同王中铭、王颖、梁锡琯、刘庶、鲁一佐、钱松、曹钰、章文礼、朱文昭、章文乐相应照例以知县用；候选县丞梁廷椿、李映晄、朱文玑、候选主簿孔庆云，相应以应用之职即用；监生许元基、曹廷基，俟其考职后以所考之职即用；廪生许弘徤、方正志、杨尚琮相应以训导用；生员俞养直、汪百川、李灼、邹弘业、续缙、胡淦、鲁玙，俟其考职后以所考之职即用；满洲生员麦拉素、法可进、富岱，相应照应用无品笔帖式即用；童生钱志修、叶钧、张复祖、马墣、方世清、黄锺，相应准为监生；现任刑部主事图麒、现任都察院笔帖式关寿、现任州判高儁飞、现任训导冯士弘、现任工部笔帖式鋾钥，相应于现任内各[加]二级；原任满洲检讨车松，康熙五十四年御试翰林等官，考在三等，奉旨原品休致在案，应降一等以各部主事用；革黜举人程可式、徐曰模，因科场代作文字，革黜举人，应无庸议。
阁藏本上出现了二十一位编校人员的钤印和题名（图一），是《集成》编纂、校印的重要实物证据，与此文件记载皆可一一印证。这二十一人分别为（依图一中顺序）：“韩绣英”（朱文长方印，以下不出注者同）、“金试”（“金试校”）、“赵之枢”、“刘国杰”（又有“刘国杰恭校”墨笔题名）、“张绍懿”、“李锡秦”、“沈艮思”（墨笔题名，即沈青崖）、“王中铭”、“钱松”、“文礼”（朱文联珠印，当即章文礼）、“章文乐”（墨文长方印，又有“文乐”朱文方印）、“朱文玑校”（墨笔题名）、“许元基”、“方正志”（较淡，原书可辨）、“续缙”、“胡淦”、“马圤”（即马墣）、“方世清”（墨笔题名）、“图麒”（较模糊，原书可辨）、“高儁飞”、“陶补”（当即鋾钥，详下文）。
以上二十一位编校人员，其中钤印者十八人，共二十方印（其中金试、章文乐各两方），除“金试校”一印钤于每册后封叶、“章文乐”一印钤于每册前封叶背面之外，其它均钤于前封叶右下角部位。墨笔题名者四人（其中刘国杰既有钤印又有题名），“刘国杰恭校”题于签条上，另外三人“沈艮思”、“方世清”、“朱文玑校”均题于各册前封叶右下方。合计重复钤印及题名之册，共计三十九册，占阁藏本总册数的百分之一弱。需要指出的是，从理论上讲，应该每一册都有钤印或题名的，为什么现存本只有百分之一？通过仔细观察现存本各册的实物形态，我们认为，现存本上的这些钤印、题名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各种校记等印记，是经过了有意的清除之后残留下来的。这些印记都是在最靠边的位置，而现存本大多数纸边（靠近书背处）都经过了裁剪、切割。因古籍每一叶是对折的，形成两个边，而这些印记一般都只出现在一个边上，因此裁剪的结果出现了大量同一叶两边不齐的情况，当然也有索性两边一起裁齐的。最重要的证据是，由于裁剪得比较随意，留下了一些裁去一半的痕迹，还有很多并未裁到两端、只是把有印记的一端裁去的情况。清除这些印记的原因大概是，首先校样本的功能完成之后，这些印记已经不必要了。其次，一般的书，校样本不会用来出售或送人，书不够用时，多刷一部即可。但像《集成》这样的大部头，仅印了六十六部，校样本难免也要利用起来，不管是用来在宫廷陈设还是颁赐臣下，留着这些印记都不太好看，因此要去掉。最终，这部书确实用上了，被颁赐给天一阁范氏。
