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文獻信息學刊》總第二〇七期，鄧駿捷主編
2011年5月，蒙北大教授潘建國之邀，我前往澳門參加目錄版本學會議，得以結識會議的主辦人鄧駿捷先生，自此之後，每過半年，我都會收到這份學術含量很高的刊物。然我卻未對該刊做出任何貢獻，故每接此刊，我在感念鄧先生情誼之時，也會有慚愧之感。該刊每期都會刊出澳門文獻信息學會活動報道，讓我能瞭解到鄧先生仍然在努力的經營著目錄版本研究之業，同時也讓我回憶起當年在澳門時受到他以及副主編楊開荊女史熱情招待的場景。
本期所收文章依然涉及到了文史專業的方方面面，但以我狹窄的視角，我更關注版本方面新的研究成果，而該刊的第一篇乃是浙江大學漢語史研究中心陳東輝教授所撰《關於文瀾閣〈四庫全書〉的若干思考》一文。該文為本期最長的一篇，可見陳教授對文瀾閣《四庫全書》做了系統的研究，拜讀此文，可以看到他已經關注到了與文瀾閣《四庫全書》有關的各類古今文獻。
關於《四庫全書》七閣，北四閣的情況容易說得清楚，因為其每一閣都鈐蓋著不同的閣寶，而南三閣則不同，這三閣所鈐之印完全相同，而三閣在戰火中兩閣全毀、一閣半毀，半毀者即是文瀾閣。而後經過當地藏書家丁丙、丁申兄弟的努力，找到一些該閣原物所缺部分進行了補抄，後來的管理者以接力棒的形式繼續著該刊的補抄過程。在正常的思維中，會認為補抄之物當然不如原裝好，但有些學者卻有著相反的見解，陳東輝在文中就引用了黃愛平在《四庫全書纂修研究》中的所言：
文瀾閣《四庫全書》作為江浙三閣全書中唯一倖存的一部書籍，其原鈔本固足珍貴，補鈔本也同樣不可忽視，它們都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和文獻價值。
因補抄而變得與他本不同，這個視角的確獨特，而顧志興先生也持同樣的觀點，他在《文瀾閣與四庫全書》一文中稱：
就版本角度說，即有原鈔、丁鈔、錢鈔、張鈔四個版本，是部名副其實的‘百衲本’。可是，正因為此，文瀾閣庫書便有了獨特的價值。從版本的角度說，優於現存之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和文溯閣本，堪稱舉世無雙、文瀾獨一。
陳東輝在以上兩段引文之後得出瞭如下結論：
事實上，因文瀾閣《四庫全書》補鈔本所據多為足本、善本，故其版本價值往往高於原寫本。
這樣的結論是我以往不能接受者。站在收藏角度，原裝原函之書最能體現古籍善本的三性之一――歷史文物性，而補抄之物會大大降低其文物性，所以以上幾位專家論述基本上是站在學術資料性而言者。比如陳東輝在文中摘引了鄧子勉所撰《宋金元詞籍文獻研究》中的所言：
如同其他書一樣，這些詞集所據與原四庫本所據是不同的，就已知的文淵閣《四庫全書》詞集而言，所據多為毛晉刻本，而丁氏補鈔文瀾閣本，廣採藏書名家所有，其間所據詞集，為善本者也應不少，如瞿氏恬裕齋、朱氏結一廬、陸氏皕宋樓等，都是富藏詞集珍本的。周泳先輯《唐宋金元詞鉤沉》，自文瀾閣藏庫本宋元人別集中所見的就有不少與文淵閣庫本所收有不同。丁氏藏善本詞集多為鈔本，且豐富多樣，其所補鈔文瀾閣庫本詞集應有不少採自所藏，與文淵閣等庫本主要採錄毛晉刻詞集的單一性，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就內容而言，這樣的論述當然很正確。但《四庫全書》在編纂之時就只重內容，並且在著錄時，基本上只是說該書的底本採自哪裡，並沒有談到所用之書的具體版本，故而《四庫全書》本歷來不被版本學家所重視。該書的名氣主要在於它是一項龐大的文化工程，其整體性具有很強的文物價值，但從使用的角度而言，因為裡面有大量的刪改，故無法做為校勘典籍的底本，因此說，拿後世所見的版本來比勘《四庫全書》所抄之本，顯然沒有可比擬性。
