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也有高级黑？聊一聊清修《明史》

明代一直是如今历史爱好者最为津津乐道的时代，也是为现代人最容易误读、戏说、撕逼最多的朝代之一。为什么呢？

谈及对明朝的第一感觉，一部分读者会想起“暴虐朱元璋、篡位朱棣、木匠皇帝、短命皇帝、宦官专权”的混乱，另一部分人会想起“不和亲、不赔款、不割地、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慷慨。造成民众如此差别印象的原因，第一是明代距今较近、本身就具有话题性，现代影视剧以及网络小说对于部分细节进行了夸张（这部分我就不赘述了，看这篇文章的知识水平我是相信的），第二也可以说是清朝修《明史》的原因。

清修《明史》，字面意思就是：清朝编修明朝的历史。这实际上是一场耐人寻味的百年政治事件，是清朝作为少数民族政权为自己建构合法性的过程。倒不是说清朝的史官对于《明史》有多少不正确、不客观的评价，而是因为清修《明史》过程里的种种小动作，让一切关于明代的史实在普通人眼里，都显得晦暗不明。

一、清代为什么要编修明朝的历史？

清修《明史》这本不算什么稀罕事，我们现在看到的二十四史基本都是后朝给前朝修的，宋代写《新唐书》、元代写《宋史》、明代写《元史》、清代写《明史》……一般修史的目的是为了捋清前朝历史兴亡，给本朝治理留下宝贵经验。

但是修《明史》这件事对于清朝朝廷来说，与前人相比，是格外不一样的，也是必要和迫切的。

因为清朝入关伊始，便面临政权的合法性建构问题。

如何解决政权合法性的问题，历朝历代都有自己的办法。

清朝属于少数民族入关，所以不敢用、也不能用民族主义去凝聚社会，而神化的本民族的历史对于当时的清朝来说，又完全缺乏汉族社会的认同。

所以，当时清朝面临的合法性问题，必须靠修《明史》来解决。

第一，南明政权的相继存在，当时是清朝合法性的现实挑战。

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在1644年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明思宗）自尽，不久，南明弘光朝廷成立于南都，与清政权呈南北对峙之势。

五月十五日登上帝位的弘光帝是正经明代皇室，为“神宗之孙、光宗犹子，而大行皇帝之兄也”（见下图的族谱），很受江南民众拥戴，驾临南都之日，“万姓夹道欢呼，声闻数里”，其辖领区域仍为大半个中国（在当时人看来，南明至少算南宋吧。）弘光帝即位那是相当的名正言顺，远非满洲可以比拟。

且弘光政权周围聚集了一批相当数量的官僚、士人，他们对光复明朝的愿望强烈，坚决抵抗清政权的南侵，以维护民族文化为己任，是当时的一股强大政治力量。

弘光政权被颠覆后， 此后陆续出现的鲁监国、永历等政权，皆为明之余绪，承担着明朝士民复国的期望。 这些政权的存在都是对清政权合法性的严峻挑战。

明末清初的历史地图

第二，汉民族本身对清政权缺乏文化认同。

从明代的汉族服饰变成少数民族的服饰，当时清朝的汉族百姓反应是非常强烈的。

因为衣冠、发式是一个民族的重要特征，也是民族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因此“改章易服”不仅是生活习惯的改变，也包含深层次的文化冲突，还涉及到汉民族的民族心理和伦理道德。满洲统治者以征服者的姿态，将其“落后”的少数民族文化强加于中原社会，直接挫伤了民族尊严。尤其“薙法令（剃发令）”的施行，不从者斩，汉族社会的反应更是空前强烈，以致形成全国性的抗清高潮。

第三，大批明人殉国，给中原士人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

心怀亡国之戚的明末士人，生逢易代之变，面对家亡国破的无奈，“死节”就成为他们中很多人不二的价值选择。

左都御史李邦华，投水自杀。
左都副御史施邦曜自杀，
兵部右侍郎王家彦自杀，

退一步，遁隐山林、志不仕清也是当时士人抗拒新政权的普遍方式。

八大山人是皇家世孙，明亡后削发为僧，成了亡命之徒，后改信道教，住南昌青云谱道院。
傅山入道教，自号朱衣道人。
熊开元，汀州陷落，弃家为僧。
方以智于顺治十年（1653）披缁为僧。
金堡在桂林为僧……

他们的行为无疑也是对清政权合法性的间接否定。

在君主体制下，忠君就是爱国，他们的“死节”也就超越了所谓的“对一姓之忠”的狭隘内涵，是历史记忆的创痛感，与家国破灭、亲人离散的现实、民族征服的屈辱交织于一起的巨大哀恸，“死节”的行为无疑也是他们对民族精神的最后坚守。清初， 像这样自杀、遁隐山林、誓不为新政权服务的明末人士不在少数。他们的行为无疑是对清政权合法性的间接否定。

