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來，人們大多認為科舉考核和錄用的標準，忽視古詩文辭，會導致這一文學奇葩的衰敗，而古詩文辭也被一心考取功名的學子認為會妨害自己科舉高中。但是，在乾隆二十二年的一項政令，卻徹底扭轉了這些看法，那就是
在幾十年的推行和普及試帖詩之後，試帖詩在詩學領域得到較大發展，相關的寫作經驗和技巧，得到了總結和充實。相應的古典詩學被推廣和普及，試帖詩學與一般詩學逐步走向合流，成為詩學的一個門類。可以說，科舉試詩帶來的試帖詩學的勃興，極大地促進了清朝詩學的復興和繁榮，而整個中國歷史中的經典詩學作品也因此得以再現。
科舉考試
一、 乾隆二十二年功令試詩
清朝的皇帝與明朝很是不同，他們的皇帝在繁重政事的壓力中，無不雅好文藝，特別是詩文。從康熙皇帝到乾隆皇帝，最高統治者對文學活動的關注和參與，遠遠超過前代任何王朝，對文學的發展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康熙四十六年，康熙皇帝給《全唐詩》御製序文，寫道："
從此，唐詩是詩學正統的觀念被大張旗鼓地確立起來。
康熙皇帝
康熙五十四年，康熙帝欲革科舉之弊，"特下取士之詔，頒定前場經義性理，次場易用五言六韻排律一首，刊去判語五道。以五十六年為始，永著為例"。於是一大批教材性質的唐人試帖詩選和唐詩選本應運而生。
之後到了乾隆朝，熱衷藝文的皇帝在聽政之餘，不僅頒行了《御選唐宋詩醇》，重新劃定詩歌的"正軌"，更在乾隆二十二年恢復科舉試詩，為詩壇步循"正軌"提供了制度保證。
可是，雖然最高統治者對士人學子的詩歌才能有了高要求，康熙時在博學宏詞科都以詩賦試士，館閣也有詩課和考試，但那只是上層知識分子的事。一般士人的詩才並不受重視。甚至，某些考官並不待見能詩賦的學子。
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寫到過一個童生交卷，說："童生詩詞歌賦都會，求大老爺出題面試。"那學道就變了臉色道："當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須講漢唐。像你做童生的人，只該用心做文章，那些雜覽，學他做甚麼？況且本道奉旨到此衡文，難道是來此同你談雜學的麼？"
《儒林外史》雖是小說，卻可作當時的文化史來看，這時是乾隆朝之前。其中的大老爺的態度，應該是當時最尋常普遍的了，而從中則可以一窺當時的科場習氣。
吳敬梓
由此可見，當時最高統治者雖然表達了對詩文的重視，也在科舉考試中有一定的體現，但是並不算多，無法影響到最底層的士人，考官不重視童生的詩才也算正常。但自康熙中期以後，士人作詩水平的普遍下降，實在不值得一提，因而學子的詩才被輕視。當然這個問題也被朝野上下共同覺察，而究其原因，往往又歸結為舉業所妨。為舉業所抑者，自然要靠舉業振之。於是到乾隆間便有了御史袁芳松請於二場經文之外加試排律一首的奏議，並蒙皇帝諭允。
這等於是將試詩當成了科舉的門檻，詩不合格就不能取得鄉試資格。面對這一改革，有人歡喜有人愁。少數能詩之士自是歡欣鼓舞，而那些素昧吟詠、不知平仄為何物的廣大經生，則如大難臨頭、心中憂慮不已，不知如何應對。一時間科場出現的混亂。
科舉試詩首先使士人群體詩歌寫作能力普遍欠缺的現實凸顯出來。科舉試排律雖頗為風雅，但究於政事隔了一層，用作取士的主要依據自然是有缺陷的，因而自唐朝施行以來一直遭到批評，直到北宋時終於退出了科舉考試。