《四庫全書》編於兩百年前，而在此之後可能會發現一些當時沒有看到的更善之本，所以《四庫全書》所用底本也確實並非都是那個時代的最佳之本。然而弘曆編纂該書的目的，乃是為了保留一部那個時代所認為最好的文獻，當然，其所用文獻不能夠影響到他的統治，所以要做一些刪改與撤毀。即便撇開這個不談，弘曆編纂《四庫全書》也並不是為了彙集那個時代最好的善本，如果是這樣考量的話，那他沒有必要編這部大書，只要動用國家之力，將這些底本經過挑選後留下最好的善本，而後花錢買下，就可以建成一座那個時代最大的善本書藏書樓。
讀完這篇文章，可以感覺到陳東輝先生的視野十分開闊，因為他下氣力查看了國內幾乎所有藏《四庫全書》零本之處，同時他也關注到了市面上出現的《四庫全書》零本，當然他的主要關注點仍然在文瀾閣零本方面。而其在文中還提到了我在公微號中的所言：
由此可見，陳東輝先生為了研究文瀾閣確實鉅細無遺的蒐集到了方方面面的資料，而通過他文中的徵引，也使我瞭解到許多未曾留意到的研究成果，而這也正是我得到本刊後所得到的收益。當然，這本刊物內還有多篇文章為我所喜愛，然限於篇幅，只是無法一一道及。
《四庫縹緗萬卷書》
今年春節前，我往臺北參觀了袁芳榮先生的書齋，在參觀的過程中，我跟他無意間聊到了臺北故宮所藏《四庫全書》之事，他順手從書架上抽得此本，而後告訴我，裡面有很多詳細的記載。翻閱此書，裡面鈐蓋著袁先生的藏書章，我當然不能奪人所愛，但袁先生卻稱，書就應當送給有用的朋友，並立即在扉頁上題字後，贈送於我。
回來後細翻這部書，果真有很多知識是我未曾留意者。這部書的前言中講述到了北四閣本與南三閣本在開本上的具體差異，尤其在用紙方面，該書稱北四閣的紙張為開化榜紙，而南三閣則用的是太史連紙，這也是以往其他文獻中少有提及者。
該書第一部分講述的是“各省疆吏進呈本”。對於進呈本的認定，大多是靠封面的木記，正是因為這個特殊的標記，使得如今市面上進呈本的價值大增，故後來出現了一些偽鈐之本，本書中未曾提及到偽鈐本，這至少說明當年運到臺灣的這批書中還未曾發現偽鈐本。而當年的進呈本，經過一番挑選，只有一部分可做為《四庫全書》的底本，這些被挑選出來的部分，就被稱為四庫底本。對於底本的狀況，該書中有如下描述：
四庫館臣就各省進呈之書，以及內府和翰林院所藏圖籍，作為纂修《四庫全書》抄錄之依據，或先錄副，或逕就原書以朱墨筆批註，或夾紙寫明抄寫格式，俾便謄錄監生遵循。這類圖書稱為“四庫底本”，內頁中隨處可見館臣之貼籤和批校語，可為藝文考證之資，極富學術價值，十分珍貴。而據《大清會典事例》記載，此底本原藏於翰林院，又稱副本，均依照目次編排，如大臣官員及翰林等，欲觀中秘之書，均可赴翰林院白之所司，將底本檢出鈔閱。其後因庚子八國聯軍之亂，翰林院被毀，所儲悉成劫傑，少數仍留存人間者，多成為海內外各圖書館之珍籍。
確如本書所言，經過戰爭的損毀，四庫底本流傳在市面上者極其少見，近三十年來，真正的四庫底本，我僅在拍賣會上見到過兩本。本書的第三部分為“四庫正本或初寫本”，這類書在市面上同樣極其稀見，而本書的第四部分則為“文瀾閣四庫全書本”。文瀾閣為南三閣之一，本書為什麼只談文瀾閣本，而不把另外兩閣列為專節來談論呢？以我的猜測恐怕有兩點：其一，如上一篇所言，南三閣的零本究竟屬於哪一閣，難以區分出來；其二，則是因為文瀾閣沒有被全毀，雖然事後多有補救，但民間仍然有一定的流傳。對於這段事，該書中寫到：
