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灾人祸使淮河在历史上水患严重，出现“小雨小灾，大雨大灾”的灾情，特别是1128年，黄河夺占淮河河道入海后，水患频繁发生。1950年7月，淮河流域连降暴雨，发生特大洪水，造成严重水灾。淮河流域的灾情引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重视，7月20日至9月21日，毛泽东先后四次对淮河治理做出批示:“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中央做出了根治淮河决策。
根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 的研究和文献统计，公元前252年至1855年的1600年中，淮河流域每百年平均发生水灾超过25次，14至15世纪最频繁，每百年水灾达74次。历史上1593年、1612年、1632年、1730年、1848年、1855年、1898年、1921年和1931年曾发生过大洪水。水灾日趋频繁,不少年份洪涝旱灾并存。
1901年到1948年的48年中，淮河全流域发生42次水灾。1916年、1921年和1931年发生特大洪灾，受灾人口达数千万人。其中1931年的水灾，淮河全流域受灾人口2100万人，死亡人数超过75000人，灾后又瘟疫流行，急性传染病蔓延，仅江苏省高邮县死于瘟疫的就有数千人。
1938年国民党政府于6月2日和6日，为了阻止日军西侵郑州，蒋介石命令军队扒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造成洪水以阻隔日军。黄河改道向南，夺淮河入海。花园口口门被冲宽400余米的决口，花园口决口历时9年，至1947年3月才完成堵口。淮河流域受灾面积5.4万平方公里，灾情较重的有44个县，有391万人被迫逃离家园，89.3万人死亡。
新中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1950年7月，淮河流域连降暴雨，发生特大洪水，沿淮堤防因标准过低漫溢崩溃，造成严重水灾。河南、安徽两省灾民1300万人。淮河流域的灾情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在两个月内毛泽东连续4次就治淮问题发出批示，做出了根治淮河决策。8月25日至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北京召开治淮会议，决定以“蓄泄兼筹”为治淮方针，确定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中游蓄泄并重，下游则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会议还制定了淮河上中下游的综合治理步骤。11月6日，成立了统一领导治淮的机构——治淮委员会，新中国全面治淮有序地展开。
治理淮河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根据治淮会议做出的上游“以拦蓄洪水发展水利为长远目标”的决策，1950-1957年，淮河上游的河南省在山区修建了石漫滩、白沙、板桥、薄山、南湾等5座大型水库，在平原修建了老王坡、吴宋湖、蛟停湖、潼湖、泥河洼等5个洼地蓄洪工程。
治理淮河中游蓄泄并重。淮河中游主要在安徽省境内，以淮河干流的防洪和淮北平原区的除涝最难治理。1938～1947年的9年黄泛，更加重了淮北平原河沟的毁坏，因而造成了淮河干流和淮北平原区“小雨小灾，大雨大灾”的多灾局面。1951年4月治淮委员会工程部提出的《关于治淮方略的初步报告》，这是首次淮河流域规划，1954年冬至1956年5月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牵头进行第二次淮河流域规划，1956年5月完成了《淮河流域规划报告(初稿)》，除涝规划对各支流进行全面治理，达到当时水文计算20年一遇的除涝标准。规划蓄泄并重，开展了大规模的防洪除涝工程建设，在淮河中游修建了山谷水库、湖泊洼地蓄洪、淮河干支流河道整治等工程。
淮河下游的治理开辟入海水道，以利宣泄，重点是开挖苏北灌溉总渠。苏北灌溉总渠位于废黄河之南，射阳河之北，上起洪泽湖的高良涧闸经江苏淮安、阜宁、滨海等县由扁担港入海，全长168公里，底宽60米～80米，工程采取两岸筑堤，漫滩行洪，并修建了高良涧、运东和六垛南北闸等节制闸以及涵洞等工程。淮河下游治理工程还包括里运河和中运河的复堤工程，培修洪泽湖大堤，对入江水道高邮毛塘港进行切滩，对淮阴以下的废黄河进行疏浚。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党和政府关心人民疾苦，治理淮河成为新中国第一个全流域的治水事业。从1950年冬开始，国家组织实施了治理淮河的三期工程建设项目，有计划、有目的地对淮河流域进行从点到面的综合治理，遏制了淮河水患，造福人民。
淮河流域的民众和工程技术人员在缺少专业工程机械的条件下，克服困难，以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以根治淮河，永绝水患的豪情壮志，展开了对淮河全流域、多目标的全面治理。这一时期的治淮工程，具有质量较好、速度较快、费用较省、效益较大的特点，为以后进一步治理淮河打下了坚实基础。
资料来源：
1、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业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
2、《治淮回忆录》，水电部治淮委员会1985年编印。
3、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4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