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重濮阳 濮阳市人大常委会原主任 徐教科 题写
孙健初（1897—1952），字子乾，濮阳县白堽乡后孙密城村人。他骑着骆驼，历尽千辛万苦，翻越戈壁荒漠，探明并组织开发了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田，被誉为中国石油之父。在他身上闪烁着爱国主义、艰苦奋斗、科学兴国精神的光芒！
孙健初先生
孙健初先生逝世已近70年，随着时光的流逝，他的事迹逐渐被人淡忘。作为濮阳人，有责任、有义务抢救孙先生的史料，挖掘被尘封的历史，让更多人了解他的事迹，弘扬他的精神，增强作为濮阳人的自豪感，濮阳市国土资源局副局长穆伟带领袁冰洁、苏斌、马朋宇、孙明学历时6年，行程2万多公里，先后赴8个省份16个城市和6个油田，遍访孙先生的学生和后人，多渠道搜集有关孙健初的资料和事迹，撰写的《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一书，于2018年7月由地质出版社正式出版，本书被国家教育部批准为全国中小学图书馆（室）推荐书目。
《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
经作者穆伟同意，微信栏目《厚重濮阳》连载《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一书的全部内容，以此向孙健初先生致敬！
毛主席向孙健初颁发的任命通知书
周总理向孙健初颁发的任命通知书
孙健初在读书
孙健初先生全家在甘肃酒泉合影
孙健初在酒泉北进行石油地质调查
孙健初在美国实习期间操作重力仪
孙健初在美国实习期间得到维勒博士的热情帮助
孙健初在南京地质调查所门前留影
孙健初先生纪念碑
中国石油之父孙健初连载之五
第一章 报国之志
五、科学救国
孙健初为什么要选择山西大学采矿系？这里面有经济的原因，更是志向使然。
有着悠久历史的山西大学，创建于1902年，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创办最早的新式大学之一，也是一所中西结合的大学。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山西境内有几名西方传教士在太原被杀。1901年初，新任山西巡抚的岑春煊立即电请曾在山西传教多年的英国上海总教士李提摩太到山西并“议结教案”。3月，李提摩太提出，用山西赔款在太原设立一所中西大学堂的意见，得到了全国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的同意。6月，耶稣教各教会推出了教士敦崇礼、史密斯等8人来太原商讨创办中西大学堂事宜。次年正月，岑春煊上奏《设立晋省大学堂谨拟暂行试办章程》，提出“每年筹经费5万两，建学舍、选生徒、定课程、议选举、习礼法”，得到了清政府的批准。1902年5月8日，山西大学堂接受了令德堂和晋阳书院的教师和学生，以太原市文瀛湖南的乡试贡院为临时校址正式开学。5月10日，李提摩太偕聘请的教习抵太原准备开办中西大学堂。不久，当他看到已有山西大学堂成立时，便向山西当局提出将两校合并办理的意见。经过近一个月的协商，于6月7日拟定了《关于中西大学堂并入山西大学堂改为西学专斋的合同23条》，6月10日得到清政府批准，6月26日，西学专斋举行开学典礼，山西大学堂原来部分改设为中学专斋，山西大学由此创立，中西文化共融的教育模式也由此独创。
山西大学当时的师资力量、办学质量、学校规模，从该校瑞典籍教授新常福②的一段描述中可以窥见一角：“山西大学诚不愧为大学之名焉，其构造不为不善矣，其布置不为不工矣，其经济不为不多矣，其人才不为不众矣。总之，大学一堂，建设完全，已无遗憾；人才荟萃，大有可观……”③
孙健初是幸运的，他在无意中选择的这样一所中西合璧的大学，为他今后从事地质事业创造了较好的条件。
孙健初从河南濮阳出发，一路跋山涉水，马不停蹄，当他风尘仆仆地赶到太原时，已经是八月中旬了。张泮早就在校园里等着他的到来。张泮首先带着孙健初去校园里查看山西大学的招生简章，上面不仅有报名日期，而且还附带了招生的专业。孙健初认真地将每个专业都记录了下来，以便回去后好好研究该报考哪个专业。他和张泮查看招生简章的时候，一位20来岁、长相俊秀的青年也来到招生简章旁，一边查看招生简章一边和孙健初他们搭话。经交流得知，青年叫王曰伦④，是专程从山东泰安为报考山西大学而来的。虽然此前素未谋面，但王曰伦和孙健初、张泮两人一见如故，很快就成了朋友。
当天晚上，张泮找了个饭馆，为孙健初接风洗尘。两位中学时代的好朋友久未谋面，再次相见后有着说不出的亲切，不觉之间已畅聊至深夜。当晚，两人就聊起了接下来的专业选择问题，该报什么样的专业才能更好地实现自己的志向呢？“大丈夫当为国捐躯”，这在张泮和孙健初这里，早在中学时代就已经达成共识，他们希望利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来为祖国的富强尽自己的匹夫之责。但是，如何报国，用什么方式报国，学什么专业才能更好地报国，孙健初却有些迷茫。已经在山西大学法律系预科班就读的张泮，建议孙健初学习法律。在张泮看来，中国社会的恶俗，人民的苦难，国家的贫困，说到底还是因为社会制度的不公，法律的不公。他希望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法律，用法律的武器来改变社会上的一切丑恶现象。为此，他建议孙健初也像自己一样，选择法律专业，将来参加社会政治活动，推动国家的政治体制变革，进而促进祖国的富强。
