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71年12歲入伍，到25歲部隊裁軍退伍，嚴歌苓在軍隊足足待了十三年，跳了整整八年的舞。之後，軍隊生活被她“反覆咀嚼”.揉進一部又一部作品裡，從處女作《七個戰士和一個零》，到《一個女兵的悄悄話》、《雌性的草地》、《誰家有女初長成》，再到後來的《灰舞鞋》、《白麻雀》，每隔一段時間，嚴歌苓就會想起部隊文工團裡的某個人，然後圍繞這個人寫一部小說。“那段生活對我來說太重要了，它左右著我一生的走向。
1979年，八年舞蹈生涯結束，嚴歌苓做起了戰地記者，採訪了大量傷員和從前線撤下來的戰士。她漸漸發現，舞蹈不足以表達自己，“原來 在一個舞者的身體裡還休眼著一個作家的人格”。調到部隊創作組後，她以軍旅作家的身份創作了長篇《綠血》和《一個女兵的悄悄話》。二十歲出頭的嚴歌苓，從文字裡找回了在舞蹈上丟失的自信。她飛快地寫，一天能寫上一萬字，獲獎的小說大多也是“一揮而就”。
1990 年秋天，嚴歌苓考上哥倫比亞大學藝術學院的文學寫作系，成為這個系一百多年曆史上唯一名外國學生。她至今仍記得老師當時告訴她的話: Try to see it happen。日後，當她的作品陸續被拍成電影時，她將其中的畫面感歸因於那時的專業訓練:用直覺去寫，把小說寫得視覺化。作為一名職業作家， 嚴歌苓是出了名的認真。寫《陸犯焉識》時，為了寫好陸焉識在西北大荒漠上二十年的勞動改造，她花了很多錢去青海體驗生活。寫以中原農村為背景的《第九個寡婦》，她特地到農村去住，看農民怎麼起紅薯，怎麼摘棉花，她一直記得一次上.廁所的時候，一隊人排在她後面，一個小姑娘搓著作業紙站在她面前，臉急不可耐。 寫《小姨多鶴》，為了瞭解日本人的生活習慣和心理活動，她住進了日本長野的一個村子，看到了日本老人是如何跪著端來茶和食品，又如何退著走出去，多鶴的保強和溫柔才有了眉目。 寫《老師好美》，為了進入高中生的語言系統，五六年間，她幾次跑到北京的一所中學做起了旁聽生。這一次，嚴歌苓終於不必費力創造和想象細節，而是無比自然地回憶起文工團的老紅樓、排練廳、練功房，還有那些讓她感到“自責”的人和事，腦子裡的地圖一點點鋪展，《芳華》就這樣寫成了。
小說圍繞20世紀70年代西南部城市某部隊文工團中，男兵劉峰因“觸摸事件”被處理的一系列節展開。與之前的作品不同，新作《芳華》具有濃厚的個人自傳色彩一“所有的心理體驗都是非常誠實的，這本書應該說是我最誠實的一本書。”2017年12月15日，同名電影被馮小剛搬上了大銀幕。嚴歌苓常說一個故事“非寫不可”、“不寫就會死”,對文學的激情從未消減。她還說，一個創作者最大的幸事就是，筆下的情節人物忽然反過來驚喜到作家本人“ 我沒有設計，他怎麼會這樣說呢?其實你當中埋了許許多多的邏輯在裡面，到這時候他一定這麼說，反而讓你大吃驚。這就是寫作最棒的地方。”
玉墨、小漁、扶桑、多鶴.... .細數嚴歌苓筆下的女性人物，她們生在不同年代有著不同的經歷，卻無一不是隱忍而堅強的。這是另一種女之美，不同於美顏鏡頭下的相似臉譜，也拋卻了細膩、嬌弱、可愛等一般意義上的標準。這種美立體而真實，隨著人物的經歷、態度與思考而顯現，附著於人物的靈魂之上。而往深了說，這種美誕生於對人性的深刻摹寫。就像電影《芳華》的一句臺詞:人之所為人，就是他有著令人憎恨也令人熱愛，令人發笑也令人悲憫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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