二十一人姓名大多数与吏部档案完全一致，只有三人需要稍作辨析。钤印中的“马圤”，档案中作“马墣”，二者为异体字，问题不大。题名中的“沈艮思”，即档案中的“沈青崖”。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二十七云：“沈青崖，字艮思，浙江秀水人，雍正癸卯进士，官至开归道。”[15]即此人。钤印中的“陶补”，其“陶”当对应档案中的“鋾钥”，“鋾”字疑为“陶”之讹。此本档案多有讹脱之处（如上文所引即有两处脱字，其下文又将“曹廷基”误作“曹廷曹”等），此类讹误似属平常。其“补”字当是“校对补改”之意，“陶补”意即此册由陶钥负责校对补改。按蒋廷锡等奏折中云“俞养直等十人为收查卷页号数、校对补改之员”[16]，盖陶钥即此十人之一。又，诸钤印者多为一人一册，惟“陶补”之印出现四次，皆与他人联署（与他印同钤或同时有他人题名），如刘国杰、续缙、许元基、沈青崖。这说明在整个编校工作中，“陶补”与此四人的分工是不同的。尤其是与续缙联署者最能说明问题。该册为《氏族典》卷五百二十五至五百二十六，封面墨笔大字上题“续”，其下小字双行题“二卷发补共十签”，下钤“续缙”朱印，又下钤“陶补”朱印（见下文图四），显然此册两卷由续缙负责校对文字讹误，以签条标出，共有十签，然后发给负责补改的陶钥进行补改，并各自题名、钤印，以示负责。这是《集成》校对工作的基本流程。同时可以证明“陶补”当为陶钥所补之意。
编校人员的分工，目前看到比较全面的叙述即上文所引蒋廷锡等奏折：“臣等随令车松、图麒总任分书、收书登记之事，令李锡秦等二十人为校阅兼续纂之员，高儁飞等十二人为专任校阅之员，金筠等十四人为磨对刷印之员，俞养直等十人为收查卷页号数、校对补改之员，徐宁、关寿二人为查理一应校对书籍之员，共六十人。”[17]整个编校工作共分六类，前后两类登记、检查书籍工作量较小，故各安排二人。所谓“磨对刷印”，即专门负责检查印刷工作，主要应该是对印刷质量等问题把关。“收查卷页号数”当指检查每卷叶数（即号数）是否遗漏等问题。“校对补改”即上文所说根据校对人员校正的结果进行修改。而工作量最大的应该是校对讹误。蒋廷锡接手时《集成》已刷印九千六百二十一卷，未刷者仅剩三百七十九卷[18]。因此所谓“续纂”，主要应该指的是对未刷三百多卷的文字修改和对其他已刷者文字的较大改动，这种修改更主要是一种审查、校对工作，并非真正的重新编纂。因此对基本已经全部刷印好的《集成》的校对才是最重要的工作。第二、第三两类基本上都是负责校对的，共三十二人，占全部人力的一半以上。阁藏本上出现的二十一位编校人员，陶钥负责补改工作（据“陶补”之印及联署情况）。根据吏部档案，图麒是负责登记工作的，李锡秦为校阅兼续纂之员，高儁飞为专任校阅之员。据钤印和题名，朱文玑、金试、刘国杰皆校阅之员，不清楚是否兼续纂。据上文引校对题记可知，续缙也是校阅之员。与续缙同样有校对题记的方世清也是如此。这七人是负责校对的。其它十二人具体的分工则不清楚。
阁藏本上保留的二十一位编校人员的钤印、题名，尤其是其中包括了七位负责校对者及一位负责补改者，可以说明阁藏本就是一部校样本。
四、天一阁藏本所见《集成》之校对印刷实情
阁藏本不仅保留了部分编校人员的钤印、题名，还保存了不少校对者的题记、校记，可以反映出《集成》的一些校对印刷实情。这些题记、校记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夹在书中的签条，这类存留得非常少，只发现了五条。这五条从内容上又可以分为两种，即题记和校记。题记有两条：“闺媛典第二百七、八卷刘国杰恭校”、“选举典第六十三、四卷刘国杰恭校”（图二）。这两条分别夹在相应该册（一册含两卷）中，其中《闺媛典》之册封面钤“刘国杰”朱印。这两条题记很容易让人想起《四库全书》书前提要每篇结尾必有某年某月“恭校”的字样，用“恭校”二字，当是官修书校对的通例。另外三张签条是校记，一张在《乾象典》卷五十九叶十五：“‘属魏与属魏’：二‘魏’字疑一作‘卫’，请裁定（冒号后为双行小字）。”（图三）“属魏与属魏”在本叶末行，此签条原粘于末行之上叶眉处，不知何时被扯掉，撕扯导致文字笔划破损处尚可拼合。