孙健初说不出张泮的理论有什么不对，也说不出有什么对。张泮所说的法律，对孙健初这样一个农村青年来说，显得有些遥不可及。在农村时，很多事情都是靠家族威望、传统习俗甚至拳头来解决，谁会想到法律呢？就算是孙健初，虽然感觉农村解决问题的方式，有时过于粗暴并且不公平，但遇到事情时，自己也从没想过要拿起法律武器来解决。孙健初感觉张泮说得太高深，自己对法律不太感兴趣。那自己应该报考什么呢？他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那天晚上，两人就专业选择问题聊了很久也没聊出什么头绪，只好各自上床睡觉。躺在床上，孙健初久久不能入睡。学校的招生简章他看了好几遍，有好几个专业可供他选择，但具体到哪个专业最适合自己，哪个专业能够更好地让自己实现人生理想，孙健初心里还真没数。他不断地思考着，想起了这个多灾多难而又极端贫弱的国家。他也想起了家乡，想起了后孙密城村的人们，想起了黄河，想起了年年泛滥的黄河水给家乡人民造成的苦难，想起了家乡人对土地的珍视，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大自然的造化吗？而中国目前面临的所有问题，归根到底不就是因为贫困吗？如果能够永远和大自然打交道，用科学的精神，为祖国把埋藏在地下的宝藏发掘出来，不是能够让我们的国家、人民更富裕吗？学术救国，科学救国，他在黑夜中突然眼前一亮，心中的纠结豁然开朗，好像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当然，孙健初也想到了自己日益衰败的家庭，想到已无力为自己承担学费的父亲，如果报考工科采矿系，还不收学费，这无疑可以极大地减轻自己和家里的经济负担。“我要报考工科，报考采矿地质系，和大自然打交道，多为国家找矿产资源，用科学来报国。”想到这里，孙健初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里的石头也算是落了地。
第二天早晨，他将这个决定告诉好朋友张泮时，神情非常坚定。看到好朋友已经确定了未来的专业方向，张泮也很高兴，他不再劝说孙健初报考法律系，而是鼓励孙健初勇敢地去报考采矿系，并亲自陪同孙健初去报名，然后一直将他送入考场。对于张泮来说，能够和中学时代有着共同报国梦想的朋友一起在山西大学读书，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了，他愿意尽自己的所有力量帮助孙健初顺利进入山西大学。
9月份，经过考试，如孙健初所愿，他顺利地被山西大学采矿地质系预科班录取。刚开学，孙健初就在班上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他刚到山西大学、在查看招生简章时遇到的那个名叫王曰伦的青年，王曰伦竟然和自己一样报考了采矿系。原来，出生于普通农家的王曰伦，自幼天资聪慧，1920年初中毕业后，因家庭再没有能力供他上学，被迫中断学业。由于王曰伦聪明好学名传乡里，有几家较富裕的乡贤决定资助王曰伦继续求学，王曰伦才有了此次来山西大学报考的机会。他报考山西大学采矿系，看重的正是不缴学费的优惠条件。在此后的6年同窗学习中，王曰伦和孙健初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不仅如此，他也和孙健初一样树立了“科学救国”的理想。以后的人生中，两人成了一生的事业好伙伴，此是后话。
当时，山西大学下设文学院、工学院和法学院，孙健初所就读的采矿地质系预科班，实际上就是工学院采矿地质系的附属高级中学，学制为两年，还算不上真正的大学。只有在预科班顺利结业，才有进一步读大学的可能。孙健初明白，自己必须要付出艰苦的努力，才会成为最终被大学录取的幸运儿，报国理想才有进一步实现的可能。他在心里暗暗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要好好学习，力争两年后顺利考取采矿地质系正科。
在预科班的学习，除了课程艰苦外，孙健初还要面对经济问题。学校虽然不收学费，但其他各种费用加起来，依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这让孙健初感到压力很大。为了尽量不给家里增加负担，孙健初将目光瞄向了“公费资助”这个项目上。“公费资助”的前提是必须要成为学业上的优等生。当时，像孙健初、王曰伦一样经济困难的学生并不少，大家也都将目光盯在这个项目上，这使得竞争非常激烈。为了在竞争中取胜，只能是比别人更加努力。为此，孙健初通宵达旦，不分白天黑夜地学习，张泮多次来找他参加一些学生活动，都被孙健初谢绝了。功夫不负有心人，孙健初的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在班级前列，顺利获得了“公费资助”。
