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归于上帝，生死护中华”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为其老师马相伯撰写的挽联，以此悼念中国近现代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马相伯这位活了一个世纪的百岁老人，临终之前曾留下这样一段话：“我是一只狗，只会叫，叫了一百年，还没有把中国叫醒。”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马相伯开创了私立高等教育的先河，他是上海震旦大学和复旦大学的创始者，也是北平辅仁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在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色彩浓烈的一笔，不愧是中国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代宗师。
一代宗师：马相伯
马相伯（1840—1939）江苏镇江人，名建常，字相伯，并以“相伯”留传于世，1840年4月17日出生于天主教世家，在他出生二个月之后，中英之间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近代历史也由此开端。
1848年，马相伯开始入家塾读书，1851年，年仅11岁的马相伯瞒着家人离开家乡，独自一人乘船或徒步前往上海，经过11天的跋涉，来到刚刚开埠不久的上海，进入由法国天主教会创办的圣依纳爵公学（徐汇公学前身）读书。
这所洋学堂是由法国传教士南格禄于1850年创办的，专门吸收中国贫家子弟入学，这是法国天主教在上海开办最早的教会学堂，也是中国最早按西方教育模式设立的学校之一，几乎与上海开埠同步，在上海乃至中国近代教育史上都具有特殊的地位，迄今已有一个半世纪的历史了。
年幼的马相伯在这里学习法文、拉丁文等多种语言，在这所教会学堂打下了坚实的外国语言基础，成为中国最早一批精通西方语言和文化的知识分子，从此也开启了他波澜壮阔的传奇一生。
1862年，法国天主教会为了培养专职传教士，在徐家汇专门设立了耶稣会初学院，耶稣会教育与天主教教育有所不同，耶稣会对教育十分重视，把教育作为争取青年，巩固天主教会影响的重要手段。最初所招的11名学生，也都是圣依纳爵公学毕业的学生，马相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这里系统地研修了天文、数学、文学、哲学、神学等学科课程。
1870年，天资聪颖，勤奋刻苦的马相伯通过了耶稣会初学院的考试，被授予神学博士，1874年，34岁的马相伯开始担任圣依纳爵公学的校长，他依然保持着学习外语的热情，甚至成为终身不变的一种学习习惯，他在圣依纳爵公学和耶稣会初学院共学习了19年，精通拉丁、法、英、意、希腊等多国语言和文字。
1876年，马相伯因与法籍神父发生多次冲突，下决心离开耶稣会而投身政治，开始为清政府从事外交和洋务活动，曾先后前往日本、朝鲜、美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家，多次出使不同国家的经历，开拓了马相伯的视野，使他认识到国家富强之路，在于提倡科学，兴办实业，他屡屡将自己的倡议上书朝廷，但都没有得到回应和采纳。
1886年，马相伯奉直隶总督李鸿章之命，前往美国为大清海军筹集资金，他在回国之前去了一趟欧洲，访问和考察了欧洲几所著名的高等学府，马相伯的这次欧美之旅，欧美之强盛与中国之孱弱所形成的强烈对比，深深地刺激了他，使他彻底认识到：“自强之道，以作育人为本，求才之道，以设立学堂为先。”
1897年，年近花甲之年的马相伯决定脱离政界重返教会，并做了他一生中最惊人的一件大事，将自己继承长兄的3000亩田产，全部捐献给耶稣会，作为创办“中西大学堂”的基金，马相伯的“捐资兴学”之举，震惊了当时中国社会各界，也感动了无数国人，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捐资助学之人不胜枚举，但如马相伯一次捐出全部家产而兴办学堂，可谓是亘古未有，乃中国悠久之历史中第一人。
“毁家兴学，创办震旦”。1903年2月27日，震旦学院终于在徐家汇天文台旧址诞生，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私立大学，学校之名“震旦”二字出自印度梵文，其为“中国”之意，而在英语中，也有“黎明、曙光”之含义，马相伯将震旦学院喻作旭日东升，担负着以教育开启中国曙光的历史重任。
震旦大学匾额