在这种情况下，纂修《明史》是一个突破口，为明清易代的合理性作注脚，建构其政权的合法性。所以清朝才这么重视这件事。

二、清修明史有失实之处吗？

清修《明史》有失实之处吗？

答案肯定是：有。

清朝在康雍乾时期，对明史的编撰进行了多次严格的增删、政审，深究到细节的历史真相和具体情节有很多隐晦不言。另外此期间清朝不但严禁民间修明史，否则一律杀头，还同时焚毁了大量明代的原始史料，并对有关蒙古、清的各种明朝原始资料做了系统的销毁和篡改，对"皇明""甲申"等字头之类的书籍，更是全部进行销禁、焚毁。

但是失实之处有多少呢？恐怕没有一般网友想得那么多。

这本书编得挺好的。

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编到了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

近代诸史自欧阳公《五代史》外，《辽史》简略，《宋史》繁芜，《元史》草率，惟《金史》行文雅洁，叙事简括，稍为可观，然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

总体来说，清修《明史》有以下几个不实之处：

第一，自赋“天命”来证明其“得天下之正”。

“天人感应”说认为，当上天对一个政权不满时，就会通过自然灾害的形式发出警告，干旱、洪水、地震、瘟疫等纷沓而来，此时下一个王朝接替上一个就顺理成章了。《明史》对明晚期许多历史事件的书写，就人为地、主动地给明代末期染上了一些天命色彩。

崇祯元年七月壬午，浙江海溢，漂没数万人”。
崇祯十一年六月，安民厂灾，伤万余人；十三年，两畿、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旱蝗，“人相食”。
盖天命有归，莫之为而为者矣。

事实上，明代晚期的诸多问题，无不因起于辽东（满清兴起）。 自万历后期以来，明朝以倾国之力加强辽东防务，频繁的军事活动给明朝社会增添沉重的社会负担。虽然明朝晚期社会诸多问题的产生，有其内在的缘由，但满洲祸乱辽东，催化并加剧明末的社会危机，《明史》不提。

第二，妖魔化宦官。

明代宦官作为一个整体被妖魔化，发生于明代遗民对失国的反思，他们认为明代封疆坏于宦官，以致“明祚不可支矣”。

《明史》对宦官的书写，并非想通过对史料的挖掘、 整理和辨别，再现历史的真相，而是出于政治目的，着重于彰显其恶。它暗示了明朝政治革新的必要性和改朝换代的紧迫性，为清之入关，继统明朝编造理由。

明代宦官魏忠贤的影视形象

第三，隐匿“辽事”，隐匿对清廷不利的史实。

努尔哈赤以“七大恨”为借口，起兵反叛，兵侵辽沈。满洲在进入辽沈的过程中，伴随着血腥的屠杀和残酷的掳掠。这些“不德”表现不仅不利于本民族历史的建构，更是汉族社会的历史创痛。“辽事”也就成为清朝君临中原后的历史包袱。

另外，著名的明清史学家谢国桢指出：明史有五个缺失的地方：

1、对清廷不利的史实、2、对明朝初年事实记载不够详细真实，尤其是驱逐蒙古于漠北、女真于东北臣于明和明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3、出清廷的需要，明史对建文帝的事情非常忌讳、4、对于李自成、张献忠等起义军大肆抹黑、5、对东林党人多加以美化。

可见对于《明史》的失实之处，学界已经有了较为统一的认识，主要就是以上我说的几点。另外一些被网友认为是故意“丑化明朝”、“黑明朝皇帝大臣”的部分，很有可能已经是当时的史官尽量还原历史事实的结果，并无故意抹黑。

三、大家怎么分辨真假呢？

在研究层面，一般做明史研究的学者，特别是人物、事件方面研究的，几乎没有完全依据《明史》的。

除了《明史》，明朝皇帝的实录，如《太祖实录》、《神宗实录》等都为当朝史官当时记录，作为皇家档案封存，当朝邸报、奏章、诏书的档案（基本官方文件都会入档封存，且大部分在清军入关时并未受到极大破坏），历代士大夫的文集（戚继光也著有《止止堂集》，明代大凡士绅基本都会撰文编书，文风素养较好），地方人士的随笔记录（《辍耕录》之类，乡野退隐士人的记载），士大夫之间的私人信件，以及地方文丛、地方志等，都会作为研究明史的资料，鲜有依据《明史》一面之词而进行推断，大多是旁鉴以进行佐证或驳斥。

学者们大多如上所言的一系列资料作为一个系统进行剖析，如同对于犯罪现场进行调查一样，虽然有官方记录，还有很多目击证人、当事人、间接见证人、道听途说者（如记载当时的社会舆论）及其子女、亲属的记录，以及这些记录的后代古人的再记录、传抄和见解，将此所有综合起来进行推断，来最大程度还原历史现场。

在日常历史爱好者的层面，只要秉持“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原则，尽量查看学术著作和第一手的古籍资料，不要受到网络上煽动性言论的影响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