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于戏曲名门，父亲赵义庭、母亲徐凤云、哥哥赵春生都是豫剧界令人啧啧的名角大家。我出生那年，父亲已经48岁了。可能是中年得女的缘故，他视我为掌上明珠，格外疼爱，并给我取了个小名“娇娇”，直到现在，父亲的很多老朋友都还这样称呼我。不幸的是，我6岁时母亲就去世了，是父亲给予了我慈母般的大爱，含辛茹苦将我抚养成人。
赵义庭与女儿赵娟
出身贫寒
我们家族祖籍山东曹县，父亲于民国四年（1915年）生于曹县火神台集。父亲8岁时和我爷爷、奶奶以及两个叔叔，一个姑姑在破庙里恓惶度日，异常凄凉。全家全靠爷爷赵起云挑卖稀饭为生。1926年遭蝗灾，全家逃荒到商丘朱家集，住在老城北门外的破庙里，仍以卖稀饭度日。不料爷爷染了伤寒，卧病不起，千斤重担一下子压在了奶奶身上。奶奶是个隐忍坚强的女性，为了一家老小，每日含辛茹苦，默不作声地早出晚归，把讨来的干馍剩汤分给家人吃。
一天，奶奶自外归来时，面带泪痕，两眼失神，手里攥着三块银元，后面跟了个陌生的男子，奶奶哭着对刚满4岁的“老虎”叔叔说：“孩子，你跟着这位大叔去逃个活命吧！也救你爹一名。”说着那个人就要拉着啼哭乱叫的“小虎”叔叔往外走。父亲赶紧上去抱住了叔叔，哭着哀求奶奶说：“我不叫卖老虎，他还太小，要卖卖我吧……”奶奶搂着他俩苦的死去活来。忽然，奶奶止住了哭，把三块钱往那人手里一赛，斩钉截铁地说：“给吧，孩子我不卖啦，要死我们全家死在一块儿。” 人贩子见到这种情境，只好走了。
没过几天，奶奶打听了个治伤寒的偏方，没花什么钱，就把爷爷的病治好了。这时，曹县一带的蝗灾已经过去，全家又回到原来住的火神台庙里，开始改卖豆沫。后来家乡一带的人都叫父亲“豆沫小生”就是因此得名。
拜师学艺
随着年龄的增长，父亲渐渐懂得要想在世上混碗饭吃，必须有一技之长。卖豆沫这个小生意，经常赶集串会，父亲趁卖豆沫的空隙，偶尔看几眼戏，听几句唱，觉得扮的好看，唱的好听，啥都是好的。日子一久，不由爱上了戏。凑巧，在离我老家30里有个李新集，有个山东梆子戏班常来演出。父亲就借卖小吃之便，主动殷勤地和他们搭讪接近，很快便熟稔了。从此，父亲就跟着戏班到处转。为了博得他们的好感，每逢一煞戏，父亲就有意地在台下放开嗓子高声叫卖，引起了戏班刘剑才先生的注意。
有一天，父亲又往台上送吃的，刘先生忽然问道：“你的嗓子那么好，跟我学戏吧。”父亲二话没说，跪下来就给他磕了个头，叫了声师傅。奶奶知道后又哭又骂地说：“你可是别想入老坟啦！你不能学戏。”爷爷在一旁宽慰地说：“啥不是人学的呀，不比饿死了强，人家看得起他，就叫他学吧。”这样，父亲14岁时开始拜师学艺。
赵义庭与常香玉
父亲在戏班住的是破庙，晚上睡觉，18个人盖一条麻布面粗布里的大被子，里面装的尽是麦秸，铺的是一条大单子，因为地下潮湿，每人都长了一身脓包疥，成天搔着痒，学着戏。开戏前，父亲拿着一根秫秸篾挑脓包。如果不一个个挑破，手就没办法化装，脚也不能穿靴，更不能演出，班主也不给饭吃。穿的是单、夹、棉三合一（冬是棉，春秋改夹，夏改单）。
戏班代代相传“戏是苦种，不打不成”，挨打受骂，如同家常便饭，令人不寒而栗。所幸的是，父亲遇上了一位好老师刘剑才。刘师傅不仅文武小生演得好，而且爱徒如子，教戏认真，还不断鼓励父亲坚定学戏的信念。由于名师指导，加上先天的灵性与后天的刻苦，父亲在出科前就学会了《杀狗劝妻》《对花枪》《翠屏山》等16出戏。