作为震旦学院的创办人，年过六旬的马相伯亲自主持校务，按照他自己对欧美高等教育的考察和理解，实行了一套独特的管理和教学方法，一是实行“学生自治制”，由学生推选有声望和能力的学生自行管理；二是提倡“学生自由研究之风”，也就是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培养学生注重文艺，崇尚科学。
1905年初春，法国天主教耶稣会试图将震旦学院改变为一所教会学校，并以法国神父南从周接替马相伯校长职务，遭到全校师生的抵制，马相伯决意站在学生一边，率领中国教员辞职离校，另择校址，重新成立一所大学。
马相伯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和影响力，诚邀热心教育事业的孙中山、张謇、严复、熊希龄、袁希涛等28人担任校董，重新筹集建校的资金，其至交两江总督周馥拨付官银两万两，支持马相伯创办新式学堂，并出借吴淞提督衙门作为临时校舍。
1905年5月27日，复旦公学在上海正式开学，这是由中国人自主创办的第一所民办官助的高等学校，马相伯的得意弟子于右任提议以“复旦”二字作为校名，“复旦”二字出自《尚书大传-虞夏传》中的名句“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本义为追求光明之意，取“复旦”之名，含有复兴“震旦”之意，更含有复兴中华之意，年已65岁的马相伯不但出任第一任校长，而且还亲自授课，给学生开设了法语和拉丁语课。
1906年，在圣约翰大学年轻英文教授颜惠庆的举荐之下，马相伯聘请耶鲁大学毕业的李登辉担任教务长，34岁的李登辉不仅主持具体的校务，也兼授英、法和德文等科目的教学，马相伯慧眼识珠，为复旦公学遴选了一位出色的高等教育管理者。
从1913年至1936年，李登辉担任复旦校长达23年之久，这在世界高等教育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而在李登辉所培养的学生中，更是有多达26人曾担任中国各类大学的校长，这样一个校长阵容更是世所罕见。
1917年复旦公学改为私立复旦大学，抗日战争期间，私立复旦大学迁至重庆北碚办学，战时期间，学校筹集经费困难，办学难以为继，1941年被中国政府收归国有，改为国立复旦大学，学校日益发展壮大，并且声誉裕隆，终成江南第一学府。
复旦大学原址
就在复旦公学开办不久，震旦学院也开始复校，马相伯不计前嫌，捐出现金4万大洋，又捐英法租借地基八处，约值现金10万余元，可谓是将全部家产都捐给了震旦学院，在今天的重庆南路为震旦学院购置土地100亩，建造新的校舍，也就是现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所在地，震旦学院开始分设文、理两科。
中华民国建立时，震旦学院按着法国大学体制，改称震旦大学院，并作为天主教大学，在罗马教廷立案登记，首届文、、理科学生毕业，被授予学士学位。1928年，依照中华民国政府之规定，震旦学院在中国政府注册，改称为震旦大学，直至1952年10月，震旦大学被撤销，所有院系被其它高校合并。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定都南京之后，改江宁府为南京府，并设南京市，德高望重的马相伯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聘为南京市第一任市长，此时的马相伯已经72岁高龄了。袁世凯篡位之后，力邀马相伯入京，此时，马相伯的好友严复出任第一任北京大学校长，严复辞去校长职务后，马相伯曾短暂代理北京大学校长一职。
马相伯在京期间，与《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携手创立了北京公教大学，这是在英敛之创办辅仁社的基础上设立的一所天主教大学，这就是辅仁大学的前身，马相伯曾以“齐驱欧美，或更驾而上之”寄语辅仁大学。
马相伯在上海先后创办了震旦大学和复旦大学，又短暂担任过北京大学校长，与友人携手创办了辅仁大学，以一人之力，与四所著名大学有着紧密的联系，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绝对找不出第二个人来，这四所学校可谓集结了马相伯的智慧之光，开创了中国高等教育一代新风，也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开启了一片新的天空，其“舍家兴学”的办学精神和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杰出贡献，确实让人高山仰止，既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