清咸豐十一年十一月，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部攻陷杭州，西子湖畔的文瀾閣受兵傾圮，閣書亦遭搶掠星散，沿西湖丟棄。鄉人檢拾，裂紙以包裹食物。此矞皇典麗之皇家圖冊，遂部分化為塵泥，部分則猶如驚鴻鸞鳳之彩羽，翩然流落江湖。雖經藏書家丁申、丁丙兄弟冒險奮力搶救，又四處收購，劫後總得……不足全書四分之一。
該書的第五部分為“傳鈔四庫全書本”，對於這一點，也同樣是他書少有論及者。為何出現傳鈔本，該書中寫到：嘉道以還，士子登閣閱覽者不計其數，各地藏書家更競相僱請書手，從閣中抄出大量秘籍，於是江南藏書家之善本古籍中，多了一項新類目，曰“傳鈔四庫全書本”或稱“閣鈔本”。
關於這類閣鈔本，就臺灣的留存情況，該書中有這樣的簡述：“其中有些是據文瀾閣本傳鈔，唯大部分未曾註明，不詳系依據何閣本。中有完全據閣本影鈔者，其大小行款欄格皆一如庫書原本；有些則並無欄格，但迻錄原文，行款亦非四庫樣式。書前皆恭錄《提要》，吾人可從其校上年月略為推知是依據何閣本傳鈔。”
其實，傳鈔四庫全書本在如今市面上也時能見到，只是在鑑定方面略有困難，這類的鈔本如果按照《四庫全書》原本的方式，先抄提要，再抄審核之人，這種情況最易辨別，比如本書中講到的《王氏談錄》，對於該部書的情況，本專著中有如下客觀描述：
全書凡九十九則，合為一卷共三十五葉。卷首有《提要》，全幅27.5×18.4公分，無版匡界欄，八行二十一字，註文小字雙行，字數同。中縫花口，上方記書名“王氏談錄”，不記卷第與葉次。文末未記校上年月及總纂官紀昀等姓名，其文與今本《總目》同，唯《總目提要》雲王洙“官終侍讀學士”之下尚有“兼侍講學士”五字，此本無之，而其格式亦一如四庫，則當系據閣本鈔錄者。
由這段描述可知，此書前列有提要，後面也抄錄了總纂官紀昀等人的姓名，雖然這種抄錄有字數上的省減，但依然可以得知，眼前所見的鈔本完全是依據《四庫全書》而來者。然而有趣的是，該書中的鈐章卻露出了偽造的馬腳：
書中鈐有“滄葦”朱文大方印，此“滄葦”自非季振宜，可毋待深論，但不知為誰，或系偽印；又鈐有“宗室嶽琪/ 小琴氏秋好/軒欣賞印”朱文長方印。
通過該書的書影，基本可以斷定卷頭所鈐之章應當是真印，雖然說季振宜早在編《四庫全書》之前已下世，但書界有“人死章不爛”的說法，說不定此印被書商得到後，又鈐在了不少的書上，只是這位書商鈐假章都不認真，因為此書中已經有紀曉嵐的大名，何以能時光倒流呢？
這些細節的揭示，更凸顯出了該書學術價值所在。以我的看法，這部《四庫縹緗萬卷書》堪稱版本學上的範本之一。
徐志摩紀念館館刊《太陽花》總第二期、第三期
本刊為發行人羅烈洪先生所贈，然該刊的主編則署名為陳子善，副主編為子儀，我不清楚這兩位專家只是掛名，還是實際操作。然而羅烈洪先生在研究和宣傳徐志摩方面的確下了很大的工夫，以我的想像，他可能是該刊的實際操觚者。
羅先生首先更正我說，他的主業的確是做內衣，但是男女內衣都做，而人們卻只強調他做女性內衣這一面，他也不好一遍一遍的做更正。他告訴我說，自己喜歡徐志摩已經二十多年了，遠遠超過了他做內衣的時間，他原本在深圳做電子生意，1991年到西安開了一家電子產品商店，在這個時段內，他為了圓自己少年時的文學夢，在西安重新去讀漢語言文學專業，正是這個讀書的過程，使他喜歡上了徐志摩，自此一發不可收，他把自己做生意賺得之資，拿出不少來購買跟徐志摩有關的各種物品，後來他返回杭州，在當地租了一家廠房，經過改造，成為了徐志摩紀念館。
羅烈洪告訴我，當時的紀念館處在一條舊街的裡面，因為不臨街，知道的人較少，但是因為他的堅持，使得當地有關部門來看過後，頗為感動。因為這個紀念館完全是公益性質的，所以有關部門想予以支持，恰好前一段臨街的一處房屋有人退租，羅烈洪馬上將其租了下來。但此房雖然臨街，門卻開在巷內，並沒有臨街的門臉，羅先生向有關部門提出了申請，在得到批准之後，在臨街的一面開了門，併為此舉辦了新館開館儀式。
