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被關押、殺害於重慶渣滓洞和白公館監獄的革命者故事創作而成的長篇小說《紅巖》，再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堅定信念與不屈精神，塑造出許雲峰、江姐（江竹筠）、雙槍老太婆等眾多栩栩如生的英雄形象。1961年末，隨著《紅巖》的出版發行，以及後來根據它改編的電影《在烈火中永生》，還有歌劇和電視連續劇《江姐》的播映，江姐（江竹筠）在我國已然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革命英雄人物。2009年9月，江竹筠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範之一。可以說，半個多世紀以來，很少有哪部小說能夠像《紅巖》那樣，給中國人帶來如此強烈、深刻而又持久的感動和影響。《紅巖》所塑造的主人公形象江姐，幾乎成了中國共產黨完美的化身。
那麼，《紅巖》究竟是怎樣誕生的，其前後又有哪些鮮為人知的故事呢？
素材源於作者經歷
長篇小說《紅巖》的故事情節是以1948年重慶及四川地下黨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大破壞為背景展開的，作者羅廣斌、楊益言都親身經歷了小說裡所描述的革命鬥爭。
◆紅色經典小說《紅巖》。
羅廣斌於1924年出生在四川重慶（今重慶市）一個地主家庭，早年為了爭取婚姻自由而與封建家庭決裂，失去了經濟來源。後來，他在同鄉、中共西南聯大地下黨組織負責人馬識途的幫助下，於1944年離開家鄉到西南聯大附中讀書學習。期間，羅廣斌加入中共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積極參加中共領導的學生運動，受到革命思想的薰陶。1946年，他被派回四川重慶參加地下工作，隨後經中共黨員江竹筠等人介紹，光榮加入中國共產黨，其工作關係屬於中共重慶市委副書記冉益智領導下的學運系統。1948年秋，因中共重慶市委正、副書記劉國定、冉益智被捕後相繼叛變，導致重慶地下黨組織遭到了嚴重破壞，僅冉益智就供出了62名同志。9月10日，羅廣斌也因叛徒出賣在成都家中被捕，先後囚禁於國民黨政府在重慶集中關押中共黨員等各類政治犯的渣滓洞和白公館兩處監獄。
◆羅廣斌
羅廣斌的哥哥羅廣文是統率17萬大軍、負責西南防務的國民黨兵團司令，若利用這層關係，羅廣斌是完全可以不用坐牢的，但他毅然選擇了留在獄中和同志們共同面對嚴刑拷打，面臨生死考驗。他以對共產主義的堅定信念和對黨組織的無比忠誠，始終堅貞不屈、英勇頑強地堅持鬥爭。
1949年10月1日，當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隆重舉行之際，人民解放軍數路大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正向我國的西北、西南和南部迅猛推進，追殲國民黨殘敵。當時，由於國民黨反動派垂死掙扎，重慶正處於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按照已乘飛機逃往臺灣的蔣介石的命令，國民黨特務於11月27日在白公館、渣滓洞集中營進行瘋狂的大屠殺，近300名革命志士英勇就義，烈士的鮮血染紅了紅巖村、歌樂山。但在此次大屠殺中，卻有35人從特務的槍口下僥倖脫險，其中有19名革命志士是由羅廣斌率領從白公館監獄逃出來的。
原來，早在大屠殺前，羅廣斌就已經勸說、策反了白公館看守楊欽典，使其下決心放人。11月27日凌晨，楊欽典剪斷了電話線，打開了大門的鎖，然後回到樓下二室，對羅廣斌說：“你們趕快做好準備，我到樓上看動靜，如果沒有什麼問題，我就踏三聲樓板，你們就跑！”