马相伯的早期学生，诸如：于右任、黄炎培、蔡元培、邵力子、李叔同、翁文灏、胡敦复、徐谦等人，这些人也都曾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正是受到老师马相伯人格魅力的影响和精神力量的感召，在中国近现代政治、文化和教育界做出了许多卓越的贡献，尤其是蔡元培和胡敦复的教育思想的形成，无不受到马相伯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成为一代杰出的教育家，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发挥了巨大的历史性作用。
于右任与恩师马相伯合影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中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浪潮，已经年逾九旬的马相伯，在此民族危亡之时也挺身而出，痛斥日本的侵略行经，呼吁全民抗日，“耻莫大于亡国，战虽死亦犹生”，号召学生“救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救国”。
1936年5月31日，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章乃器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宣言。1936年11月23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在上海秘密逮捕了沈钧儒等7名爱国人士，史称“七君子事件”，马相伯也积极了参加了营救“七君子”活动，他还亲自致信蒋介石，在全国各界和国民的声援中，1937年7月31日，七君子被无罪释放，七君子还亲自前往南京看望德高望重的马相伯，当面鞠躬致谢，表达感激之情并与之合影留念。
马相伯与“七君子”合影
1936年“西安事变”时，马相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和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请释中正，一致抗日”。在上海和南京沦陷之前，马相伯在李宗仁和于右任等人的安排下，经广西前往陪都重庆，由于战事等原因而绕到越南境内，被迫滞留在越南凉山。1939年11月4日，中国一代伟大的教育家马相伯在异国他乡逝世，享年100岁。
就在马相伯逝世的七个月之前，即1939年4月6日，马相伯在异国他乡度过了自己的百岁生日，这也是他最后的一个生日，全国各界都遥祝一代宗师马相伯的百岁华诞。中共中央的贺寿电是“国家之光、人类之瑞”，国民政府的贺词是“民族之英，国家之瑞”，蒋介石的贺词则是“天下皆尊一老；文章独擅千秋”。
百岁马相伯与孙女合影
马相伯逝世之后，举国皆哀。国民党中央执委发出唁电：“相伯先生，天下元老，一代大师，方期召伯修龄，永为人瑞；兹闻溘逝，震悼殊深”。蒋介石的挽联：“毕生广选英才，化育百年尊绛账；临死尚饶狄忾，精神万克式黄炎”。当时有评论曰：“马相伯为中国百年来之伟大人物，也是近百年来世界伟大人物。”此评价不过也，可谓当之无愧。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准备将马相伯灵柩迎归国葬，但最终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1952年，还是在上海市长陈毅的力促之下，将马相伯的灵柩迎归上海，安葬在长宁区哈密路上的天主教息焉公墓堂，这座建于1925年拜占庭式建筑的天主教堂，就是由天主教徒马相伯、何理忠等人发起筹建的，由匈牙利建筑师邬克达主持设计，邬克达在上海留下了他的诸多建筑设计，上海国际饭店就是他的杰作之一。
一生笃信天主教的马相伯回归这里安息，也算是魂归故里，这是一个理想的安息之地，这所教堂的全称是“息焉公墓圣母升天礼拜堂”，“息”有安息之意，“焉”为“在这里”之意，所以顾名思义，这里是一座天主教信徒去世之后安葬安息的地方。
息焉天主堂
1984年10月27日，在马相伯逝世45周年冥诞之前夕，马相伯之灵柩却被迁至宋庆龄陵园安葬，不知上海市政府是出于何种考虑。
世纪老人马相伯之名，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岁月之中，尽管他所创建的大学，只有复旦大学还依然存在，但其教育思想也随其名字一样，不被后世所知晓，即使在他亲手创办的复旦大学校史中，他的名字和事迹也只是被简略提及，更何况整个教育界。
中国近现代史上不乏有许多颇有建树和成就的教育家，但他们大多被遗忘在历史的长河之中，而在这个浮躁和功力的时代，竟然少有可称之为教育家的人，试看今日之中国，尽管高等教育蓬勃发展，但又有哪所大学校长敢称自己是教育家，或被公众冠以教育家之名，教育家的称谓，也许只能留存于历史的记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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