除了学习拼命外，孙健初在生活上也很简朴，过着“苦行僧”般的生活，他从不乱花钱，几乎不和别人上街去玩，这让他显得相当另类。有一次，班上组织春游活动，同学们纷纷参加。但孙健初听说车费还得自己掏，就主动放弃了。班上好几位同学劝他参加，他都以还需要学习为由拒绝了，其实，他就是想省下一点点车费。正是有了这样的“另类”，孙健初才能在学业上比别人优秀。两年后的1923年秋天，孙健初从预科班结业后，以优异的成绩被山西大学工学院采矿地质系正科录取，编入第7班，成为一名真正的大学生。
正式进入了大学，标志着孙健初的人生迈进了一个新的阶段。至少对于后孙密城村来说，他是村里的第一名大学生。
尽管在采矿地质系预科班学习了两年，但和所有从农村来的学生一样，面对全新的大学课程，孙健初还是感到有些吃力。毕竟，大学里老师的授课方式、学生的学习方式，与中学相比都有了很大改变。更为严峻的是，由于是一所“中西合璧”的大学，山西大学当时的教学内容，也是中西相互渗透，中外教师交叉代课。山西大学里有许多大学老师都是外国人，很多教授甚至在国际上都享有盛誉，要听懂他们的课，学生必须要懂英语。比如，孙健初所在的采矿地质系，就有瑞典地质化学博士新常福、英国地质学者巴博尔、瑞典地质学者诺林等。虽然学校里也有一些中国老师，但受大环境的影响，他们使用的也基本上都是英语。
孙健初进入山西大学采矿地质系，犹如来到了外国。他知道，要想听懂老师的课，并与师生们更好地交流，必须尽快学习英语。这对英语底子几乎等于空白的孙健初来说，是件相当困难的事情，但他偏偏又是个不轻易认输的人。他开始恶补起英语来，一开始，一张口就感到很别扭，读英语单词也不标准，回答问题时，老师同学常常听不懂，有时候蹩脚的英语还惹得同学们发笑。孙健初一度以为自己天资差，不太适合学英语。但越是学不好，他越是要努力学，有意识地主动找人聊天，聊天时用英语。此外，他还经常主动接近新常福、诺林等外国老师，与他们进行英语对话。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的英语水平慢慢赶了上来。
在山西大学练就的过硬的英文水平，为他以后走向更广阔的事业舞台打下了基础。
采矿地质系所开设的课程较多，如矿物学、岩石学、数学、地质学、植物学、地质化学等，孙健初每一门功课都学习得特别认真，他尤其喜欢地质学和岩石学，对这两门课程很感兴趣。可以说，正是在大学里打下的坚实专业基础，为孙健初以后走向成功提供了条件。
就在孙健初被山西大学采矿地质系录取的1923年，中国又发生了一件著名的历史事件，那就是“二·七”惨案，也即北洋政府直系军阀吴佩孚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流血事件。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军阀混战时期，在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出现了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罢工运动很快遍布全国各大中城市。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让封建军阀们相当紧张。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各站工会代表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吴佩孚丢弃“保护劳工”的假面具，命令军警用武力加以阻挠和镇压，并封闭总工会会所。2月7日，曹锟、吴佩孚等派大批军警分别在长辛店、郑州和武汉江岸等处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
在这样的背景下，山西大学的学生们也纷纷投入到政治运动中，学生们以集会、罢课、游行等方式，声援工人大罢工，抗议当局对工人的血腥镇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孙健初，也被同学拉了出去，卷入到了游行活动中。
在游行中，他惊讶地看到中学时代的同学、好朋友张泮竟然和几名同学走在前列，义愤填膺地高喊着口号，引得很多人高声附和。突然，一群警察出现，学生和警察发生了冲突，有警察甚至对学生大打出手，张泮和几名学生赶紧带领同学们撤离，显得相当老练。看到此，孙健初禁不住很为好朋友的安危担心。
后来他才知道，张泮当时已经开始涉足“政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张泮一度还想将孙健初发展为“同志”，但孙健初对政治运动不感兴趣，对于张泮的好意，他很明确地拒绝说：“科学是纯洁的，是不同政治沾边的，我是学术的追求者，对政治不感兴趣。”不仅如此，他还反过来劝张泮也注意安全，少涉足政治。自此之后，由于忙于各自的学业，再加上追求不同，张泮和孙健初在一起谈话聊天的机会渐渐少了，两个中学时代无话不谈的好朋友，渐行渐远，每次匆匆见面，谈的话题也多不投机，张泮所关心的，很多都不是孙健初所关心的。
孙健初也很为这段渐行渐远的友谊感到难过，但在他的心里，他承认当时中国的黑暗，也对时局非常不满，但他却有自己的思想，那就是科学救国。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只相信学术可以救国……所以，一心学采矿地质，并且想把它学得很好。”他将失去亲密友谊的痛苦，化为奋进的力量，更加努力地投入到专业学习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