作為這次越獄的組織指揮者，羅廣斌把身邊的難友召集起來，嚴肅地部署道：“同志們，快，我們趕快做好準備，這次突圍，按老中青分成幾個組，分組突圍；出去後分頭行動，翻過歌樂山往紅槽房方向走，出封鎖線各自找好隱蔽處藏好，等待解放軍，迎接勝利……”
這時，樓上傳來了楊欽典的信號，羅廣斌一揮手：“同志們，我們走！”
天亮後，羅廣斌攙扶著獄友楊其昌一路前行。作為黔軍愛國將領，楊其昌曾於1948年冬和舊友陳銘樞等在重慶組織“民革”，密謀倒蔣，故半年多後被蔣介石下令逮捕，囚於白公館監獄。
羅廣斌、楊其昌終於衝出歌樂山，走上大路，加入到來往的人群中。他倆急匆匆趕到白市驛，躲進楊其昌的一個老部下的家中，最終迎來了黎明的曙光。
1925年出生於重慶的楊益言，在考取同濟大學後，便從重慶來到上海讀書。期間，他擔任上海地下學聯機關報負責人和“主筆”，1948年初因參加反美反蔣反內戰的學生運動，被學校除名並遭緝捕。獲釋後回到故鄉，在重慶中國鉛筆廠職工夜校執教，很快與重慶大學地下黨組織取得了聯繫。8月，他被國民黨特務逮捕，囚禁於渣滓洞監獄，後在大屠殺前夜成功地逃了出來。
朱語今約請寫小說
1949年11月30日重慶解放後，羅廣斌不忘烈士們的囑託，很快寫出《關於重慶組織破壞經過和獄中情形的報告》，遞交給黨組織。該報告約2萬字、包括“案情發展”“叛徒群像”“獄中情形”“脫險人物——白公館（全部）”和“獄中意見”等7個部分。其中“獄中意見”是羅廣斌對獄中難友們集體意見的歸納，包括“防止領導成員的腐化”“加強黨內教育和實際鬥爭的鍛鍊”和“嚴格進行整黨整風”等8條意見。這對於我們今天加強黨的建設、廉政建設和黨員修養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警示意義。
羅廣斌最初被安排在“重慶市追悼楊虎城將軍暨遇難烈士籌備委員會”工作。和他一起工作的還有劉德彬（渣滓洞集中營大屠殺倖存者之一）。其任務是在一個月內整理好“11·27”大屠殺中近300名遇難者的材料，以作為烈士評定的參考依據和國民黨重慶集中營的檔案材料。時間緊，任務重，組織上根據羅廣斌的要求，便把楊益言抽調來幫助工作。
經過日以繼夜的奮筆疾書，趕在追悼會前夕，羅廣斌等三人終於編印出20萬字的《如此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特刊，其中收錄了羅廣斌撰寫的《血染白公館》、劉德彬撰寫的《火燒渣滓洞》。
不久，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被分配到共青團重慶市委工作，羅廣斌還擔任了青聯副主席一職。
◆1958年10月，朱語今（右一）在重慶與楊益言（左二）和重慶團市委人員王竹（右二）合影。
1950年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後，羅廣斌、楊益言和劉德彬奉共青團市委的要求，大力宣傳重慶解放前那些革命志士的英雄事蹟，以鼓舞人民努力生產、積極為抗美援朝做貢獻的昂揚鬥志。他們三人馬不停蹄地來往於各機關單位、學校、人民團體，以親身經歷的真實事件為素材進行演講，深受廣大聽眾歡迎。
因此，羅廣斌、楊益言、劉德彬便決定將其在獄中與敵人英勇鬥爭的切身經歷寫出來。他們首度合作撰寫的報告文學《聖潔的鮮花》，發表在重慶《大眾文藝》雜誌上。眾多讀者在來信中表示：熱切期盼能讀到更多的有關地下黨領導人民與國民黨反動派進行英勇鬥爭的真實故事。故而，他們三人又撰寫發表了革命回憶錄《在烈火中永生》。
1958年10月，團中央常委、中國青年出版社（以下簡稱中青社）黨委書記、社長、總編輯朱語今和文學編輯王維玲赴四川、雲南考察，同時也給中青社文學編輯室組稿。在成都，朱語今從四川省文聯兼作協主席沙汀那裡瞭解到羅廣斌等三人所撰寫發表的反映革命志士在重慶渣滓洞、白公館集中營與敵人英勇鬥爭事蹟的報告文學和回憶錄等，便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對廣大人民群眾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好素材。於是，他們匆匆奔赴重慶，受到共青團重慶市委的熱情接待。