值得注意的是签条的用语，其“裁定”二字抬行，是校对者对其上级（如总裁）的尊敬用法。蒋廷锡等奏折云：“臣蒋廷锡奉旨……‘派尔为正总裁，陈邦彦为副总裁’……臣等一面将未刷之书令在馆人员详细校对刷印，一面将已刷之书令在馆人员分卷重校，臣廷锡、臣邦彦再加总阅，务期改正无误。”[19]所谓“分卷重校”，正是上文“刘国杰恭校”两张签条所反映的内容。而两位总裁“再加总阅”，正与这张签条“请裁定”相合。这说明奏折中所言校对程序，“在馆人员分卷重校”和两总裁“再加审阅”，与实际校对工作程序一致。文献记载与实物正相呼应。不过就此条而言，总裁似乎并未再加审阅，校对者校出的讹误并未改正。这并非总裁对此校有不同意见，因为这个讹误比较明显。《集成》所收此文为明代娄枢《河内星野魏分与卫分考》，原句作“吾尝详考河内之域属魏与属魏之制”，从文意来看，二“魏”字明显应有一个作“卫”。故此误不仅《集成》校对者发现了，《古今图书集成考证》也表示了怀疑：“案两魏字疑一作卫。”[20]今按，娄枢《娄子静文集》卷四收此文，上一“魏”字正作“卫”[21]。因此这个讹误未加改正，很可能是总裁审阅时漏掉了。
第二张签条在职方典卷一千七十四《汀州府部汇考》四《汀州府风俗考》第一叶：“风俗之一‘成集’：未补（‘未补’二字为小字）。”“风俗考之一”当指《风俗考》第一叶，本叶版心即作“汀州府风俗考之一”。“成集”二字本叶并未出现，但是本叶版心的“古今图书集成”中的“集成”二字为挖补，是用铜活字钤盖的。我们推测“集成”二字可能原来误倒作“成集”，校对者检查时发现了，遂用签条签出，注明“未补”。值得注意的是，《风俗考》第二、四叶版心“集成”二字也是挖补的，但是三叶的“集成”二字字形各不相同，查浙江图书馆藏白纸本铜活字《集成》此三叶版心“集成”也是钤盖挖补的，各叶之字形也不相同，而其第一叶“集成”之字形与阁藏本相同[22]。这说明挖补时是以单叶为单位（即同一叶的六十六个复本为一个单位），而不是以一部一卷为单位。可知当时六十六部《集成》的存在状态也是以单叶为单位的。蒋廷锡等奏折所云“今雍正三年十二月纂校已竣，除进呈本已装潢外，尚有六十三部现在折配”[23]，表明此前包括进呈本都未折配，与此一致。
第三张签条在官常典卷五百四十四叶二十五：“后四行：‘抵’改‘坻’。”此条为朱笔，当即方世清题记所云“红签外增添六签”（《职方典》卷四十七至四十八封面所题）中之“红签”。这条所校误字也未改正。此为唐杨巨源《上刘侍中》五言排律之句“京抵溢万箱”，“抵”当作“坻”，典出《诗·小雅·甫田》“如坻如京”，《全唐诗》所收此诗即作“坻”[24]。可见这条校对也是遗漏未改的。
第二类题记、校记题写在书上，按内容即可分为题记和校记，题记是对本册校对情况进行总结说明的文字。校记即校对具体内容讹误的文字。从形式上看，题记都是题写在封面或首叶上，校记则皆题于有讹误之叶上。题记存留很少，只有四条（图四），一条为上文所引续缙题于《氏族典》卷五百二十五至五百二十六封面者：“续：二卷发补共十签（此七字为小字双行）。”另一条也是上文引过的，即方世清题于《职方典》卷四十七至四十八封面者：“红签外增添六签。方世清。”另外两条为，《官常典》卷一百五十一首叶即目录叶背面左边：“十月廿日方校共签二十……”《文学典》卷一百十三至一百十四封面：“方正月二十八日发：刷四号、补五号（此六字为小字双行）。”这两条署“方”的很可能也是方世清所校。
上文已揭示续缙题记揭示的校对工作流程是，由校对者签出讹误，然后发给补改者修改。其它三条题记也能说明这一点，只不过补改者的钤印或题名可能缺失了。“红签外增添六签”一条表明可能至少经过了两次校对，前一次用红签，后一次可能就是墨签了（这条题记是墨笔）。