父亲18岁出科后，怀着雄心壮志到河北马家班搭班演出。班主听说父亲是文武小生，就指着戏单上的《前楚国》、《后楚国》、《头冀州》、《二冀州》、《提寇》《偷龙换凤》等戏，问父亲会不会。父亲顿时目瞪口呆，只好硬着头皮说了声“不会”。人家毫不客气地说：“你是文武小生，怎么这几出戏都不会。你是来搭班的，还是来吃白饭的？”
当时正在吃午饭，班主说着就把父亲手中的碗夺了过去，接着又把行李扔出室外。这样的耻辱让父亲悔恨交加。经过一番痛苦的考虑后，父亲决定从哪里跌倒还在哪里爬起。当时我们老家曹县有个三义堂剧社，是全县有名的戏班，领班的名叫黄金玉，和刘剑才先生是师兄弟。那里名演员多，戏路也宽，特别是有个名叫希官的是驰名一方的文武小生。父亲先找到师伯黄金玉说明来意，他看在刘剑才先生的份上，引荐父亲拜希官为师。
不到一年的功夫，父亲就把马家班提的六个大戏全学到手，并都一一演出了，虽不能说是轰动了全县，倒也名扬四乡。
豫声剧院
1934年，父亲所在的三义堂戏班应豫剧改革先驱樊粹庭之邀，到开封参加了他主办的豫声剧院。据父亲回忆，当时的豫声剧院由三个戏班组成，一是以陈素真为首的杞县班，主要演员有陈素花、张子林、刘朝福等；二是父亲所在的三义堂戏班，主要演员除了父亲，还有黄金玉、王桂花、刘岱云、曹雪花；三是以司凤英为首的郑州班，主要演员有徐文德、赵和尚等，全院共有150余人。真是人才荟萃，名伶纷呈，备极一时之盛。
与崔兰田、陈素真、张宝英、李斯忠合影
剧院的领导者樊粹庭设计营建了一所非常适合演出的新剧场，规模样式虽和当时席棚剧场大致相似，但席棚改为木板，出将入相的遮堂换成了豆沙色的天幕，上绘有腊梅的图案，文武场面集中在舞台的右侧，前面装有精致的木格绿纱作为图屏，上饰五线谱音符。舞台比一般的宽大。剧场大门内悬有全场座位一览图，上挂座号，观众可取牌买票，对号入座。整个剧场布置得整齐朴素，美观大方，令人耳目一新。这，在当时的开封已属难得。
豫声剧院革除了旧戏班的陈规陋习，建立了新的规章制度。剧院组织教他们学文化，排演新戏等。父亲在此之前，只知道说戏，来豫声剧院后，才第一次听说排戏。通过排戏，父亲懂得了许多前所未闻的戏理。同时，与著名的生、旦、净、丑同台演出确是受益匪浅。再就是竞争激烈，对艺术上的进步很有好处，父亲用心学人之长，补己之短，注意发挥自己嗓音宏亮，功底扎实的优势。
父亲为了适应开封观众爱好听祥符调的趣味，便在保持个人特色的基础上，适当吸收了祥符调的精华。如生角的结尾甩腔，由于变化巧妙，奔放动听，常常赢得观众的喝彩。父亲就把它水乳交融地化入山东梆子之中，唱出非鲁非豫、亦鲁亦豫、韵味独具的新腔，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鼓励。由此，父亲受到了樊粹庭先生的赏识，并逐渐顶替了刘朝福、黄儒秀等原先给陈素真配戏的生角。父亲与陈素真大师联袂了一大批剧目，可谓是珠联璧合。
1935年，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来河南为陈素真老师灌制唱片时，樊粹庭先生还特意提出为父亲灌制了《南阳关》《八郎探母》两张唱片。由是，父亲也成为中国豫剧史上灌制生行唱片的第一人。 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父亲灌制的这两张珍贵唱片如今已无从寻觅。
《南阳关》
