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发展道路，崎岖曲折。韩愈力挽狂澜，但自宋初，崇尚“险怪奇涩”的太学体渐渐成为主流。
欧阳修为主考官时，对以太学体为文的考生一律不取，竟然遭到了这些考生在光天化日之下的围攻。可见，太学体在当时对读书人的影响之大，流毒之深。
即便这样的不良风气下，苏轼的文学创作丝毫“不赶时髦”。他秉承家训，言必出自肺腑，不作无病呻吟，并一以贯之。
他在早期文章《江行唱和集叙》中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观：“夫昔之为文，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
自十岁起，他便由父亲教学，老苏的文学创作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同样在《江行唱和集叙》中，他写道“自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因而“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文也”。
就在这次由长江赴京的途中，秀丽的自然风光，先贤的遗存，朴实的民风，父子、兄弟间的深情，物沿耳目，情感勃发，不吐不快，他便用生动晓畅的语言一一予以咏唱，同父亲、弟弟一起互相唱和。
这样的过程，也是他们父子三人，在文学创作理念上相互交融，在创作实践上切磋琢磨的过程。
在京城参加礼部的考试时，他的《刑赏忠厚之至论》受到考官欧阳修和梅尧臣的激赏，认为“不为世俗之文” “有孟轲之风”，获得了第二名的优异成绩。
“世俗之文”指的当是太学体。苏轼虽然是在考场这一特殊场合为特定的目的为文，而且题目是指定的，但他依然本于自我，驰骋才情，语言明白晓畅，议论引经据典，上下纵横，正反相生，加之充沛的情感，从而使文章充满了雄辩的力量。
因而被欧阳修视为有“孟轲之风”。如果欧阳修不因误认为是弟子曾巩的文章，苏轼将被擢为第一。
不久之后，在殿试中高中乙科的苏轼致信欧阳修等人，表达谢意。看到苏轼的致谢信后，欧阳修情不自禁地对梅尧臣说：我当让位于他。
自此，欧阳修是把苏轼作为自己文坛继承人加以关心和培养，两人关系甚密。因此欧阳修和梅尧臣，尤其是欧阳修的文学创作思想，对苏轼本自真情的文艺观进一步完善和提炼有着重要的影响。
欧阳修继承和发展了韩愈的文学主张，强调文章要有充实的内容，重视现实生活和实践对文学创作的重要作用，反对闭门造车，重视文学创作中的情感因素，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观点。
欧阳修和梅尧臣交情匪浅，文学创作观也多有相同之处，可谓志同道合。梅尧臣支持欧阳修“诗穷而后工”观点。“他揭扬《诗经》国风‘因事有所激’的创作精神，强调创作必须来自现实生活的强烈触发，有感于心，溢为言辞，而不是无病呻吟、空洞无物”。
“诗人例穷蹇，秀句出寒饿”，这是苏轼在凤翔为官时所作诗句，既是对现实的感喟，也可以看作是对“诗穷而后工”这一观点的极好注解。
他在《文说》中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
欧阳修曾说：“余尝与圣俞论此，以谓譬如善驭良马者，通衢广陌，纵横驰逐，惟意所之；至于水曲蚁封，疾徐中节，而不少蹉跌。”
两相比较，异曲同工，都表现了在情义真切丰富时自由奔放，笔随心动，收放自如的自然创作情态。欧阳修的文学创作观对苏轼的影响，可见一斑。
这样，苏轼在丰富的创作实践中，由遵循父命而作，融欧阳修、梅尧臣等大家创作观点，加之后来佛老思想的影响，渐渐熔铸出自己的文学创作观。
“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了然于心” “了然于口”“了然于手”，才能“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这是他在花甲之年由海南北归时给谢民师的回信中所言，也是他对自己一生文学创作经验的总结。
三个“了然”，心、口、手，内外一致，意纵笔奋，不论是一泻千里，还是“随物赋形”，都要如“系风捕影”般去“ 求物之妙”，做到形神兼备。这就是苏轼在文学创作上的“真”。
苏轼是多面手，他不仅开创了中国文人画，还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
胸有成竹，才能画出竹的气节和自然神韵，才能传神地表现作者真实的思想情感。苏轼的画竹观与他的文学创作观一脉相承。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在文艺创作上，尤其在文学创作上，其实质上是遥承了或者说遵循了“词达而已”“诗言志（情）”这些古老的命题，并在实践中兼收并蓄予以创新。
加之“诗穷而后工”，在这些流放之地，一代文豪远离了纷争，徜徉于自然，混迹于众生。看似普通的生活，却让他有了常人所不能有的体察，登入“了然”之境，在“万斛泉源”中实现了主观与客观，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相融。
因而本真自然成为他文艺创作尤其是文学创作的最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