新的徐志摩館引起了大家的關注，開館的當天就有二十多家媒體來採訪，而後的一個時段，羅先生都在應付各類採訪，讓他覺得很疲累，然而也覺得這個累很值得，因為該館的出現，使得更多的人愛上了徐志摩，同時也使得一些愛摩人士得以聚集在一起。他說在開館的當天，還有法國和英國人士專門來參觀，其中有一位英國來的女士，有很長的留言，羅先生看後頗為感動，於是就找到了此人。原來這位女士在英國居住已經十多年，她經常到康橋一帶去轉悠，她本是一位小提琴家，與羅先生相識後，她準備創作一組跟徐志摩有關的小提琴曲。
關於我們的相識，羅先生果真好記憶，他講述到當天的情形，原來我們還同桌吃過飯，他還聽過我的講座，經過他的複述，讓我對當時的場景漸漸回憶了起來，而我更加感佩這樣一位為了愛好能夠如此全身心投入之人。
說來慚愧，因為我的佞古，我對徐志摩的事情知之甚少，只是在課本中學過他兩首詩，一首是那首《再別康橋》，二首則是那短短的《沙揚娜拉》：
最是那一低頭的溫柔，
像一朵水蓮花不勝涼風的嬌羞，
道一聲珍重，道一聲珍重，
那一聲珍重裡有蜜甜的憂愁——
沙揚娜拉！
好在我的記憶力還不錯，這兩首詩還能夠背誦，當然，我的這句自誇讓愛摩人士聽來，連小兒科都算不上。翻閱此刊，果真讓我瞭解到了不少新知識，比如王鳳琴寫的一篇《從聞一多的詩歌“三美”理論解讀＜再別康橋＞》，這篇文章從美學角度來解讀徐志摩的這首代表作，而我讀此文時，則更關注一些以往未留心的細節，徐志摩到英國去，本想是拜劍橋大學的羅素為師，但羅素卻與之相向而行，他前往中國講學去了，故徐只好通過他人的介紹，方得以進入劍橋大學讀書。而正在此階段，徐志摩認識了林徽音，而林徽音又嫁給了梁思成，故王鳳琴說《再別康橋》“當作於獲悉林梁成婚之後，因此，似可推斷，這首詩也與這段經歷有關。”
以往我只讀到了這首詩的優美，卻從未想到，此詩還可能跟林徽音有關聯，這是很好的聯想方式。而朱煒所寫《徐志摩與俞平伯的詩誼》則讓我瞭解到了那個時代文人間的八卦事。就史料性而言，我更關注許逸雲所寫《徐志摩墓碑尋獲始末》，該文中談到徐志摩墓被毀的過程：
那是一九六六年冬，打砸搶風颳起不久，一個晴朗的下午，來了一幫高中學生，約摸有二十來個。帶了好幾把十八磅榔頭，浩浩蕩蕩直撲墓地。不由分說，乒乓乒乓一陣猛砸，好半天揚長而去，李德鈞老爹悄悄上山一看，墓碑給砸斷了。石廊被砸開了，棺木丟棄一邊，屍骨託了一地，衣服碎亂，頭顱骨滾在一邊，真是慘不忍睹！老爹心想收拾收拾又不敢，怕挨批鬥，只好下來了。不久便有人來搬石料，撬石階，那個年頭，他一個管墳的人怎麼管得了呢？幾年下來，石料被搬光了，樹木也被砍完了，日曬雨淋，什麼也沒有了。
這些年來，我尋訪過不少古人之墓，也聽聞到了太多令人慘不忍聞的故事，而今讀到這段文字，依然有著說不清的滋味。
對於徐志摩這個人，我很難以愛或恨來形容，但他所做的一切，我覺得都能夠客觀的理解，但是如何解讀他的行為，我卻未曾認真的思索過。而我在周維強《從兩部日記看徐志摩在杭州的蹤影》一文中，讀到了周靜庭在《逝水人生――徐志摩傳》中的一句話：“……他那最寶貴的少年氣質，那是一種對事與物無差別的善意。”不知為什麼，當我讀到這段話時，突然對徐志摩的一些行為有了清晰的瞭解。
談到這本刊物時，我向羅烈洪求證：他是否為實際的編刊人，羅先生明確地說，實際編刊人乃是子儀，而陳子善老師並非只是掛名，他的確在認真地審核每一篇稿件，這份認真，真讓人敬佩。而當我翻閱該刊時，我在第二期上看到了羅烈洪寫的一首名為《再見獅子》的現代詩，然而此詩的配圖卻是徐志摩紀念館收養的一隻貓，難道，他認為這是獅子？果真他在附註中說了這樣一段話：
2016年11月16日，紀念徐志摩罹難八十五週年公祭前三天，紀念館收養一流浪貓，取名“獅子八五吼”，作為對胡適之先生和徐志摩先生友誼的紀念。