《南阳关》一剧，是父亲在三义堂剧社时，著名生角刘岱云先生亲授的。不过，刘老先生演伍云召是须生扮，他根据父亲的行当，让父亲用小生演。那时演出很忙，刘先生就和父亲利用结伴赶场的途中，走着说着戏，休息时比划戏，没有多久便学会了。每逢父亲演出此剧，观众都很捧场。后来，父亲在豫声剧院经过一段学习，对该剧进行了新的审美剖析。他认为，伍云召在父遭冤斩，举家犯抄，君逼臣反的境况中，他的唱腔应以愤懑悲壮、激越苍凉为主。在表演和武打方面，既要显示他的大将风度，更应突出其义愤填膺，威武不屈的坚强性格，把他的杀父之仇凝聚在打快枪、探海、鹞子翻身等身段和武打之中，力求打出和唱出人物的特质来。经过反复加工，父亲终于把这个唱做念打，四功俱全，以唱为主的武生戏，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当时在观众中流传着“拆了房，卖了砖，也要看赵义庭的《南阳关》”的话。 父亲演出《南阳关》时受欢迎的程度由此可见。据父亲的入室弟子修正宇对我说，父亲生前曾给两个人排过这个戏，一位是马玉英老师（后调入狮吼剧团），另一位就是赫赫有名的唐喜成老师。另外，著名作曲家朱超伦老师也对我说：“我小时候听过你父亲的《南阳关》唱片，的确很好！唐喜成老师的《南阳关》就是在你父亲版本的基础上，在某些腔弯进行了一些调整，但主干没有动。应该说，豫剧《南阳关》的流行的根基在于你父亲。”
在《花木兰》中饰贺元帅
突遭不幸
这一案件的内情，一直到1962年河南省举行首届名老艺人会演座谈会时，才水落石出。原来是一位曾和父亲同台演出的同行出于嫉妒之心，才蓄意加害。这对父亲来说，是一幕惨痛的悲剧，对害父亲的人来说，是不能饶恕的罪愆。
精益求精
父亲在豫声剧院时，尽管道路并不平坦，仍应该说是他从艺的黄金时代。可惜好景不长。“七七”事变后，虽然仍跟樊粹庭先生共有10年之久，但大部分是在动乱中度过的。自1944年离开狮吼剧团后，父亲先后在宝鸡河声豫剧团、兰州豫华剧团、酒泉共和班等或搭班或组班演出。
父亲生前常对我和哥哥说，在旧社会凭个人奋斗，可能得到一些名利，但在得到名利的同时，马上便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打击向你进攻，特别是干演员这一行，压迫、欺骗、侮辱等好像到处都是陷阱，尤其是女演员苦难更多。父亲在旧社会虽然一直没有脱离舞台，但生活极不安定，人际关系极端复杂的环境中，演戏只是为了糊口，当初的雄心壮志日渐消磨，表演艺术很少进展。直到1949年新中国诞生之后，在艺术上才又有了飞跃。
1950年，父亲加入了香玉剧社任主要演员，并担任了副社长。在旧社会，父亲演了20年戏，蜚声豫剧界，但从没有得到过什么奖励或荣誉。建国后不到三年，父亲就先后三次获奖。第一次是西北文化部办法的进步艺人奖章一枚；第二次是由于父亲参加了募捐“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的爱国义演，在胜利归来后，西北地区抗美援朝分会给父亲发奖状一张；颁第三次是1952年中央颁发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会演演员三等奖奖章一枚。这些荣誉的获得，对父亲是鼓舞也是鞭策。
建国后，父亲除了努力研读新的表演、导演理论知识之外，继续苦练表演技巧，攀登新的艺术高峰。建国后直至父亲退休，他曾导演和演出了29部大戏。同常香玉老师合作演出最多的剧目有《花木兰》（1956年曾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为豫剧第一部电影，父亲饰贺元帅）、《拷红》、《断桥》、《破洪州》等。所有这些戏，都和常香玉老师一起不断研究改进，精益求精。