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条，所谓“补五号”，即有五叶需要补改，这个问题不大。最关键的“刷四号”，即有四叶需要重新刷印[25]，说明校对工作中有重新排版印刷的情况。目前学界似尚未有人指出这一点。相反，学者根据清世宗在蒋廷锡等雍正元年奏折上“改印不必”的批示[26]，得出了没有重新排印的结论[27]。现在，我们从阁藏本上发现，至少部分卷叶是经过了重新排印的。除了“刷四号”外，还有更重要的两条证据，一是《宫闱典》卷二十七叶二十六、卷二十八叶六、叶九，三叶的右上角都钤有“改刷篇”朱文长方印，说明这三叶曾经重新排印。二是发现了两叶重新排印之前的印张。一叶为《官常典》卷九十五《宗藩部列传三十九》叶十八，此叶改刷前之印张误装于《官常典》卷九十二叶十七之后，而改刷后之印张在其正确位置。改刷前之叶正面左边有校记云：“七行‘愍’换‘敏’。”此叶第七行作“楚威敏王宗雄”，其中“敏”字为挖补，但不是用铜活字钤盖，而是手写。而改刷后之叶此字作“敏”，无任何挖补痕迹，显然按校记做了修改并重新排印。此外，两叶文字内容完全一样，但仔细比对，每个字的字形皆不相同，为重新排印之确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后印叶第十四行第十二字“赗”为挖补，以铜活字钤盖，而前印叶此字不误。这说明重新排印又出现了新的讹误，而这个问题很可能是当时不主张改印的技术方面的原因。与浙江图书馆藏白纸本铜活字《集成》比对，浙图本与后印叶相同。另一叶是《边裔典》卷八十《西夏部汇考二》叶三十，阁藏本背面左边有校记：“四行‘除’补‘殊’。”此叶第四行第四字作“殊”，为挖补，亦为手写。浙图藏本作“殊”，无挖补痕迹，显然也是按照校记做了修改并重新排印。又阁藏本第二行第十六字作“藏”，浙图本作“臧”。此叶其它文字皆内容相同而字形不同，亦重印之确证。如果仅从这两叶来看，称阁藏本为“初刷样本”或“试印本”，也是可以的。只是阁藏本《官常典》中改刷之叶显然是打算去掉的，故误装于他处，正确位置处此叶已经和他本一样属于后印了。这个也容易理解，既然已经重新排版，那么多印一叶不过多费一张纸而已，将校样本中的前印之叶换掉也不过举手之劳。如上文提到的钤有“改刷篇”印的三叶，与浙图本同版，也是将前印叶换掉了。所以真正的试印本（确切地说应该叫试印叶）可能大多已被换掉了。至于在校样本中保留了前印叶的另一叶，大概是因为并未一律要求换掉，才留了下来。
第二类中的校记数量较多，有五十一条，全部题写在叶面左右两边上，有的题在正面，有的题在背面。校记的格式大概有：“某行某字换某字”（二十五条）、“某行某字改某字”（十条）、“某行某字错某字”（六条）、“某行某字误某字”（两条）、“某行某某字倒”（两条）、“某行增写某字”（两条）、“某行某字（已改正之字）”（两条）、“某行某字补某字”一条、“某行落某字”一条。其中校而未改者十条，挖补修改者四十一条，其中以铜活字钤盖者五条，手写者三十六条。凡言“换”、“改”、“错”、“误”、“补”等者，皆是校正讹字，共四十六条，占了绝大多数。言“倒”者两条，一条是互倒，即《艺术典》卷四百二十七叶一：“八行‘巅疾’倒。”文中挖补作“疾巅”，以铜活字钤盖。另一条有些奇特，即《闺媛典》卷五十九叶八：“三行‘一’字倒。”文中“一”字无挖补痕迹。再三仔细观察才发现，此“一”字确实上下颠倒了，右边向上突出的部分变成了左边向下突出，所谓“倒”指的是铜活字排版时排颠倒了。这条校记显示出校对者特别细致认真的一面。不过也许是觉得影响不大，此误并未修改。言“增写”者两条，即原文有脱字，《草木典》卷三百十七《目录》叶二：“十五行题下增写‘二首’两字。”叶三：“十二行题下增写‘烧香’二字。”此二处原文皆为空白，故不需挖去误字，直接手写补上。
