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海洋
劳动节前夕，扬州市邗江区法院发布了2019年劳动争议五起典型案例，没给小长假中的人们增加欢乐，反而添堵了。江苏扬州某公司的产品检验员，拒绝加班完成一批产品检验，造成公司违约，被判赔企业1.8万元。
按法庭判决，1.8万的罚款，还是考虑了两位员工的收入情况酌情量刑。邗江区法院高新区人民法庭庭长瞿森斌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解释，两人劳动合同即将到期，他们为了逼着公司续签合同，在明知道公司的这批货要有他们检验后方能够出厂、在公司要求加班完成出厂检验任务的情况下，拒绝加班，显然两位员工存在着主观故意，故意拖累企业生产进度。
可“故意”难道就有问题，这个世界上我们做的所有理性决定都是“故意”的，对与不对还是要以法律为准绳。有关加班的事，《劳动法》规定的是非常细致的，遍查法律，似乎也很难找到两位质检员违法的依据。《劳动法》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延长职工工作时间。企业由于生产经营需要而延长职工工作时间的，应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这个判词是这样解释的，本次加班没有协商，但员工参与了以前的加班，应该视为同意。这是什么逻辑？员工参加过一次义务劳动，就得永远义务下去么？
加班需协商，拒绝加班也不是天经地义。《劳动法》的确规定了员工必须服从企业安排加班的情形。很明确，三种情形下员工是不能讨价还价的。一是发生自然灾害、事故或者因其他原因，威胁劳动者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需要紧急处理的；二是生产设备、交通运输线路、公共设施发生故障，影响生产和公众利益，必须及时抢修的；第三则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从前两条的列举，我们不难看出，这都是威胁到人民生命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紧急情形，是分秒必争，拖延不得的情形。
于是，判决法官在“紧急”上做起来文章。法官介绍，根据《劳动法》，如果企业遇到紧急生产任务，要求劳动者加班时必须服从。法官这样一说，很多吃瓜群众马上就明白了，的确，防疫工作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病毒在人群中飞速传播，口罩和呼吸机不够用了，时间就是生命，生产呼吸机的企业连轴转还满足不了订单呢，这时候工人排班都是三班倒，熟练人手不够，就得有员工加班。关键时候还振振有词地主张自己的休息权利，拒绝加班，影响到防疫工作，这难道不是犯罪么？为了阻断病毒传播，社区工作者穿着厚重的防护服，每天加班加点，疲惫至极也不能有丝毫的懈怠，他们若拒绝加班，防疫大计很可能功亏一篑。面对繁重的工作，他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3月7日，虹桥机场设置的检测点，工作人员身穿防护服，对到站旅客进行检查以及信息填报。
但法官这里却可能扩大了法律适用范围。该涉案事件发生在2018年，涉诉理由也非《劳动法》列举的自然灾害、事故等的相关紧急情形，只是要按期交货，误期被罚款12万元的事件。而按合同约定交付是生产过程中的标准流程，哪里能被定义为紧急，即使能称得上是紧急，也不过是对企业而言的，对企业信誉和经营状况构成的紧急，而不是对生命财产的紧迫情况。如果说按期交货也算得上是紧急，企业的生产经营中一定处处是紧急事件，这个意义上员工加班永远有理可据，又何谈《劳动法》的协商和保护机制。具体到本案例，似乎也有一定的特殊性，两位员工因为劳动合同要到期，公司不准备续约，于是拒绝加班，似乎构成了主观恶意。但一家企业，根据人手、产能，进行工作安排，本就应该是管理者的分内之事。如果检验非要这两位员工加班才能完成，要么是人手本来就不够；要么就是没有合理安排生产、检验时间，没有留足窗口期。而对于不再续签劳动合同，处于交接状态的员工，顺利移交手头工作是本分，“身在曹营心在汉”，本来也没有义务和企业再同心同德了。于情于理，两位不被续签的员工，主观上的“恶意”都达不到犯罪的地步吧。
有此判例之后，难怪休“劳动节”的人们纷纷发出感叹“一直以为加班是自愿的，不能强制的，看起来天真了”，“以后不想加班先去医院挂个号”。
尽管存在争议，有经济学家和企业家抱怨《劳动法》里对劳动者的保护提高了用工成本，损害了中国劳动力红利的释放。但实行了劳动合同制度、保证了劳动者的休息权、建立了劳动标准制度的《劳动法》，却是经济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制度，为我们的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为劳动力从低端向高端的过渡打下了基础。
表面上，大量的劳动力密集型中小企业还在用计件工资和加班制度提高工效，员工们也乐于多加班增加收入。但《劳动法》给员工们提供了法律依据，至少在8小时外他们的额外体力脑力消耗得到了金钱补偿。那些996盛行的科技企业，《劳动法》也同样保护着员工，他们的加班虽然受到周边环境的影响乃至胁迫，可毕竟这是他们和企业谈条件的依据，有了法律靠山，双方才能在平等的情况下达成默契，找到利益的切合点。
作者简介
邢海洋
梦里经常冒出点想法，希望醒来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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