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這是著名作家巴金在《隨想錄》中的話。
1978年底，已經75歲高齡的巴金在香港《大公報》開闢《隨想錄》專欄， 12月 1日寫下第一篇《談 》， 1986年8月20日寫完最後一篇《懷念胡風》。以每三十篇編為一集結集出版，共出五集，依次為《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
巴金歷時八年完成了這部“力透紙背，情透紙背，熱透紙背”的《隨想錄》，最終奠定了巴金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良心”。《隨想錄》的出現開啟了一個“真話文學”自我審判的開始。
巴金在後記中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覺得我開始在接近死亡，我願意向讀者們講真話”，“我把它當作我的遺囑寫”。很顯然，巴金的《隨想錄》，是以一種寫遺言的心態來寫的，因而他的真話表現出義無反顧地衝破思想禁錮的大無畏精神。
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曾說：“一句真話比全世界的分量都重”。巴金的《隨想錄》就是一部講真話的大書，告訴人們“人只有講真話，才能夠認真地活下去”。
巴金在1927年赴法留學曾響亮地說道：“我的上帝只有一個，那就是人類。為了他我準備獻出我的一切。（巴金：《海行雜記》）巴金“是人類苦難的歌人”，始終關注全人類的胸懷和關注底層人民的責任意識。盧梭是18世紀世界的良知，托爾斯泰是19世紀世界的良知，在當代中國，很多人認為巴金是現今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巴金也在追求托爾斯泰後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標：“說真話，做到言行一致”。
1983年10月22日巴金住進醫院的前一天，在為《新文學大系》作序中提到說：“我的第一本小說在國外寫成，我說過《懺悔錄》的作者盧梭是教我講真話的啟蒙老師。”
巴金從盧梭和托爾斯泰哪裡學到了“講真話”，巴金“把心交給讀者”，掏出自己燃燒的心，講自己心裡的話，講自己相信的話，講自己思考過的話。巴金用自己的真誠樹立中國知識分子的豐碑。
巴金在《隨想錄》這部書裡面有6篇文章專門在講說真話。這6篇文章分在不同的集子中，分別是《說真話》、《再論說真話》、《寫真話》、《三論講真話》、《說真話之四》、《未來———說真話之五》等。
巴金在《隨想錄》合訂本的後記中說：“我們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話說得太多。寫作了六十幾年我應當向寬容的讀者請罪。我懷著感激的心向你們告別，同時獻上我這五本小書，我稱它們為‘真話的書’。我這一生不知說過多少假話，但是我希望在這裡你們會看到我的真誠的心。”
為什麼講真話這麼難呢？巴金說：“我想講真話，也想聽別人講真話，可是拿起筆或者張開口才知道說真話是多麼不容易，我邊寫邊想邊思索，越寫下去越認真也越感到痛苦。”
世界上有三大《懺悔錄》，古羅馬的奧古斯丁，法國的盧梭，俄國的托爾斯泰。中國的《懺悔錄》就是巴金的《隨想錄》。
八十年代很多作家的主題就是我控訴，只有巴金一個人在那裡說：我懺悔！
“揪出示眾的首先是自己”，巴金通過《隨想錄》進行的自我與民族拷問，表現出巨大的懺悔勇氣和自我反省。
“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對什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20世紀50年代我常說做一箇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
”我完全用別人的腦子思考，別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舉右手響應。這個舉動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不大好理解。但當時我並不是作假，我真心表示自己願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
“我怎麼忘記了當年的承諾？我怎麼遠離了自己曾經讚美的人格？我怎麼失去了自己的頭腦，失去了自己的思維，甚至自己的語言？”
巴金的懺悔是因為過去他放棄了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獨立思想的自覺和能力，違背了自己曾經奉為生命的自由精神和人文理想，人格的扭曲讓巴金在反省中痛苦。巴金《十年一夢》中哀嘆：“奴隸，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同這個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隸！……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扎，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鏈似地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巴金一再強調，《隨想錄》是作為留給後代的“遺囑”而寫的，他說：“我不是為了病中消遣才寫出它們；我發表它們也並不是在裝飾自己。我寫因為我有話要說，我發表因為我欠債要還。……我不把它們傾吐出來，清除乾淨，就無法不做噩夢，就不能平靜地度過我晚年的最後日子，甚至可以說我永遠閉不了眼睛。”
巴金懷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對歷史的反思、對痛失的親友的追憶，對自我靈魂的拷問，“午夜夢迴我在木板床上翻來覆去，往往為一件事情或幾句假話弄得汗流浹背”。巴金為自己在魯迅“先生的言論被利用、形象被歪曲、紀念被壟斷的時候，沒有站出來講過一句話”而懺悔，為自己喪失了“為了真理，敢愛、敢恨、敢說、敢做、敢追求”的魯迅精神而懺悔，在自我解剖中用真實現身說法寫成了中國版的“懺悔錄”。
巴金在《最後的話》中表示：“重讀過去的文章，我絕不能寬恕自己。人們責問我為什麼把自己搞得這樣痛苦，正因為我無法使筆下的豪行壯舉成為現實。”
巴金從解剖自己開始，首先進行自我審判，在懺悔中自我救贖，在反省中宣告知識分子的獨立性。
“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有人告訴我這不過是十年一夢。還會再做夢嗎？為什麼不會呢？我的心還在發痛，它還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夢了。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為獸，無論誰拿著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進入夢鄉。當然我也不再相信夢話！沒有神，也就沒有獸。大家都是人。”
對待歷史悲劇和罪惡的懺悔理性，是一個現代國家和民族理性成熟的標誌，巴金為中國的知識分子豎起來一面旗幟，開創中國文學“懺悔”精神的先河。巴金的懺悔不僅僅是為自己更是為國家民族，表現了一個知識分子應該堅守的良知和責任，對“五四”精神的迴歸。
柯靈認為：“《隨想錄》是披肝瀝膽、和血帶淚寫成的思想彙報，三十七年來第一部旗幟鮮明的真話文學。”
陳思和認為：“巴金的《隨想錄》是一種民族良知被喚醒的偉大記錄。“
蕭乾認為：“《隨想錄》問世已十載有餘，可至今它仍是唯一的一本。這說明自我否定要比把文章寫得紅寶石那麼漂亮要難得多了。也正因此，我認為說真話的《隨想錄》比《家》、《春》、《秋》的時代意義更為偉大，因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旦真話暢通，假話失靈，那就會把基礎建在磐石之上。那樣，國家就能大治，社會才能真正安寧，百業才能俱興，民族才能立於不敗之地。”
巴金的《隨想錄》為何能震撼讀者？因為巴金講真話。“有你在，燈亮著”，這是巴金對冰心的贈言。巴金對我們而言何嘗又不是呢！
巴金被選為“感動中國”2003年度人物，讓我們重溫當年的頒獎辭：
穿越一個世紀，見證滄桑百年，刻畫歷史鉅變，一個生命竟如此厚重。
他在字裡行間燃燒的激情，點亮多少人靈魂的燈塔；
他在人生中真誠地行走，叩響多少人心靈的大門。
他貫穿於文字和生命中的熱情、憂患、良知，將在文學史冊中永遠閃耀著璀璨的光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