一隻貓，起這麼長的名字，它能聽得懂嗎？直到通話完畢，我也忘了向羅先生求證。
《荏苒芳華――洋樓背後的故事》，王振良著
王振良先生也有尋訪歷史遺蹟之好，雖然說，他僅是在天津一地探訪，然而他對該市的文人遺蹟進行深耕細作，並且能一一考證出相關的來由，就這一點來論，遠比我要細緻。
本專著收錄的就是王振良在天津尋訪小洋樓的故事。關於他的尋訪方法，羅澍偉在序言中有如下總結：
為進行這項工作，十數年來振良先生布衣蔬食，安步當車，幾乎跑遍了整個天津，查遍了相關史料，訪遍了知情人士，相互疊加，相互參照，相互印證，經過冥思、覺悟和整理，總結出一套“三重證據”法，這就是一幢名人故居的確認，要經過相關聯者的指認、文獻資料的定位、實地考察的補充，即人證、書證和旁證的結合。
王振良找到的小洋樓主人身份各異，既有佔山為王的草寇，也有身居高位的市長，還有一些英烈志士，也有許多工商大賈。就興趣而言，我當然最喜歡讀跟藏書家有關的尋訪，比如金梁，這其中的原因當然是他的鎮庫之寶經過多年的轉展終於來到了寒齋架上。幾年前我也曾到天津找過金梁的故居，其實我的尋訪地址就是從王振良的另一篇文章中得到的，但我走到故居的門前，僅是在那裡探訪一番，拍照而離去。而王振良的探訪，則遠比我深入得多，他在文中首先寫到：
接下來，他講到了金梁跟劉春霖同科進士的故事，這樣的故事令人讀來頗有傳奇性，而王振良又能將故事落實到常識上。按照那個時代的規定，若金梁考取了探花，不太可能被挑為三甲第一百三十九名。
且不管金梁的科舉成績是不是真有糾紛，但他對歷史典籍的保存，尤其是內閣大庫檔案流失後的搶救起到了不小的作用。這批檔案的情況，後世稱為“八千麻袋事件”，對於該事件流散的過程，王振良在文中有著詳實的細節描寫。但是，關於該事件的主角，以往談的都是羅振玉，而少有人提及金梁也對此作出過較大的貢獻。何以有此之說呢，王振良又在文中稱：
同懋增在善果寺就地零售，短短几天便賣掉一千多斤。這天有兩個客人來到同懋增，在琉璃廠悅古齋古玩字畫店經理韓益軒陪同下找到程運增。兩人中一個是金梁，另一個也是前清遺老，名叫寶熙。韓益軒對程運增只說，二老為敬惜字紙，願將大內檔案全部購下。最後雙方商定2.2萬元（一說1.2萬元）成交。隔了一日籤合同，檔案的真正的買主、著名學者羅振玉也親自到場。
原來這批檔案在善果寺零售時，有個熟人知道金梁識貨，便持幾份硃批諭旨向他兜售。金梁一下就看出這些是大內檔案。金梁的好友羅振玉，同時也在市攤上發現“洪承疇揭帖”等零散大內檔案。追尋之下，得知均出自同懋增，於是羅決定全部買下。雙方簽訂了合同，買方用的是金梁名義。
這是一段重要的史料，至少我在以往未曾留意過。然而本書限於體例，均未註明故事的原本出處，看來有必要向王兄請教，他從哪裡查得的這段有趣的書界故事。
《記憶的碎片――津沽文化研究的雜述與瑣思》，王振良著
前一度，我參觀了王振良的書齋，而後給他作了採訪，經過一番深談，我對他的所為多了幾層瞭解，然而我在翻閱張元卿給本書作的序言時，能夠明顯的覺得，我採訪時提出的問題仍然流於表相。
從2008年開始，王振良自籌資金創辦了民間學術資料《天津記憶》，此書一律是白色封面，故被人稱為“小白本”，我記得這個小白本出了上百冊之多。本書收錄的就是王振良在編《天津記憶》時，所寫的序言及編後記。這樣的序跋有著怎樣的意義呢？張元卿在該書的序言中給出了綜合性結論：
百餘期《天津記憶》的歷史貢獻，不只是推出了一批有價值的學術成果，更在於它為天津文史研究者搭建了交流平臺。在這個平臺上，一些學院研究者通過民間學人的成果照見了自己的“民間性”，由此開始通過重拾“民間性”重建自己的學術品格；一些民間學人則通過學院研究者的專業著述驗證了自己身上的“學院性”因子，並由此開始真誠地吸收學院派研究的長處，以提升自己的學術品質。