得知羅廣斌、劉德彬正在長壽縣境內的長壽湖農場勞動鍛鍊，朱語今一行便在共青團重慶市委辦公室主任楊益言的陪同下前往。見到羅、劉二人後，朱語今鄭重其事地向他們約稿，請其根據親身經歷創作一部長篇小說。因他們從未寫過小說，恐難勝任，故沒有立即答應。朱語今見狀，便熱情地鼓勵道：“你們都是共產黨員，都是團幹部，天天動員團員青年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你們自己就不能帶頭實行？你們沒寫過小說，為什麼就不能學著寫？就不敢寫？你們寫小說，目的很明確，不為名，不為利，為了教育青年一代，為了完成烈士的囑託，完成一個倖存者、一個革命者應盡的義務，把筆拿起來，不要猶豫了，寫吧，一定要把書寫好！”在這番話的鼓舞和激勵下，羅廣斌等人最終接受了小說創作任務。
市委支持作品面世
朱語今、王維玲從長壽湖農場回到重慶市，立即向分管共青團工作的市委常委、組織部部長肖澤寬彙報了向羅廣斌等人約稿之事，並建議市委提供一切便利條件。肖澤寬又向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書記處書記李唐彬作了彙報，經過三位領導認真研究，決定由羅廣斌、楊益言兩人完成長篇小說的創作任務，並指定由肖澤寬代表市委負責組織領導這項工作。
市委首先將羅廣斌、楊益言抽出來集中精力專門搞創作，並安排兩間平房供其使用。然後又特許羅、楊二人到公安部門查看眾多的敵特檔案，並採訪在押的敵特分子。在此過程中，有一整套跨度長達15年之久的特務日記，使羅、楊對特務內部互相傾軋又相互利用等錯綜複雜的關係以及各種人物的面貌、心理特點，有了更深刻更具體的瞭解，從而加深了對敵特人員的感性認識。
◆左起：楊益言、陳家俊、羅廣斌、劉德彬、向洛新。
1959年初，羅廣斌、楊益言開始了艱難的創作。為了儘快完成這項光榮的政治任務，他們白天蒐集素材，寫作便經常從傍晚開始，通宵達旦。適逢三年經濟困難時期，糧食供應很緊張，經市委特殊關照，他們每晚都能各分到一個小黑饅頭。楊益言每天傍晚領到饅頭後，總是要等到下半夜，肚子餓得實在不行了再吃。冬天的夜晚很冷，他們寫著寫著，手便凍得有些發僵，漸漸連筆也握不住了，遂不得不暫時停下來，使勁搓著雙手，待稍微暖和後再繼續寫作。
初稿完成後，印了50本分送各方徵求意見。根據任白戈讀後所提出的“小說的精神狀態要翻身”的要求，肖澤寬三次主持召開有文學界的朋友和地下黨老同志等參加的座談會。在聽取各方人士的意見後，針對初稿中存在的提煉不夠、境界平平等問題，肖澤寬啟發作者說：“中美合作所集中營裡確實非常黑暗，非常殘暴，所以人們才說它是座人間魔窟。但就是在這裡，共產黨人用自己的熱血和生命、氣節和情操，寫下了不朽的篇章。你們寫小說不能停留在寫一個、抓一個、死一個，要通過烈士的事蹟，寫出烈士的精神和本質，你們是在寫共產黨人的正氣歌！”座談會上甚至還有人建議作者集中寫獄中鬥爭，可以不寫獄外的地下黨活動，羅、楊二人一時拿不定主意。肖澤寬則態度鮮明地表示：“獄中鬥爭和獄外鬥爭是分不開的，是相互影響、相互配合的。聽了不少意見，不要灰心，不能打退堂鼓，一年不行兩年，兩年不行五年，為黨爭氣，為死難烈士爭氣，一定要把小說寫好。”這些真知灼見和熱情鼓勵，不僅為小說的進一步修改指明瞭方向，而且大大增強了作者的信心。
應重慶市委邀請，沙汀專程從成都趕來為初稿把脈，並對羅廣斌、楊益言進行了認真細緻的指導。根據沙汀的建議，重慶市委派兩位作者到北京對中國軍事博物館和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進行了為期一個月的參觀學習。從而使羅、楊二人開闊了視野，增長了知識，提高了境界，對於如何寫好監獄內外的革命鬥爭，如何塑造好革命烈士的英雄形象，他們獲得新的啟發，有了新的構思。
《紅巖》的中後期修改是在中青社編輯王維玲的指導下進行的。3年間，作品數易其稿、幾度改名，其字數曾由300萬字縮減到最後定稿的41萬字，書名也由“禁錮的世界”不斷更改，直到1961年12月付梓面世時，才確定為“紅巖”。
