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占元
我叫杨占元，现年86岁，中共党员，退休老干部。我于1933年农历正月初三出生于柳林县〔原中阳县〕留誉镇雷家沟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5岁上父亲去世 ，苦难的童年食不饱腹、衣不遮体。6岁上跟母亲讨吃要饭，7岁上挑水拾柴供全家吃水烧火，8岁上送粪挽苦菜，在山坡放羊，并给村里人点豆子赚饭吃。晚上睡觉身底铺破席子 ，上身盖烂皮袄，冬天穿不上棉衣，早晚在家冷得不能出门，鞋破了，拾别人家穿过的。母亲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纺花织布，换取别人牲畜耕种土地，母亲一人操劳维持生活，家境十分困难。
9岁那年将我过继给杨家，伯父为人正直，一贯勤劳俭朴，对我十分关爱，指望我长大成人，打工赚钱供我到留誉念书。国民党政府摊粮摊款，贫困农民负担不起，不是被捆就是被打，因此不少人携家带口逃难到解放区。伯父走时，来不及带我，连夜携带全家人逃往石西乡马家山居住。当时，柳林、军渡住日本人，经常到石西一带抢粮抢物，伯父连夜又带全家人逃到陕西省石岔村居住。当时共产党游击队在留誉一带活动，国民党军政人员、学校教师逃到中阳城，学校停办，学生全部回家，我无家可归，开始打问伯父和母亲的下落，才知道逃往外地。我从留誉动身沿途要饭，两天内渡过黄河，在陕西石岔村找到伯父、母亲。当时伯父在临县碛口打工，母亲纺花织布换小米糊口度日，一天两顿都是稀米饭，我每天到黄河滩上拾河柴。
1945年日本投降，全家又从陕西石岔村搬到石西马家山居住，母亲仍旧纺花织布换粮度日，我给房东放羊做零碎小活赚得吃饭。13岁那年，全家搬到临县碛口镇胡家垣村居住，我到寨子山的完小念书。半年后，中阳全部解放。
1946年春季，全家搬回老家留誉雷家沟村。到了村里真是吓人，村里人大部分逃跑，各家院子里的草长了一人高，漫山遍野和沟里平地全部荒芜，大白天狼在村里自由跑逛，见人就要吃，到晚上天一黑就要关门。过了一段时间，村里人才陆续返家。当时回家我把门一开，看到窑洞破烂，炕上炕下尘土一尺厚，要做饭没灶具，借了一口锅一根水瓢，每天两顿高粱生生拌苦菜稀饭，借撅头两把，饿上肚子上山开荒，早出晚归劳动一年，正遇到收成不好，打粮微少。到第二年春天及1947年，仍旧没有吃的，借粮度日。秋季开始土地改革，村里成立贫农团，伯父也选进贫农团，我参加儿童团，领导群众定成分，定成地主、富农、恶霸的都扫地出门，家中财产全部封存，每天开批斗大会，口号是“地主恶霸，打死不怕”，我每天到附近村庄参加斗争大会，运动结束时地主、富农的财产，包括牲口、农具、窑洞、土地等被贫下中农分掉，按人口全家分地四十余亩。
1948年我15岁，早出晚归开荒种地，苦干一年，秋季打粮4000余斤，除留足口粮，余粮全部出售，买耕牛半头，买了农具，补修窑洞，更换铺盖，做了不少日常生活用具，生活稍有好转。
1949年我16岁，在原张家屹台乡下乌林村扛长工，雇主有土地80余亩，耕牛骡子各1头，羊群1圈，白天地里劳动，晚上插草，天阴下雨羊圈里掏粪，一年的重活大部分我干，秋季庄稼收割完后，11月15下工，我赚白洋65元。
17至19岁，有党的好政策，再加上风调雨顺，连年好收成，伯父和我种地60余亩，每年产粮七到八千斤，购置了本村砖窑坪砖砌口窑3孔，购置了应土塌坡地九亩。
1952年冬季，20岁的我参加了中阳县委农村青年骨干培训班，学习了一个月，于12月3日入党。1953年1月担任高家沟行政村村长。同年7月1日建立乡政府，高家沟和留誉合并，我任乡长。1954年秋季在晋中地委党校学习1个月，1955年春季调到辉大卯任乡长。
1956年中央提出党的总路线，一化三改，农村集体化、私营工商、小手工业进行改制，运动引起农村富裕户、大资本家的不满，跳出来大肆反对，党中央提出"肃反"运动，我在县里参加1个月并担任组长。
1957年开展反右派斗争，中央提出“四大武器”及大鸣、大放、大字报和大辩论。我参加会议20天。第一步，大鸣、大放，就是畅所欲言，有什么说什么；第二步，大字报、大辩论；第三步，个人交代，政策攻心；第四步，揪出右派开展批评斗；第五步定性处理，凡是右派一律下农村劳动改造。
1958年开展大跃进，大炼钢铁，我调武家庄任乡长，农村男女老少，大牲畜调中阳尚家峪炼钢铁。村里丢下老幼残病搞农业生产，我对规劝工作搞得好，粮食产量全县排名第一，我被评为县模范，奖红旗一面，7个大队各奖了一面红旗，号称8旗乡。
