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北方的宗族祠堂为何很少见
赵汗青
宗祠即俗称的祠堂。祠堂是族人祭祀祖先或先贤的场所。祠堂有多种用途。除了“崇宗祀祖”之用外，各房子孙平时有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便利用这些宽广的祠堂以作为活动之用。另外，族亲们有时为了商议族内的重要事务，也利用祠堂作为会聚场所。它也可以说是封建道德的法庭；祠堂也可以作为家族的社交场所；有的宗祠附设学校，族人子弟就在这里上学。
祠堂最早出现于汉代，据《汉书·循吏传》记载，“文翁终于蜀，吏民为立祠堂。及时（指诞辰和忌日）祭礼不绝。”东汉末，社会上兴起建祠抬高家族门第之风，甚至活人也为自己修建“生祠”。
宗祠文化宗祠文化。它是供设祖先的神主牌位、举行祭祖活动的场所，又是从事家族宣传、执行族规家法、议事宴饮的地方，凡一切有关宗族的事务都可能在宗祠里办，因此，它是与我国宗法社会基层组织密切相联的一种物质载体。
“国之大事，唯祀与戎”——所以祭祀祖先这种重要的大事情普通老百姓是不能干的，只能贵族阶层才能享有的特权。祭祀的场所称为“庙”也就是“宗庙”，死去的老子在祭祀的时候还得起个庙号，如唐“太宗”就是庙号，但是呢？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死一个建一个庙，随着时间的发展，死的太多了，庙也太多了，于是保留第一二个，中间保留几个成绩特别突出的，剩下的统统拆了统一放进一个庙里祭祀，称之为“祧庙”，《礼记》就明文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准设庙。后来可能是嫌麻烦，一个庙一个庙的拜来拜去，于是到了东汉就整合成一座，像现在的北京“太庙”。而先秦时代能够建庙祭祀的都是贵族，当年孔子问礼就是跑到了周王室的宗庙，而且此时宗庙不止祭祀祖先，并且用来收藏国之重器。
《礼记·祭义》里说——“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谓之鬼。”《礼记·祭法》说——“庶人庶士无庙者，死曰鬼。”孔子死后鲁哀公为其在故宅修建庙，后来随着孔子的地位不断的上升，祭祀场所的不断扩建，孔庙就逐渐从家庙变成了国家祭祀的国庙了，在大成殿举行举行家祭和公祭两种不同的祭祀孔子的典礼。
汉代刘邦在长安修庙，并且打破惯例，让属于小宗的各个诸侯国都给修了庙。他儿子刘恒在刘邦墓边上又给修了一个原庙。身为孝子慈父的汉文帝为了不给儿子汉景帝添麻烦，没死的时候便在长安城里给自己修了顾城庙，他一死刘启就给他迁到到霸陵去了，然后给自己修了庙。于是生生不息的刘汉王朝初期的皇帝们对修庙充满了无限的想象和乐趣。到了魏晋时期门阀崛起，家庙逐步兴起，再到了唐代，形成了一定的家庙制度，一、二、三品官员必须建庙，唐初四大名相之一的王珪“贞观六年，侍中王珪通贵渐久而不营私庙，四时烝尝，犹祭於寝，为法司所劾。太宗优容之，因官为立庙，以愧其心”不修庙在自己家里祭祀是要被弹劾的！最后李世民出钱给他修了一个私庙，而此时私庙不是修在家宅里的，而是在城市里找个空闲地就修了。
到了宋代，修庙依然是官僚阶层特权，必须政府批准，没有品级是不能修的，品级太低也不能修，只能在自己家的寝堂祭祀先人，但此时民间的祠堂（享堂）应该还是存在的。但是有些大的家族也会在家族墓地建设寺庙用来祭祀（源于唐代、盛于宋代），如司马光就在自家墓地旁边就专门建设了余庆禅院，河南三苏墓的广庆寺，建设坟寺的风头到了南宋更是甚嚣一时，南京江宁的建中村之前就是秦桧家的坟寺旌忠寺，最著名的无外乎由“褒忠衍福禅寺”演变成的杭州岳王庙了。
到了南宋时期，情况依然如此，如著名诗人陆游即使在85岁寿终正寝给他儿子口述遗嘱“家祭无忘告乃翁”，这说明他家里是有家庙的，而比他小五岁的朱熹恐怕就没有这种待遇。朱熹的父亲朱松虽然也入朝为官，但是官运并不太好，最后被任命为知州，还没上任就去世了，恐怕朝廷并没有给他设立家庙的待遇，也许他的儿子对此觉得这很不爽，于是对祠堂制度进行了完善，其在《朱子家礼》中说——“ 然古之庙制不见于经，且今士庶人之贱亦有所不得为者，故特以祠堂名之，而其制度亦多用俗礼云。”意思就是：家庙的设置呢？古代没有记载也没有规定，朱熹阐述和颁布了自己的创造的方式，把家庙改为祠堂，让普通阶层可以以修祠堂的名义修建家庙了。在此之前祠只能建在墓地或者附近，只有经国家批准家族，或者享受官方祭祀神祗先贤的场所才能叫做庙，如五岳五镇四渎的山神河神都有属于自己的庙，还有各地马神庙、城隍庙、火神庙、财神庙等等。