但是在當今的讀書圈內，書友們看到的大多是王振良所編的《問津》。關於《天津記憶》和《問津》的關係，以及《問津》叢刊所代表的意義，張元卿給出瞭如下總結：
從2013年開始，振良又開始創編另一本內部交流的民間學術資料《問津》，隨後又與天津古籍出版社合作推出大型天津歷史文化叢書“問津書庫”，《天津記憶》學人群便自然地轉化為《問津》和“問津文庫”的主要作者，同時也成為“問津”學人群的基礎班底。他們通過自己的實踐，經由《天津記憶》和《問津》，闢出了一條研究天津歷史文化的新路，一個研究天津歷史文化的民間學術流派，在這個學人群與學院派的良性互動中逐漸成型。這個學派的研究對象是天津歷史文化，有獨立的學問體系，研究方法多由田野調查而出，研究隊伍相對完整，重要研究成果會收錄在“問津文庫”，這在當下的地或文化研究中可以說是獨樹一幟，我願將這個學術流派擬稱為“問津學派”。
讀到這段話，令我大為佩服張元卿的綜述能力以及他的高度概括力，他將《問津文庫》的出版視之為問津學派的產生。時至今日，能夠努力做事，並且獨創一個學派，這需要多麼強大的號召力。
翻看王振良的這本文集，其中有兩篇是我最感興趣者。一是《追憶“活字典”――＜張仲紀念專號＞前言》，我對該文感興趣，乃是因跟張仲先生有兩面之緣。那時在天津，張先生幫我張羅一些事情，而這位老先生的風度正如王振良在文中的描述：“一是性格率真，口無遮攔，甚至帶有幾分天真；二是學養深厚，強記博聞，舉凡天津的詩詞掌故等，信口即能吟詠講述。”如今老先生已到天國，我再也不能聽到他那密集如子彈的語言了。
我所感興趣的另一篇文章是《八里臺的當年風雅――＜城南詩社集＞整理前言》，對於此文感興趣的原因，乃是前面提到的趙元禮墨跡，因為此墨跡中的兩位人物都是城南詩社的成員，而其中的南野我始終查不到他的真實姓名。根據墨跡內容推論，南野也應當是城南詩社中的人物，於是我向王振良請教該人的情況，他也說未曾留意過這個字號。而我在翻閱他的這部專著時，恰好談到了城南詩社的情況：
天津之城南詩社，是民國間著名的文學社團，前後活動垂三十年，成員當在二百人以上，沽上文教界知名人士，幾乎囊括無遺。詩社1921年由嚴修、趙元禮、王守恂等倡建。城南之名，取自雅集地天津城南（八里臺），復昉乎浴沂風詠之例。
這麼大的一個團體，難怪後世有著如此名氣。此文中提到的八里臺，乃是我熟悉之地，可惜那裡已經變成了一座巨大的立交橋，當年橋下有幾十個書攤，也是我時常瀏覽之地。
《從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發現中國》羅新著
此書乃青馬文化公司林妮娜女史所贈，她告訴我說，這是一本歷史遺蹟的尋訪專著，然而它在寫法上則更為吸引人，而後我的拜讀果真印證了她的所言。我覺得這才是真正的尋訪之旅。
作者羅新乃是北大歷史系教授，然而他所寫之文卻沒有學究氣，幾十萬字的一本書竟然沒有一點角注，書後同樣也沒有參考文獻等內容。然這並不妨礙這本書旁徵博引，尤其在文筆方面，也讓人能夠體會到作者的內斂。
關於這本書的內容，其腰封上有這樣的題目：“從大都（今北京）走向上都（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正藍旗）”。我問林妮娜為什麼會有括號裡的文字，她說原本書名並不如此，然而又擔心有些讀者不知道大都和上都是什麼概念，所以要作這樣的解釋。但我覺得如果不知道此兩都之名的讀者，似乎解釋得再清楚，恐怕也不會翻閱該書，然而當我讀到此書的內容時，我覺得自己的斷語下得太過想當然。
這本書是作者羅新在53歲時用了15天的時間從大都走到了上都，這兩者之間有450公里的距離。關於其文筆，我先引用一段本次行走的緣起：
