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覺得，婚內強姦是現在才有的概念，是西方法學思想滲透的產物。試想，封建時候的女性，作為男性的附屬物，在家從父母，出嫁了從丈夫，丈夫死了還得從兒子，自始至終是人身依附關係，在性權力方面，那肯定是毫無自主意志可言的，丈夫想怎麼的，那不就得怎麼的？
事實還真不是這樣。
《清代野記》裡就記載了這樣一個案子：有婦人訴其夫強姦。
按照大清律載， 夫與婦為非法交者，兩廂情願以和姦論，若婦不肯而夫用強，則照強姦論。亦即如果兩個人在有違宗法、禮法制度下“非法”交配，因為屬於兩廂情願，按照合奸論。首先要明確的是，合奸本身也是違法行為的一種。而如果丈夫違背妻子的意志，非要過夫妻生活，那做的可就不是愛，而是強姦。
不過必須承認，婚內強姦屬於有律而無案。法律規定了，現實中這種情況肯定也存在，但真正告官的沒有，因為關起門來的事，當時具體情況什麼怎麼樣的？是同意還是真不同意？是不同意還是半推半就？是事前同意事後後悔還是給以此要挾丈夫？完全沒法取證。
不過晚清的時候，首案有了，這個婦人到堂起訴其被丈夫強姦了。
女權主義者或許要歡呼雀躍，古文化復興者或許也歡聲雷動，以為大中華原來法治並不落後，甚至比西洋列強更先進，自今以後無須妄自菲薄。但事實是，這婦人算是倒大黴了。
受理案件的刑部老爺是潘祖蔭，這人算是官宦世家，祖父為乾隆癸丑科狀元潘世恩，官至太傅、武英殿大學士。他的父親潘曾綬，字紱庭，官至內閣侍讀。他的叔祖是乾隆乙卯科探花潘世璜。他本人也不簡單，咸豐二年(1852年)的探花，一路開外掛，咸豐九年(1859年)升任大理寺少卿。他最值得稱道的事是咸豐十年(1860)，時任駱秉章幕僚的左宗棠被彈劾，他上疏密保左宗棠，說他人才出眾，此案才平息下來。
潘祖蔭一接到報案，立即斷定，背後有人唆使婦人來告狀的。
多少婦女忍氣吞聲只求卑微苟活，這人竟然膽敢訴諸公堂。潘祖蔭立即將其和潘金蓮劃上了等號，斷定她是為了把丈夫斷送在牢獄裡，好和姦夫雙宿雙飛才這麼幹的。簡直叔可以忍嬸嬸不可以忍，於是嚴刑拷打，這婦人沒有辦法，只好招供，然後和“姦夫”一併被法辦。
外人、後人很難再去考據這是不是一個冤假錯案，已經生效的判決，要改判，很多時候不把人折磨死，也會把人折磨死。橫豎要活命下來，很艱難。
但這個發生在大清的“婚內強姦”案子，還是讓人覺得不簡單，畢竟現代社會，在這個問題上，也是走了很多彎路的，甚至至今沒轉出來，很多女性含汙忍垢，備受蹂躪，也沒等來個人表達性權力的那一天，終其一生，不過是一個洩慾工具而已。即便是今天，也不見好的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