此後詩學一再衰退，甚至到了明朝後期，詩家目試帖為詩中八股，所作的詩都並不會被收錄到詩集中。但自從乾隆二十二年恢復試詩，作者多將應試之作收入詩集，與文集不收時藝程文恰好形成鮮明的對照。看得出，當時學人對自己的試帖之作頗為珍視。
乾隆皇帝
從朝廷這方面說，試詩也是一個難得的歌舞昇平的機會，因而在行之二十五年以後，又再度提升其級別。乾隆四十七年將二場排律詩移至頭場試義後，一直沿用到清季。試帖移到首場之後，越發突出了試詩在科舉中的地位，極大地影響了清代中葉以後的詩歌創作和詩學研究。
二、 功令試詩帶來試帖詩編纂、出版的繁榮
科舉恢復試詩所暗示的君主崇尚詩學的意向及藝術觀念，無論對整個社會還是詩壇都是個極為重要的信息，其中所蘊含的詩學問題很快便出現在鄉試的策問中。同時，乾隆帝《御選唐宋詩醇》唐宋並舉的詩學趣味也同時得到了闡發和推廣，給詩壇的印象明顯比康熙帝來得更開放、更具包容性；而且，將熟講詩學源流作為前者的輔助手段來提倡，要求諸生能"取漢、魏、兩晉、南北朝、三唐、兩宋、遼金元、明逮我本朝諸詩家，沿流討源"，這對於乾隆朝詩學走向折衷、融合的趨勢無疑也會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御選唐宋詩醇》
自明末以來，唐宋之爭就一直主導著詩壇的話語主流，分唐界宋，出主入奴，讓學詩者無所適從。直到乾隆時期，唐宋之爭始告平息，走上折衷調和的道路。朝廷功令的影響，正是促成這一結果的重要外因之一。當然，試帖畢竟是用於科舉應試和館閣考課的特殊詩體，具有不同於日常寫作的特殊規範，這同樣也反映在功令的倡導和實踐中。對應試士子的試帖詩的各個技術層面包括詩體、語言、聲律、對仗、押韻都提出了嚴格且不同於一般詩歌的要求。
試帖廢置數百年而重現科場，對大多數舉子來說完全是個陌生的東西，也正因為如此，一大批迎合應試需求的試帖詩教材紛紛上梓，在功令初下的幾年間迅速佔據出版市場。
最初的出版物多半是舊書的翻刻本，這也很自然。康熙五十四年詔令科舉二場加試五言六韻唐律，曾催生一批唐人試律選本。
乾隆二十二年功令會試加試詩，兩年後又推廣到鄉試，書坊迅速抓住商機，紛紛翻刻這些書籍。毛奇齡的選本因出自碩學名師之手，首先被重印，暢銷於市。乾隆二十六年何國泰序毛奇齡詩賦集，稱："丁丑歲，天子詔鄉會場易表判以排律，始其事於歲科童試，而先生向所選唐試帖及七律一時紙貴。"
書坊
然而翻刻舊書似乎仍不足以應付突如其來的旺盛需求，更主要的是，這些書籍並不都是應試詩法，內容和體例往往不合時宜。鑑於這種情形，一些老師宿儒"應坊客之請"，迅即著手編纂各種供舉子揣摩誦習的試帖詩選和詩法，以應對巨大的市場需求。
當時坊間究竟出版了多少試帖詩選和詩法類書籍，現在已很難確知，相信是個很可觀的數字。
舊籍不斷被翻印的同時，新著也層出不窮，包括本朝人所撰所擬的試帖範作，以至在乾隆二三十年代，試帖類書籍的重刊和新梓絡繹不絕。這些書籍並不是一刷即已，只要有銷路，一套書版按常識至少可以刷印五千部以上。乾隆二十七年以後新編之書漸稀，正是前幾年梓行的書籍已佔有很大市場份額的緣故。迄至乾隆後期，這批書籍經過市場淘汰，能獲得重刊機會的書已很有限。
這些書籍的盛行，使得當時士人的詩歌教育自幼就被應試詩法所主導，而試帖詩學也成為了他們詩學的啟蒙者。
試貼詩圖冊
三、 功令試詩促進蒙學詩法的勃興
