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张锡瑗在秘书处，是他的下属。曾经的同窗，现在的同事，一样的理想，一样的情趣，他们越走越近。
那是1928年的春天，邓小平不到24岁，张锡瑗不到21岁，他们宣布结婚了。
中央机关的同志特地为他们举行庆典，在上海广西中路聚丰园的四川馆子店办了酒宴。参加者有30多人，周恩来夫妇、李维汉、王若飞等在中央的大部分同志参加了喜宴。新娘美丽秀气，个子不高，讲话轻声轻气，短发，白净的脸，身穿旗袍，脚着高跟鞋。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后，她那高雅的气质、温柔的神态还留在参加喜宴客人的记忆里。
后来人只能臆测选择四川馆子店，一定是照顾邓小平是四川人，而选择广西路纯属巧合。
婚后，也就是1929年夏，邓小平奉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之命派往广西，在那儿充分显示了组织能力和军事才华。他和同伴们领导了百色和龙州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创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他出任两军政治委员和前敌委员会书记。
这时，张锡瑗怀孕了，年轻的夫妇为一个小生命来到人间而兴奋、激动、喜悦。没料到，张锡瑗生产后患了产褥热，当时住在贫民救济医院，条件差。邓小平从广西赶回上海两天后，张锡瑗在邓小平的怀中死去，几天后孩子也没保住。那是1930年1月，婚后整整两年。
周恩来夫妇目睹了这一对幸福夫妻的相恋相爱全过程，惋惜地说：“没想到张锡瑗在生小孩时难产，不幸染上产褥热去世。”
张锡瑗无疑是邓小平初恋的最爱，他为失去了张锡瑗痛苦悲伤。他是一位革命家，他不会因儿女情长而丧失斗志，他只会一如既往地忘我工作。
他又是一个十分注重情感的男子，不会因岁月流逝而忘却，不会因风雨的洗刷而平淡，时光逝去，他的思念更清晰，更浓烈。
大上海解放的那天，邓小平刚踏上上海大地，拜会了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后，马上携夫人卓琳一起去寻找张锡瑗墓地。
1990年。
86岁的邓小平来到了上海，老人家又一次询问起张锡瑗的骨灰。邓小平问：“张锡瑗的骨灰还在不在？”“如果在，处理了没有？如果没有处理，就带回北京放在八宝山。”
有关人员把张锡瑗在龙华的墓地拍了录像和照片，晚上放给邓小平看。
邓楠故意问：“人真这么漂亮？”
邓小平说：“比这个照片还要漂亮。”
几天后邓小平提出要到张锡瑗墓地看一看，毛毛为张锡瑗妈妈送上了鲜花。
毛毛说，她不是我的妈妈，她又是我的妈妈。
在人们心目中，她永远年轻，永不衰老。
两年婚姻，一世真情。不能不让后人敬仰感叹。
1931年，邓小平率领红七军攻下江西崇义，这是他第一次踏上江西红土地。这年他27岁。
进中央苏区后，任江西瑞金县县委书记，28岁任江西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正待一显身手时，他遭来人生第一次点名批判。
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以反对“罗明路线”为题，点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人的名，说他们是“江西罗明路线”的“领袖”，并责成江西省委一再向这四人工作的地区和单位发出指示，反复发动基层干部和党员，开展对邓、毛、谢、古进行直接的批判和斗争。
这是1933年2月，他不满29岁。
邓小平遭受批判后，他的第二任妻子金维映离开了他。
1931年7月，邓小平受党派遣到江西中央苏区工作，金维映和邓小平同行，不久两人结为夫妻。在邓小平关进“审讯室”的时候，金维映被迫把离婚书送到邓小平面前，邓小平为了不让妻子受株连，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邓小平完全体谅金维映的处境，理解她的难处，没有一句怨言。
1941年，金维映在莫斯科治病，死于战乱。
事业上的一沉一浮，生活上的一波一折，感情上的幸福与痛苦，邓小平都经历了，感受了，饱尝了。青春时光是能够经受磨砺的年龄，他没有错过吃苦，他没有错过努力，他没有选择安逸，没有选择逃离，他付出了别人无法企及的努力与忍耐，选择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不管是多么严厉的批判，多么苛刻的指责，多么重的处分，多么冷酷的对待，他坚信自己是光明磊落的，是坦诚的，是不搞派性的。他那颗年轻的心，是纯粹无暇的，他的信念是坚定的，痴心不改的，他的精神是乐观的，无法摧毁的。
面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本可以投降，可以放弃。可以转身，可以随波逐流，可以躲避离去，但他没有。
1942年春，毛泽东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整风的焦点仍是总结历史经验，开展路线教育。1943年11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和抗战初期的错误。毛泽东在谈到中央苏区“左”倾路线开展反“邓、毛、谢、古”斗争时，毛泽东颇动感情地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邓、毛、谢、古死了三个，希望邓要为党争气。”
无独有偶，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作诗：偶忆往事便心惊，谢毛邓古剩小平。割裁无情读八股，江西路线有罗明。
第一次被打倒过去了37年，邓小平又以“戴罪”之身来到江西。他不会投降，也不会放弃，更不会逃避。一下飞机，一踏上这块红土地，那心情就像35年前来到江西一样亲切。当小车行驶在八一大桥上、八一大道上时，他心里回荡着一个个战友的名字：贺龙、周恩来、刘伯承、朱德、陈毅，当年的血与火历历在目。他坚信，当年烈士鲜血流淌过的土地一定会为未来献上丰硕的果实。
安排在江西，安排在江西南昌，安排监禁在这幢将军楼，也许真是历史馈赠给他人生的礼物。
将军楼不会冷清，不会寂寞。
他的心依然像37年前那样纯粹，信念那样坚定，精神那样乐观。
在这里，邓小平会尽到一个普通党员的职责。他牢记在莫斯科《自传》上写的那句话：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不管在将军楼住多久，不管事态将向什么方向发展，他都会从容以对，冷静以待。不管生活多么艰难，人生多么孤寂，封闭多么严密，他依然关心国家大事，关注百姓生活状况，关注世界风云变幻。
在这里，邓小平尽着一个公民的义务。他每天早上准时上班，认真劳动，一丝不苟，和工人密切相处，体味了人间真情，感受了国情民意。
在这里，他尽着一个丈夫、父亲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他每天劈柴生炉子，亲自下厨，煮饭炒菜。和继母，和妻子一起挖地种菜、搭棚养鸡、酿酒糟、做豆瓣酱，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让生活有声有色。在任何时候他都不会忘记国要强，民要富，国要和谐，家要和睦的责任与担当。
邓小平的女儿这样向后辈讲述自己的父亲：“他总是觉得家人和孩子们是因为他才受那份委屈和不幸，他总想尽他的能力，尽一切可能，为家人和孩子们多做点，再多做点。他从不要求孩子们为他做什么。他付出对家人和子女全部的爱，却不要求任何回报。这是人世间最朴素的爱。”“我觉得我们是幸福的，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爱我们的、一位在他自己都十分困难时刻还会为我们操心的、一位值得我们骄傲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