1959年成立了人民公社，我调人民留誉公社担任副主任，1960年春季住地委党校1个月，学习完后担任留誉公社主任。秋季搞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四清”运动，重点清各级的领导干部，公社书记、主任集中县城搞40天。第一步，学习文件，端正态度，清除顾虑；第二步，放下包袱，轻装上阵。第三步，洗手洗澡，人人过关。第四步，自我检查，别人揭发。第五步，内查外调，定性处理。多数人不同程度都有问题，惟我两袖清风，顺利过关。1965年我调苇元沟公社主任，在宋家垣大队蹲点，当年粮食产量全公社排名第一。秋季农田基本建设很出色，五个公社大、小队参观学习，受到县委表彰。
1966年秋季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中央制订了十六条文件，重点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始红卫兵全国串联，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大字报、大辩论、破四旧、定四新，各级当权派指领导干部戴高帽、挂纸牌、游街批斗、学校停课、工矿企业停产，机关无法办公。中阳县红司、八一两派展开大夺权，全县22个公社二21个被夺权，从县到公社领导干部靠边站，每天被造反派批斗。江青提出文攻武卫，全国上下大乱起来，两派拿起武器打起来，陕西红工机造反派到苇元沟策划夺权，召开大会，口号响天，打到走资派，把权夺回来，最终被群众阻止。既没有批斗，又没有夺权，平安度过这次运动。然后，两派越打越凶，我回家住了一年。毛主席批示照办七二三布告，连夜飞机全国散发，两派放下武器，停止武斗，违者严惩，山西省69军部队支左，省、地、县由军队军管，公社是武装部长党、政、财、文大权都由军队掌握，地方干部不能介入。1968年两派无条件联合，各级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任革委主任，一年后恢复党组织，我任苇元沟书记。
1970年5月1日，中阳县12个公社划归柳林县，我又调金家庄公社主任，1972年县委派我在康家坪修水库，工程完后回到公社，8月8日的一场大雨被洪水推垮，第二次我又修起。1980年金家庄公社植树造林搞得好，省、地、公社都各受到表彰。地委派我参加了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的三北防护林会议，山西出席代表8人，省委副书记带队，会期17天，在人民大会堂参加了植树动员大会，国务院礼堂接见了中央领导，观看了一场电影。
1981年乡镇换届选举，我调任留誉公社主任，书记调县城，由我主持党委工作，给公社修窑洞20孔，戏台一处，给前高家沟、后高家沟、雷家沟通电，解决了3个村的照明，修通了3村的简易道路。
从1953年20岁参加工作，到1994年62岁退休，从政42年，经历过镇反、肃反、反右、四清、文化革命、一打三反、清理阶级队伍等多次政治运动，没有丝毫卷入，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安然自在。现在回忆往事，工作岗位40年，我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一世清贫，简朴度日。工作中坚持处理好上下级关系，同志之间关系以及和人民群众的关系。遇事小心谨慎，遇人宽厚对待。退休后劳动人民的本色不忘，艰苦朴素的作风不忘，在家种地四十余亩，早出晚归干了几年，同时买一些零星小商品，留誉集会上还接待小商贩晚上住宿。有人对我说，你是工作多年的老干部，开旅店不光彩。我回答说，孩子们要读书，又要成家娶媳妇，还有全家人口的吃、穿、用，我一生不贪不占，辛苦劳动赚钱最纯洁、最干净、最光荣，怎么会不光彩呢？又有人说，子女交代了，受了一辈子罪，现在应该享点福，穿好吃好。我的观念不好改变，回想起过去的苦难岁月，现在这样的生活已经够满足了。古人说，富贵莫忘贫穷时，得意莫忘失意时，我不求荣华富贵，只求平安无事。
我一生最难忘的是母亲和继父。母亲一生贤惠，勤劳简朴，生父早年去世，丢下我们哥弟姐妹8个，受苦受难，付出无数心血，抚养我们长大成人，因操劳过度，第一天患病，次日就去世了，享年66岁。继父一生勤劳，揽工干活一辈子，爱好谈古论今，没有文化却购买了一套线装《三国演义》，他给人干活，换取他人给他讲三国演义。他供我读书，盼我成人，为我的成长，不知付出多少艰辛。在晚年，仍然坚持劳动，每年正月初一还要送肥砍柴。去世的那天早上还在山上砍柴，下午就去世，享年73岁。
船到码头车到站，我的一生将要结束，回想往事，心情很不平静，给子孙后代没有创造多少财富，从政几十年，不贪不占，凭微薄的薪水维持生活，孩子们吃过苦，受过罪，都是自力更生成家立业，没有做出多大的政绩回报后代，现在儿孙满堂，感到很幸福，没有想到能有今天的美好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