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是《精武門》中的劇照
凡是在大陸接受教育的國人，大多聽老師講過這樣一個愛國主義故事：舊中國滿是瘡痍，列強在租借地豎起“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國人如同亡國奴一般活著……很多老師講到此處時，都是汗毛豎立，雙目放出怒火，若是荷爾蒙旺盛的男性老師，額頭上的青筋還會繃起，然後就是吧啦吧啦一大堆的愛國雞湯，而講臺下的學生聽得也會滿是悲憤，配合著臺上的表演。
外灘公園全景
1868年，在上海公共租界內，洋人修建了“外灘公園”，即今天上海的黃浦公園。這是在租界內公共設施，歸洋人的租界工部局管理。這裡需要說一句，當時的租界在法理上屬於外國人擁有的居住地，洋人用近代化的城市規劃與管理模式經營，其發展程度遠高於中國其它城市。外灘公園是中國近代最早的公園，但是建立後對中國人入園有所限制，僅允許外國人入園。限制的緣由沒有明確記載，然而在1919年出版的《上海遊覽指南》中可推測一二：
“此公園建築之初，西人亦本有中外與共之意，因華人既人數眾多，佔其良好之坐位，復因無公德心之華人，箕踞眠臥，遍地吐痰，以致見憎於西人。”
好吧，極有可能是華人素質較低，公德心較差，就像今天某些出國旅行時“愛國放水”、“偷馬桶蓋”、“隨地便秘”、“浪費自助餐”的國人類似，其行為習慣破壞了公園的環境與秩序，所以被洋人下了逐客令。在1903年，公園將這一限制寫入公園的規則以明文規定，這也許就是“華人與狗不得入內”謠言的雛形，原文是這樣的：
第一條，自行車及狗不得入內；
第五條，除外國人傭僕外，華人一概不準入內；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公園確實不允許狗進入，也不允許普通華人進入，然而將這兩條規定的部分文字單拿出來拼錯在一起形成“華人與狗不得入內”，這種“二次表述”與公園規定的原文意思是完全不一樣的概念，給閱讀者和聽聞者造成的衝擊力也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就像今天很多遊樂場的遊戲項目是不允許老人參加的，也不允許攜帶寵物進入，如果你表述為“老人與狗不得參與”，那顯然是在找罵！
但是規定裡確實寫了“禁止普通華人入內”，有種族歧視的味道，會讓華人不舒服。所以在1913年，公園規定作了修改：
第一條，這些公園為外國人專用；
第二條，狗與自行車不得入內；
在這個規定裡，“禁止華人入內”改成了“外國人專用”，但這也不行。就像今天“外賓專用通道”也會然國人不舒服一樣，很驚歎那時候國民的愛國情操，繼續據理力爭。所以到了1917年，公園規定再次修改：
第一條，這些公園為外國人所用；
第三條，服裝不體面者不得入內；
第四條，狗與自行車不得入內；
這個表述更溫柔了一些，也體現了公園規定的本意：並非是禁止華人，而是禁止衣裝不整及行為習慣差的人。
到1928年，公園徹底對華人開放，那些對“華人”與“華人特有屬性”的限制被徹底廢除，此事也算有了個相對圓滿結局。然而還沒完，洋人的“傲慢”結束了，但國人的“偏見”卻無法洗去。二三十年代，中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華人與狗”已然成為了神聖不可分割的組合，頻繁出現在中國的報紙和雜誌上。
然而考察歷史，並未發現華人與狗的牌子曾經出現過。如前所述，租界壓根就沒有把“華人”與“狗”寫在一句話裡。這樣的謠言在不斷髮酵，激勵著一批又一批的國人投入到反帝反封建的偉大事業中去。新中國成立後，洋人在中國內的租借地基本被掃清，然而中國人對“華人與狗”的憤恨並未結束，甚至出現了“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告示牌，作為實物陳列品在博物館裡展出，可以想象到，這塊告示牌是一塊中國製造的山寨品。1989年，這塊“見證歷史”的告示牌被撤掉，而“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故事，還在廣泛流傳於中國的愛國主義教育之中，一代又一代。
另外需要說明的是，儘管租界當局當初對華人入園有限制的規定，但在具體執行中，並未有嚴格執行。1926年，頗有俠義精神的日人後藤朝太郎，以華人裝扮進入公園，本想和前來勸阻的公園管理者理論一番，但進入後並未有人阻止，園內的印度巡捕僅僅是打量幾眼而並未過問。
好了，現在我們明白了，總願意把“華人”與“狗”放在一起相提並論的，並不是洋人，而是我們國人自己。方法很拙劣，但目的很高尚，為了愛國！今天，愛國主義已經成為我國義務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這也是應該的，愛國就是愛我們世世代代生活的家園，就是為了讓這個國家不斷的修正不足、不斷進步，就是要讓這片土地更有人性與理性、更有人味兒。我們近代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鬥爭是無可厚非的，否則怎麼會有今天的獨立自主？怎麼會有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但反觀歷史，我們做正當的事，幹嘛非要用謊言呢？愛國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嗎？看看當下，網絡上充斥著打著“愛國主義”旗號的偏激人士，彷彿“愛國”面前無一切，用各種謊言與謾罵宣揚所謂的“愛國正能量”，殊不知此行為依然成為網絡社會最大的負能量，是對國家最大的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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