言“落”者一条，也是原文有脱字，《山川典》卷九十六叶六：“首行落‘为’字。”此处之文为明王鏊《洞庭两山赋》“非是湖/之尾闾”（斜线以下为叶六首行之文），与下文“非是山为之砥柱”对应，“之尾闾”前显然脱一“为”字，四库本王鏊《震泽集》卷一所收此赋此处即有“为”字。但此处没有任何改正。在这条校记的下面还题有三个字：“不必添。”笔迹与校记不同，很可能是总裁审阅之语，意思是不必补上这个字。显然不是总裁认为此处无误，而很可能是基于很现实的原因：增加字比较困难。改正讹字可以用挖补的方法，去掉一个讹字，补上一个正字，不需要大的改动。互倒情况也是这样。上文“增写”者原阙处为空白，更容易处理。而此处如要补字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改易行款，增加本行字数，因为铜活字不能改变大小，如果用钤盖法，字就要突出边匡；如果用手写，就要挖去几个字，然后加上一个字，写得扁一些补上，这样版面就会比较难看，很不适合御览。另一个办法就是重新排印，这个更麻烦，成本比较大，还有产生新讹误的风险。上文提到的重新排印即有产生新讹误的情况，主事者很可能也意识到了这些问题。在书中几乎随处可见的挖补中，也从来没有看到过因补字而改易行款的情况，当是此书校改的通例。这是活字印刷技术上的困难，雕版印刷在这方面有一定优势，可以剜去数字乃至整行，补上脱字，这样字间距稍小而不致于版面太难看，更不用挖补纸张。这说明，很可能由于活字印刷的技术问题，导致主事者在内容的正确和形式的美观之间选择了后者。
言“换”者二十五条，其中二十三条集中在《官常典》卷九十一至九十二、一百十七至一百十八，其中二十二条都是手写挖补，只有一条是钤盖挖补。经与浙图藏本比对，浙图本有十条未改，钤盖挖补者八条，手写挖补者五条。如卷九十一叶一：“九行上‘余’字换‘前’字。”阁藏本手写挖补作“前”，浙图本仍作“余”，未挖补。卷九十一叶十五：“十七行‘永’换‘允’。”阁藏本手写挖补作“允”，浙图本钤盖挖补作“允”。卷一百十七叶一：“十六行‘擅’换‘檀’。”阁藏本手写挖补作“檀”，浙图本同。两本的差异如何解释？比如浙图本未改的，是否属于遗漏？还需要更进一步研究。
上文据方世清“红签外增添六签”的题记推测至少校对过两次，这两次都是用签条出校的。而这种将校记题写的叶边的，显然又是一次，而且可能是最早的。因为这些校记的题写位置已在装订线以内（按线装来说），如果是线装，根本看不到；即便阁藏本是毛装，也仅仅可以翻看，题写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只能在装订成册以前所校，而签条则是装订后所校。这表明至少有三次校对，还不包括总裁的审定。
关于挖补方法，尚有可说。《交谊典》卷五十七叶三十四第十四行第二字“容”为手写挖补，用来补字之纸系从本叶左边下端所裁，用剩裁下的余纸尚夹在书中，与左边裁去之缺口处相拼，完全吻合。类似的情况还有不少，且似以手写挖补者为主，带有一定规律性，甚至可以用来反查手写挖补之字，即先翻查书角（阁藏本为毛装，便于翻查书角，线装者书角则已锁牢），发现某叶有剪裁的缺口，再去细查此叶文字，往往就有手写挖补之字。这似乎表明，就这些手写挖补者而言，阁藏本的挖补与其它本可能不是同时进行的，或许与其是校样本有关。至于挖补的具体方法，曹红军先生认为是这样的：“其挖补手法是将原字从字的边缘小心裁去，再将用铜活字钤盖好的正字从印样的背面小心补上。”[28]这种先钤后补的方法，从情理推测是可以有的，但从阁藏本上却看到了先补后钤的方法。《职方典》卷一百五十七叶二十一第十四行第九字“壤”，为钤盖挖补，其笔划有一部分盖在了新补纸之外的原纸上，这显然是先补空白纸，后钤盖导致的。
