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是自家承包的一片茫茫大海，再过十几天，这片养殖海域将迎来一次丰收——春季海参采捕。然而，该海域承包者郝忠福却高兴不起来。
“初步估计，今年春天，该海域将出产大约20万斤成品海参，价值1000多万元。但最近，我的海产品养殖生产遇到了巨大威胁，很可能出现大量海参死亡的惨剧，上千万的收成有毁于一旦的风险……”65岁的郝忠福一声长叹，对他来说，这次所遇到的坎儿甚至比疫情还难过。
海域承包者的无奈
郝忠福承包的海域位于大连长兴岛经济区交流岛街道前哨村，总面积有上万亩。“2018年10月份以来，我陆续向这片海域投入海参苗、人造礁石等，总投资3000多万元。而4月末-5月初，春季海参采捕将正式开始，初步估算，今春，我承包的这片养殖海域将出产大约20万斤成品海参。按照底播养殖的活海参收购价每斤60多元计算，这些活海参能卖1200余万元。”郝忠福说，眼看就要丰收了，但那些优质海参却面临“捞不上来”的风险。
“都是一道违法建设的大坝惹的祸！” 郝忠福说，该大坝由长兴岛经济区长岭子村村民李某明私自违法建设。事隔8年后，李某明最近委托其妻子对该违法设施进行拆除。
“他们早不拆、晚不拆，偏偏在春季海参采捕季之前，要来拆毁大坝。” 郝忠福非常担心地说，“现在拆除大坝，会引发养殖海域内的海水污染，烂泥和污水涌入海参养殖区，会‘呛死’已经结束冬眠、下礁觅食的海参，很可能造成海参大量死亡。”
事实上，这片养殖海域里，除了即将捕捞的成品海参之外，还有大量海参苗，以及其他海产品。一旦拆毁堤坝造成海水污染，受到影响的将不仅仅是成品海参。
“除此之外，我还将其中部分海域出租给了90多户网箱繁育海参苗的业户，拆毁大坝将严重影响这些业户的育苗生产。” 郝忠福无奈地说，如今，已经有约1/3的业户因被搅扰而停产撤离，其他业户也忧心忡忡。那些继续坚守的业户在该片海域里共有约35000个网箱，总价值高达2000多万元，同样面临着巨大风险。
“飞来”的违法建坝
对郝忠福而言，这道违法建设的大坝简直像“飞进”他所承包的海域一样。“2007年，我承包了前哨村这片总面积近2万亩的海域，租期到2025年。2012年4月，李某明在没有任何合法手续情况下，私自建坝围海，公然抢占我所承包的海域约2200亩。对此，我和家人多次向当地政府举报，但在我承包海域里擅自违法建坝的‘荒唐事’还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发生了！”
据郝忠福介绍，李某明抢占他2000多亩海域长达6年之久，直到2018年，长兴岛地区公开审理并宣判的首例涉恶案件，李某明因犯寻衅滋事罪及非法拘禁罪被判刑，他才通过法律渠道收回了被抢占的海域。
针对李某明抢占海域、违法建坝的恶劣事件，郝忠福曾经强烈要求相关部门阻止其违法行为，以及拆除违法设施，但几年来却一直无果。2017年7月，长兴岛经济区管委会曾发出《拆除李某明违法围海堤坝的通告》，但那道违法建设的大坝却一直没能真正拆除。
“大坝像横在我心头的一道伤疤……2018年，我依法收回那片被抢占海域，但对拆除大坝已不再抱希望，集中精力进行海参养殖生产——我在那片海域投入了大量海参苗，并接受大坝长期存在的现实，以其为依托，大力开发网箱繁育海参苗项目。” 郝忠福认为，他“变不利为有利”的逆转，让李某明一方异常懊恼，于是瞅准时机，在即将进入海参采捕期的关键时刻，“一反常态”地开始积极履行之前曾置之不理的各项判决和行政处罚决定。
拆坝主体到底是谁？
一份署名为告知人李某明、委托人季某巧的《告知书》表明：“我于2012年4月建坝围海以来，大连长兴岛经济区海洋与渔业局已经两次对我进行处罚，并要求我自行拆除违法设施，恢复海域原状；2018年5月18日，大连海事法院《民事判决书》中要求我恢复海域原状；2019年8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中仍然要求我拆除违法设施，恢复海域原状……”
郝忠福说，由此不难看出，李某明本人也承认，这道违法建设的大坝本来早就该拆除，但多年以来，哪怕有过那么多次的行政处罚及判决裁定，大坝却仍无人能动，这正常吗？
“2012年就开始建设的违法设施，整整8年没能拆除……今年3月23日，尚在疫情期间，却突然来执法，引发了大规模的人员聚集。更让我困惑的是：这次来拆除大坝主体究竟是谁？”
“如果是李某明一方因履行各项判决和行政处罚而采取的个人行为，那么相关部门为何参与？如果拆除大坝的主导方是行政部门，依据《行政强制法》第五十条规定：行政机关只能委托没有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代为履行，而该违法设施即大坝，正是李某明所修建，因此，其妻子依法不能代为履行，但实际上，她却指派人实施拆坝，这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玄机？” 郝忠福对此特别疑惑。另外，针对该事件前因后果及具体情况，郝忠福追问：迟到8年的执行，还正义吗？
（文章来源网络，原标题《迟到8年的执行 还正义吗？》，内容略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