暢銷不衰鑄就經典
《紅巖》一經問世，即深受讀者喜愛，社會反響強烈，以致供不應求，因而中青社緊接著又於1963年7月將它再版發行。1962年中秋節，作為全國青聯委員的羅廣斌，應邀參加了全國青聯在北京北海公園舉行的聯誼活動。在聯誼會上，他有幸見到了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胡耀邦親切地與他握手，高度肯定說：“你們寫了一部《紅巖》小說，我不說你們寫了一部好書，因為用好書這兩個字，已經不能概括它的意義了。在當前經濟困難時期，你們出版的《紅巖》，以出色的描寫，感人的事蹟，吸引了廣大的青年讀者，以革命烈士崇高的犧牲精神，成功地進行了一場革命理想和革命氣節的教育，使人們保持高昂的革命精神境界去戰勝困難。《紅巖》的社會貢獻，已經遠遠超過了一部好小說的作用。”
◆1961年出版的小說《紅巖》。
在十年浩劫中，《紅巖》卻被誣衊為“叛徒文學”成為禁書，作者亦備受摧殘。特別是羅廣斌當年從獄中脫險的經歷，這時卻成為造反派指責、攻擊他的歷史疑點。一時間，“周揚黑線上的人物”“重慶文藝界最大的鐵桿保皇分子”和“山城頭號政治大扒手”等一頂頂帽子扣在羅廣斌頭上，江青甚至誣稱他為“大叛徒”“反革命”，導致他不堪精神重負，於1967年2月上旬含冤去世。直到“文革”結束後，羅廣斌才被平反，《紅巖》也得以繼續出版發行。
多年來，《紅巖》始終暢銷不衰，迄2011年5月，僅中青社就先後印行98次、430多萬冊，並被翻譯成英、法、蘇、德、日、朝等十多國文字出版，總髮行量逾千萬冊，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贏得了巨大的國際聲譽，被譽為“共產主義的奇書”。
文學界人士普遍認為，《紅巖》的藝術成就概括起來有三點：一是生動鮮活地塑造了一組革命英雄的群體形象，即使是在對反面人物的刻畫上也很有特點；二是結構宏偉、嚴謹，錯綜複雜又井然有序；三是注重心理活動的描寫和環境氣氛的渲染，充分展示了人物的精神世界。
作為新中國十大紅色文學經典之一，《紅巖》一直在有效地發揮著扶正祛邪，發揚浩然正氣，保持革命氣節，愛黨、愛國、愛我中華的先進文化的潛移默化的作用。這正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於2003年4月在重慶考察思想文化工作時所說：“一本小說《紅巖》，一曲《紅梅贊》（歌劇《江姐》插曲），教育了幾代人，對許多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紅巖精神和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一樣，是我們黨的精神財富，是激勵我們自強不息的強大精神動力。”
◆劇照
2011年12月7日，在重慶市社會各界隆重召開的紀念《紅巖》小說出版50週年座談會上，重慶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何事忠發表講話，他高度評價說：《紅巖》成功塑造了革命英雄的群體形象，有力傳播了偉大的紅巖精神，持續推動了幾代人的健康成長，是一部永恆的紅色經典，是革命傳統教育的經典文本，是具有共產主義精神和革命氣節的教科書。因為《紅巖》，重慶“紅”遍全中國，擁有了鮮明的文化標記……紅巖精神，既體現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又體現了以改革創新為核心的時代精神，過去是我們的精神支柱，現在是、將來同樣是我們的精神支柱。讓紅巖精神內化於心、外化於行，不斷提升幹部群眾的精氣神，使革命精神薪火相傳、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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