另外颇值得一提的是，《集成》印刷错误是非常多的。可以这么说，几乎随手翻开一卷，都能找到几个挖补之字。笔者在快速翻阅时曾尝试一册中仅记一个挖补字，后积至近五百字，因过于费时而暂停。于是随机抽取一册做了细查，即《坤舆典》卷三十五至三十六，结果是，卷三十五共四十九叶，有挖补者十一叶，计补十七字；卷三十六共五十八叶，有挖补者十四叶，计补二十五字。按其行款计算，两卷字数共9×2×20×（49+58）=38520字，挖补错字为17+25=42字，42/38520=0.00109，错字率达到万分之十一，是相当高的，这还不包括未改正的错误（从上文来看可能性是不小的）。蒋廷锡等奏摺说“一卷之中必有十余页错误”[29]，看来并未夸张。
五、天一阁藏本所见《集成》之排印工
阁藏本不仅是一部校样本，还是当时排印工人的工作底本，保留了大量的排印工题署。这些题署主要由日期（月、日）和人名组成，个别情况下只有人名或日期，绝大多数题写在每叶背面的左边上，少数题在右边上。据初步的粗略统计，阁藏本大约有二百五十多册上保留了排印工题署，每册多寡不一，多者近百条，少者仅一条，总量当不下千条。不过相对于《集成》全部四十余万叶来说，仍不足百分之一。其中不重复的排印工，据目前不完全统计，已达一百七十多人。从阁藏本的实物形态看，像上文分析钤印、题名时所说一样，排印工的题署也是经过了有意的清除，即被剪裁掉了。在许多册中，每叶应有题署的一边明显较另一边短了半厘米到一厘米，即是剪裁的结果。更直接的证据是，有些剪裁未尽的，留下了残缺的字迹，如《职方典》卷一千一百八《艺文一》叶四、《山川典》卷二百九《巨洋水部纪事》叶一等等。从理论上讲，每一叶都应该有排印工的题署。有一条材料可以证明这一点，《学行典》卷二十叶五相应位置无排印工题署，而是题写了这样一句话：“无月日名姓。”这句话暗示出题写月日名姓应该是常规，这条不合常规，故特意注明。
排印工题署的大体形式是这样的，如“正月初九日罗六”、“弍月十六日杨保住”、“十二初二史永福”、“八月刀（即初）二王敏”、“六廿三丫头（或作罗丫头、罗四丫头）”、“十月十四孙三”等等。其姓名体现出普通民众的特点，如“丫头”、“孙三”、“罗六”等，另外还有“刘大”、“灵官宝”、“黑达子”、“七十儿”、“小李四”、“坡儿”、“三哥”、“魏大”、“方小五”、“小五十八”、“二黑”等等。这是判断其为排印工的证据之一。另外署名还常常同音通用，如“干生”与“赶生”、“魏大”与“未大”、“秀芝”与“秀之”、“乌什哈”与“五十哈”等。这与雕版中的刻工署名很相近，也是定其为排印工的证据。月日也经常署得比较简单，从最完整的“正月初九日”到最简单的“六廿三”两个数字，甚至把“初”简写为“刀”。署名中如“乌什哈”、“西登库”、“巴查”似非汉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还有几个人是直接署作满文的。正如编校人员中有好几位满族人一样，排印工也是由多民族组成的。
此外，还有同时署两个人名的，大多形式为“罗四月初一日满长”、“罗四月初五日老哥”、“谢七月初三日刘洪勋”，也有署作“二月十九罗祥如贤（即程如贤）”者。这种或许是两个人合作排印的，或者一个排一个印，尚难确定。还有一部分题署后面署了“某月某日交”，如“罗六月卅日坡儿七月初二交”、“罗七月初四日陈国玉刀六交”等，大概是排印工移交印好之叶的时间。