作為朝廷功令，科舉試詩對諸生的詩歌寫作乃至官學、書院、家塾的教育必將產生巨大影響。試帖詩寫作既然成為舉子必修的課程、必須研練的才能，就勢必會消除明代以來世俗對作詩妨害舉業的顧忌，激勵廣大士人熱心學詩、寫詩，從而普遍提升詩學修養和寫作能力，最終推動詩學的發展，這是顯而易見的，但有一個問題還需要解決，雖然有了功令試詩這個發展機會，
查閱古籍資料，可以發現雖同為應試文體，制義和試帖在人們心目中的價值是完全不同的。人們往往懷著無可奈何的態度對八股文，而對試帖詩卻另眼相待，不敢稍為輕忽。清朝士人估量本朝的詩歌創作，絕不敢凌越古人，但於試帖詩卻每自信有出藍之勝。
正是出於對本朝試帖詩的肯定，清朝人大量編集和刊行試帖詩，而這又反過來刺激和促進了試帖詩的寫作和討論。
《論詩》
可以說，功令試詩已使試帖詩學成為清代詩學史上一個不容忽視的存在。而考察清代的試帖詩，會發現選本類型眾多，以往從未有過。
順應這個歷史潮流，書院教學也相應地設有試帖之課，以應對中書考試及翰林館課的作詩需要。
但功令試詩對廣大士子的深刻影響還在其他方面。
最明顯的是，功令試詩改變了清朝士人學詩的體裁，六韻變為了八韻；其次也是更主要的是，試帖詩的研習由此變得普遍化、日常化，凡有志於科舉之士都必須研練這種詩體的寫作才能。為此，適應各種類型、各階層作者研習需要的試帖詩選便如雨後春筍般層出不窮了。
有了創作研習的需求，相應的理論指導和對寫作經驗加以總結的書籍便自然有人編纂了。一批詩法、詩話迅速填補了這方面的空白，而蒙學詩法正是重中之重。蒙學詩法中影響最為深厚的是山東鉅野人李其彭所編《詩訣》十卷，乾隆四十一年刊行。而在乾隆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間，李其彭還編著有《論詩尺牘》、《唐試帖分韻選》、《四聲韻貫》等多種詩學書籍。
由此可見，功令試詩對詩壇和詩學的影響已遠遠超出了試帖詩學的範圍。
四、 試帖詩學與一般詩學的相互促進
試帖作為官方推行的一種應試詩體，雖非新創之格，但清代的寫作畢竟少有積累，要想探求其寫作規則與技巧，只能求之於前代的創作實踐。
起初，詩家往往依據試帖詩學的獨特性，強調它與一般詩學不同，但在科舉試詩的不斷刺激下，士人群體對其銳意鑽研，逐漸確立起試帖詩學屬於詩學一個門類的觀念，在乾隆以後試帖詩學與一般詩學不是呈現分化而是呈現合流的趨勢。
自嘉慶、道光以後，以紀昀《唐人試律說》、梁章鉅《試律叢話》為代表的試帖詩論就一直與遊藝《詩法入門》、徐文弼《彙纂詩法度針》所代表的蒙學詩法共同主宰和瓜分著士紳階層初等詩歌教養的市場，直到科舉制度壽終正寢。
多數應朝廷功令而編纂的蒙課詩法如朱琰《學詩津逮》之類仍以一般詩學的面目行世。這些詩法，儘管主要是為士人習試帖而編，但其中多輯錄前代詩論菁華，選錄各體名作，對前人詩學成果實在是很好的整理和總結，由此帶動了詩法的整體復興和繁榮，並且一直延續到光緒三十二年詔停鄉會試，試帖伴隨八股文退出歷史舞臺。
紀昀
綜上，乾隆二十二年功令試詩不僅激發了清代詩歌創作的普遍風氣，同時也以對試帖詩藝的細緻揣摩促進了詩學的全面繁榮和加速發展。若想了解有清一代詩學在士人階層的傳承和接受狀況，不考察科舉試詩和試帖詩學的影響，就很難獲得全面的認識。
參考文獻：
1.王芑孫《試帖詩課合存序》
2.韓勝《清代唐詩選本研究》
3.《清代詩文集彙編》
4.蔣寅《科舉陰影中的明清文學生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