那是在藍旗營的一家咖啡廳。傍晚，成府路如同流速緩慢的汽車水渠，汽笛和馬達的喧囂擠進門窗，似乎是要提醒人們，我們生活在一個多麼不尋常的時代。在座的青年朋友驚歎：走去上都！得走多久呀！羅豐一點也不吃驚，大概因為我早就和他說過長距離行走之類的計劃，還說過要從北京走到他所在的寧夏。他盯了我一會兒，說，嗯，你的身體可能受不了。我說，是的，可能受不了。他說，可能會受傷。我說，是的，可能會受傷。他問，你還是要走？我答，是的，我還是要走。他說，那麼，我支持你。
僅從這段描寫就可以看出，羅新的文字功夫頗能符合時人口味。這樣一段對話不作任何解釋，同時也不用冒號和引號，他更沒有發出一頓豪言壯語，只是用平平淡淡的逗號句號隔開一些短句，就表明了自己的立場與決心。而後，他揹著包清晨六點半起程向城外走去。而該書以每個段落做為一個章節，同時也不表明“第X章”的字樣，然其在每一章的起頭都會畫一張示意圖，細讀每一段的內容，其實這一章就是行走中一天的日記。
作者的寫法乃是詳記一天中的所見所聞，同時穿插相應的歷史知識，而我尤為喜愛者仍然是他的文筆。比如下面一段話：
這家旅館收費很低，每人十五元。平時都是什麼人來住呢？老闆笑笑，只說，有人呢，有人呢。院子在國道西側，路東就是田地。院子裡有個花壇，種了西紅柿、南瓜、茄子之類。花壇外面的地上，在磚縫之間，長著一株虞美人，花瓣紅豔豔的。想起一路上時不時見到的禁毒標語，我問老闆，這是虞美人呢，還是罌粟？老闆還是笑笑，不是咱種的，它自己長的，就是個花嘛，咱也分不清。又說，野地裡長的多了。跟老闆又聊了一會兒，感覺他說話分寸感特好，就問他，你以前當過老師對不對？他不好意思地笑笑，沒有回答。
這段話描寫他跟一位旅店老闆的對話，但作者並沒有說他見到的紅豔豔的花究竟是虞美人還是罌粟，作者的這段描寫不露痕跡地鋪墊出旅店老闆說話的分寸感。其實分寸感這句話用在作者的描繪上，更像是夫子自道。而他的文章偶爾也會引用一些警句，其中我最喜歡的一句為：“在後工業時代，當時間和空間被壓縮得幾乎不值得測量時，徒步是對主流的抵抗。”我倒覺得作者的這句引用乃是給他的行走下了最好的註解。
但同樣作者還會將他訪古所得融入文中，比如他講到了途中所見到的梳妝樓，由此而敘述到考古學者對此發掘後的結論，之後又講到了葉子奇在《草木子》和陶宗儀在《南村輟耕錄》中談到蒙古人所特有的樹棺葬。這種葬法乃是把一根粗木從中間刨開，而後把去世者放入其中，再將兩塊木頭合起來，加固之後就深埋於地下，而後讓馬群在上面踐踏，來春青草復生，從此葬地再無痕跡。
為什麼要以這種方式來埋葬先人呢？羅新在文中沒有解釋，他只是講到這種做法在歷史上並非孤例：“蒙古人消除埋葬蹤跡的習俗似乎並不是孤立的。近千年前，就是十六國北魏時期，同樣屬於蒙古語族（Mongolic）的鮮卑和柔然，表現出和蒙古人一樣的葬俗傳統。北魏孝文帝激烈變革之前，拓跋鮮卑的歷任皇帝（可汗）及宗室貴臣，都葬在一個神秘的、被稱為‘金陵’的地方。考古學家費盡心力，也沒有找到金陵的存在。與此相應，二十多年來國際上那麼多人，花了那麼錢和時間，致力於尋找成吉思汗陵，至今毫無成果可言。這種‘找不到’也許比‘找到了’更有一種學術思考的意義：為什麼我們總是有一種先入之見，即傾向於相信遊牧首領們一定會把他們掠奪的財富帶到另一個世界去呢？”
但是，他所見到的梳妝樓究竟是蒙古人的什麼建築呢？文中又有一系列的引用，而後他又講到了永樂帝北征之時對蒙古人歷史遺蹟的有意抹除。這樣的寫法，令那些枯燥的數據也變得生動起來。而作者在本書的後記中，也講到了別人對他這趟行走的意義提出的質疑：