在题署下面，还时常有排印工随手记下备忘的一些工作记录，主要是印刷中的一些问题，最多的是印数短缺，如“白少一页”即指白纸缺了一页。稍有些奇怪的是还有“少黑纸一页”，黑色的印书纸是没有的，《集成》更没有黑纸本，这里应该是指黄纸，即铜活字本《集成》的白纸本和黄纸本。在补刷了缺叶之后，常常将此记录涂掉，再写上“补完”。有时补的人跟原来刷印者不同的，也要注明，如有一条作“……（月日残缺）孙三。黑纸一页，坡补完”。另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如“白一页字不全”，大概是没刷好，有些文字没印出来。补刷了之后，这六个字就被涂去了。又“白污一页”，可能是被墨弄脏了，补刷之后也被涂去。有时纸张破损了，也要补刷，如“黑页边破一张。补完”。此外还有印张放置错误问题，如《学行典》卷十七叶四十背面题：“此号内白页有四张《戎政》的。”意思大概是，有四张《戎政典》某叶的白纸本印张误置于《学行典》此叶白纸本印张中。缺叶需要记录，补刷后要将缺叶记录涂掉并再次记录，甚至会有不同的人来补刷并记录的情况，这说明补刷不是当场完成的，应该有相当长的时间间隔，否则是用不着这么麻烦的。上文引排印工题署有隔两天移交印张的内容，这个间隔很可能是两天左右。这表明排好的版两天内是不拆的，否则补刷一叶还要重新排版，不大可能。这个问题还需要对排印工题署的时间及其姓名出现规律做进一步研究。
六、结论
通过以上对天一阁藏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进行的实物考察，并结合相关档案记载，关于天一阁藏本及《集成》的出版过程，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天一阁藏本是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的校样本，同时也是排印工人的工作底本，保留了不少《集成》的校对刷印信息，是考察《集成》出版过程的重要实物证据。
（二）阁藏本上保留的编校人员钤印、题名及其校对题记、校记，真实地展现了《集成》校对工作的流程：登记人员登记时钤印；校对人员以一册两卷为单位校对，用签条将讹误签出，必要时呈请总裁审定，然后将本册共有几张签条（或有几叶需要补或刷）记在书前封面或首叶上，发给补改人员，并钤印或题名；然后补改人员将讹误改正，亦钤印以示负责。
（三）《集成》至少经过了三次校对人员的校对以及一次总裁的审定。有的校记显示出校对者比较认真细致。但这不能说明校对是完全认真负责的，明知有误而不改正的情况是存在的。这与活字印刷的技术可能也有一定关系。
（四）《集成》印刷出错率较高，阁藏本个别卷叶经过了重新排印，有的排印后又产生了新的讹误（改正一错字，新增一错字），重排的效果被抵消。从逻辑上分析，新增讹误应该出在排版阶段，而非底本之误。因此很可能无法通过重新排版降低出错率，而且重排成本很高。只有在初步排版完成时准备足够的校对力量，争取在正式大量印刷并拆版之前把讹误在原版上校正过来，才能保证不产生新的讹误。但这样又会大大增加校对的成本。而雕版印刷直接在原版上剜改，这方面成本要低很多。这可能也是中国古代活字印刷不够发达的原因之一。
（五）阁藏本《集成》保留的近两百名排印工的逾千条题署是研究印刷史的重要资料，它使我们看到了一个由多民族成员构成的普通排印工群体以及他们朴实的名字和稚拙的笔迹。同时还可以从中发现若干印刷细节，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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