朱熹在《朱子家礼·祠堂》里说“君子将营宫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这个“东”就是抄了的现成的，因为左东右西，以左为贵，《周礼·考工记》里就写到“左祖右社”，对国都的建设提出的明确的规定。
祠堂真正的兴起是到了明代——明代嘉靖十五年批准“许民间皆联宗立庙”并取消只祭祀上溯五代的规定，但之后国家正式的礼仪典籍万历版的《大明会典》依然保存着《品官家庙》对家庙的建设予以规定。在江南地区，商业发展，有钱的土豪纷纷设立祠堂，但修建都很内敛简朴，毕竟打擦边球嘛，所以祠堂逐步建立起来并且逐步替代了家庙。
清代《清文献通考·群庙五》——“（顺治）十年，议定郡王以祀追封祖父于家庙，贝勒以下祀追封祖父于坟墓。” 所以虽然明代中期对民间建庙立祠开了口子，但是靠近皇权中心的北方建庙立祠依然是要慎重小心的。
祠堂除了用来供奉和祭祀祖先，还具有多种用处。祠堂也是族长行使族权的地方，凡族人违反族规，则在这里被教育和受到处理，直至驱逐出宗祠，所以它也可以说是封建道德的法庭；祠堂往往很讲究，高大的厅堂、精致的雕饰、上等的用材，成为这个家族光宗耀祖的一种象征了。祠堂多数都有堂号，堂号由族人或外姓书法高手所书，制成金字匾高挂于正厅，旁边另挂有姓氏渊源、族人荣耀、妇女贞洁等匾额，讲究的还配有联对。如果是皇帝御封，可制“直笃牌匾”。祠堂内的匾额之规格和数量都是族人显耀的资本。有的祠堂前置有旗杆石，表明族人得过功名。一般来说，祠堂一姓一祠，旧时族规甚严，别说是外姓，就是族内妇女或未成年儿童，平时也不许擅自入内，否则要受重罚。
解放后特别是60年代的运动，祠堂基本都被推倒砸烂或改造成了办公场所等。祖宗排位包括有些藏于其中的家谱等皆被焚烧破坏，后世之人不知祠堂为何、作何之用者比比皆是。痛心之余，徽州（今安徽省黄山市及宣城市绩溪县和江西省婺源县）等少数地区由于交通不便等某些原因，部分祠堂得以保存完好。
相对南方来说；北方祠堂的身影近乎绝迹，甚至一些80和90后，都不知道祠堂为何物。甚至年龄在六七十岁的老人对祠堂的印象都很淡薄。同时与之相伴的另一种情况是，北方很少有单一姓氏的村庄，绝大多数村子都是多个姓氏。
同样都是汉族，同样都讲求认祖归宗，为何北方偏偏就很少有祠堂呢？
这与环境有关。历史上，黄河频繁改道，甚至还发生过黄河夺淮的事情，所以黄泛区的范围很广。向南能一直延伸到安徽西北，向东延伸到山东西部，整个河南的中北部，几乎都是黄泛区。
《清史稿·河渠志》记载，康熙十五年(1676年)，“黄、淮并涨，奔腾四溃，河倒灌洪泽湖，高堰不能支，决口三十四。漕堤崩溃，共决三百余丈。”大水过后，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往往伴随而来的就是举家逃荒。频繁的水旱灾害，倒逼这一区域的人们不断逃荒。而逃荒又导致各个村子原有宗族结构的瓦解和崩溃。试想，有的人死在了逃荒的路上，有些人即使逃荒回来，也有很大可能不会回到原来的村庄。人们来自天南海北，不同的姓氏组成一个个村庄，宗族观念自然非常淡薄。
《义和团运动起源》一书中，曾提及19世纪清朝年间，北方这一现象：这种长期形成的迁徙和流动形式，是农村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村里人时进时出，人员混杂。在北方很多地区，单一姓氏的村庄十分普遍。村里姓氏繁多，新户移居十分普遍，很明显，这削弱了村庄的内聚力，它有助于吸收流动人口。这种人口流动，并非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活动导致的流动。由灾害、战乱导致的被迫流动，不但使得各个村庄的宗族观念淡薄，而且还异常贫困。
不过客观因素造成的宗族观念淡薄，并不表示这一地区人们的宗族观念彻底消失了。改革开放后，南方祠堂如雨后春笋又纷纷建起来了。可能有人会觉得，现在生活好了，观念也多元化了，像北方地区为何不重建祠堂呢？
其实，从一些家族续修家谱的事情上，可以看出很多人是热衷修建祠堂的，然而一个村子有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姓氏，每个姓氏都修建各家的祠堂，这不太现实——这些客观因素制约了祠堂的修建。
灾害导致逃荒，逃荒导致流动，流动又造成宗族观念淡薄和贫穷，环环相扣。如此一来，活人都顾不过来了，怎么会为去世的人修建祠堂呢？
像安徽淮北市烈山区古饶镇赵氏宗祠，却是北方极少见的保存完整的祠堂。赵氏祠堂的基本结构，犹如四合大院。其明清建筑系统地运用木雕、石雕、嵌雕这三大建筑工艺，装饰豪华，富丽堂皇，雄伟壮观，具有一定的欣赏价值和文物保存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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