与常香玉、马兰香演《断桥》
每当父亲给别人配戏时，总是突出主要角色，把最好的表演区让给他们，从不肯夺别人的戏。“文革”十年，父亲被剥夺了演出权利，受尽苦头，身心备受摧残，也使我从小失去了看父亲演出的机会。1980年，父亲与常香玉老师在河南省豫剧流派会演期间演出《断桥》。当时，我正在安阳戏校上学，闻讯后便来到郑州观摩。我着实为父亲精湛细腻的处理所折服。如当许仙听到白素贞谴责的那一段唱时，父亲在舞台上选择时机，在听到动情之处，或颔首叹息表示内心的惭愧，或以袖掩面表示同情泪下，或抖袖顿足表示深知悔恨，把两人的内心活动向观众和盘托出，既突出了白素贞的感召力量，又可增强剧场效果。但是父亲掌握的分寸恰到好处，没有喧宾夺主。
需要提出的是，由于《断桥》里有许多高难度的表演动作而父亲当时已年逾花甲。我和亲友们纷纷劝导父亲演出时去掉那些动作。可是父亲为了保证演出质量，对每个动作都力求精准，以致造成骨折，后虽治愈，但为遵医嘱，未能再演此剧。
循循善诱
由于我和哥哥都从事戏曲表演，父亲在家就常常教导我们，演戏要有戏更要有戏德，要互相补台，补台可以使对方感激在心久久难忘，拆台则会使对方怀恨在心。所以要互相补台而不要互相拆台。这样说，不仅有益于艺术创造而且有利于思想团结。可以说，我从父亲身上得到的滋养，终身受用。
我想，父亲和陈素真、常香玉两位艺术大师，之所以能长期合作，亲密无间，原因很多，但彼此在艺术上配合默契，互相补台，应是主要因素之一。
1956年，父亲担任河南豫剧院一团团长之后，除坚持演出之外，还负责导演工作，而且常常是一身二任。如在《还我台湾》和《擂鼓战金山》中，父亲既是这两个戏的导演，又分别担任了戏中的重要角色郑成功和韩世忠。因为父亲是演员出身，对导演有优势也有局限，优势是舞台经验比较丰富，程式动作比较娴熟；局限是文化水平不高，不善于启发诱导。
赵义庭祝贺女儿赵娟演出成功
我从小是在剧团的大院长大的，时常跟着团里的演员们一块练功学唱。父亲出于爱护我的缘故，再三反对我学戏，以致几度错失了报考河南省戏曲学校的良机。1979年，我瞒着父亲暗自报考了安阳戏校。这是“文革”后，崔兰田老师招收的第一批学员。当时应考者逾千人，经过层层选拔，仅有80余人入围，我是其中一员。
当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才忐忑不安地告知了父亲。父亲见我如此坚定，念及与崔老的交情，也只好依我行事。从此，我离开了父亲，只身前往安阳，并被崔兰田老师确定为重点培养对象。我自是一腔勤勉，生怕辜负了父亲的瞩望与崔老师的心血。每逢周末，我们父女才得以团聚。1984年结业后，我留在了安阳市豫剧团工作至今。由于平时演出任务繁重，我和父亲也是聚少离多，深以为憾。
由于种种原因，父亲的晚年过得不是十分舒心。可每当我去郑州看望，他会立即来了精神，并让我唱几句崔派。后来，我在安阳定居，为人妻为人母后，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苦衷。（赵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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