一年來常有人問我，走了這麼一趟有什麼收穫？某些歷史學的同行問得較為直白：你對輦路路線有哪些新發現？當我猶猶豫豫，答說沒什麼新發現，問者總是“哦——”，表現理解地不再追究，立即轉移話題，似乎是要替我免去進一步的尷尬。
這樣的問題也是我多年來被人問過無數回者，而我卻找不到更為有說服力的標準答案，然羅新卻作出了這樣的解釋，我覺得他的解釋頗具思辨性：“讀過一本記野外考察的書，作者追尋百年前探險家的足跡，在高山深谷的小道上行走數週，最後他總結道：‘我完成了從旅遊者（tourist）向旅行者（traveler）的蛻變。’他並沒有解釋旅遊者與旅行者究竟有什麼不同，照我的理解，區別不只在於自身的感知或認同，更重要的是你在別人眼裡的影像。你在路上遇到的人會辨別出你是旅遊者還是旅行者，而且他們會據此分別對待。旅遊者與當地人之間的那種張力，旅行者可能完全感受不到。旅行者不是來獵奇的，你短暫地（哪怕是淺淺地）融入你所經過的一切地方，你不是高高在上的遊覽者，你是揹負行囊汗流浹背的過路人，你是需要而且一定會得到同情的遠行客。”
趙龍江手書《晃補之題畫》箋紙一頁
4月14日晚上，戴建華先生組織了一場聚會，因為上海陳克希先生來北京辦事，戴先生約幾位朋友聚在一起見面聊天。參加聚會的朋友有辛德勇、彭震堯、譚宗遠、韓三洲以及趙龍江等幾位先生。趙先生見面時送給每人一件書寫好的箋紙，眾人讚歎其小楷之精美。而趙龍江則稱，這是他昨晚臨時趕出來者。
趙先生也是位博聞強識之人，他準確地說出我們上次見面時間是2009年的某天，當時有哪些人在場，聚會的地點在哪裡等等。這份好記性同樣令眾人讚歎，前些年他每年的賀卡都會親自制作、書寫，對朋友之認真態度，他人難以企及。此次見面，趙龍江解釋說，因為幾經轉換，我的地址和電話都已有了變化，故他無法將手製賀卡寄達，因此趁今日聚會，也算是給大家奉上遲到的新春祝福。
《歷史的砝碼——從邊緣影響歷史的11個人》曾紀鑫著
翻閱這本書，其所談名人均與福建有關者。書中所提到的11位，其中有4位我也訪到了相應的歷史遺蹟，故讀來頗為親切。而本書所談的第一位則是宋代的蘇頌，而蘇頌乃是蘇軾的同宗之侄，我在以往更多的關注他在藏書方面的成就，曾紀鑫在文中也提到了蘇頌與藏書的關係：
蘇頌剛入中央做官時，先後擔任館閣校理、集賢校理、校正醫書官、太常博士等職，其主要工作，就是編撰、校正古籍。他埋首其中，謄抄校勘，一干就是九年。其家中所藏古籍，大多為他親手抄寫。
然而曾紀鑫對於蘇頌的介紹，更多者是他在科技方面的貢獻。曾在文中稱：“蘇頌的主要科技成就，一是研製天文儀器水運儀象臺，二是主撰藥物學著作《本草圖經》。正是天文學、醫藥學這兩方面的突出成就，使得他在科技方面獨自一人創下七項世界第一。”
一個人能創造七項世界第一，這真令人驚歎。而我在以往卻未曾措意，細讀此文，果真瞭解到了不少相應的知識。關於蘇頌的貢獻，我摘引其中一段如下：
蘇頌創制的水運儀象臺，一個最大的突破與特徵，便是實現了觀測的自動化。他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上層置放觀測天體的渾儀，下層是演示天象的渾象，中層是使渾儀、渾象轉動的機械裝置。水流衝擊輪軸，儀器開始運行，水運儀象臺具有三重功效：觀測天體運動，演示天象變化，木人自動敲鐘擊鼓、搖鈴示牌、準確報時。
除此之外，我更為留意者則是曾紀鑫對我所孰識之人的評價，我主要是想看看他站在怎樣的角度來看待這些歷史名人。比如說他對李贄的評價就極其高大，而他對李光地的評價則努力替其辯汙，從這些論述中都能看出作者的客觀公正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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