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问题是个老问题了，它是拿破仑1806年强行解散神圣罗马帝国的后果。更确切地说，自那之后出现了三个德意志问题。人们争论不休的第一个问题是：究竟哪儿才是德国，它的边界在何处，它管辖着哪些地方？第二个问题是：统一优先还是自由优先？第三个问题：德国真的像人们一直认定的那样，是欧洲安全或者说欧洲均势的一个威胁吗？
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数年前刚解体的旧帝国的替代品：德意志邦联（der Deutsche Bund）。这个新邦联的任务是给德意志诸侯和各自由城市一个共同的政治平台—这种结构既能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使他们松散地聚合在一起，又不会妨碍他们行使各自的主权。
关于《维也纳会议》的讽刺漫画
德意志邦联要想顺利运行，有三个必要条件：其一，德意志空间内的两强—奥地利和普鲁士，相互间必须保持极大的克制；其二，所谓的“第三个德国”或“特利亚斯”（die Trias）—境内其他的中、小邦国—多少应该团结起来代表其整体利益；其三，德意志邦联应该为自由思想留下成长的时间。然而，在德意志邦联之内，只有从1815年到1866年的“德意志双雄之战”前的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虽然因1848—1849年革命而有所中断）才暂时具备前两个条件，而且它们在1850年之后也已呈现出越来越不稳固的态势。至于说第三个条件，则从来也没有具备过。
1848年革命源自一场反对那些拒绝自由和统一的德意志诸侯的运动。德国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想要实现的，是比1789年法国的革命者更为雄心勃勃的计划。法国的革命者是想把已经存在的民族国家建立在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而“1848年的那代人”的目标有两个：他们要让（轮廓已变得更加清晰的）德意志在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同时也成为一个宪政国家。他们忍不住想毕其功于一役，但最终却力不能逮。
在革命的早期阶段，这场运动的推动者们都觉得一个统一的德国毫无疑问地应该包括讲德语的奥地利。而直到1848年末才有人意识到，统一是不可能在大德意志框架内实现的，它只有在普鲁士统领下的、不包括奥地利的小德意志框架内才能实现。然而，当有人有此觉悟时，实施这样一个妥协性方案的时机早已错过：普鲁士的反革命势力已经变得如此之强大，以至于来自霍亨索伦（Hohenzollernkrone）家族的国王与法兰克福的国民大会之间早已无法再达成一致。
俾斯麦用以解决德意志问题的“小德意志方案”是一次经典的“自上而下的革命”。该方案由三次战争构成：1864年德意志邦联与丹麦的战争，1866年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战争，以及1870—1871年的德法战争。此三战以普鲁士的方式回答了1848年提出的统一问题。但自由主义者所提出的自由问题，却远没有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得到解决。尽管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其前身北德意志联邦始于1867年）推行了在当时非常民主的成年男子普选制度—以至于当时的德国甚至被视为比英国和比利时更为进步的模范君主立宪制国家，但这个帝国却根本没有一个必须对议会负责的政府。只是在“一战”军事失败的阴影下，德国才于1918年以“十月改革”的形式施行了议会制。人们完全有理由说德国的民主化并不是一步到位的：先实现民主化的是选举权，而政府系统则过了很久才在有限的意义上实现了民主化。
对在1918—1919年革命中诞生的魏玛共和国（Republik Ven Weimar）而言，议会民主制与战败同时发生的这个事实是德国民主政体的第一个沉重负担。民族主义右翼分子可以毫不费力地把德国在战争中使用的意识形态挪用过来，继续宣称要用“1914年的德意志精神”对抗1789年“自由、平等、博爱”的西方理念。这些“德意志精神”包括：捍卫德意志军国主义和“民族共同体”，支持一个强大且崇尚社会公正的国家—一些教授甚至将这些东西称为“德意志社会主
义”。
阿道夫·希特勒，这个平步青云的极右翼党派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Deutschen Arbeiterpartei）的领袖，事实上是德国民主化不同步的获益者。在脆弱的议会民主制失败，并在1930年转变为一种半威权的总统制之后，此人可以在两个问题上大做文章：一个是普遍存在的、对议会民主制的愤恨，而且此时民主制仅存一个门面；与此同时，人民从俾斯麦时代起就部分得到的普遍平等的选举权，因政府已经在1930年至1933年以紧急法令的方式或多或少地被取消了。
纳粹党统治时期是德国最拒斥西方价值规范的年代，它否定了1776年美国革命和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理念。直到德国迎来了自己在20世纪的第二次（这次是彻彻底底的）战败，而且俾斯麦所创建的那个统一的德国也灰飞烟灭之后，新的观念转化才得以在1945年之后启程。在德国靠西边的那一部分，也就是在后来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出现了第二个议会民主政体—这一次是一个能可靠运转且有自卫能力的民主制度。正如尤尔根·哈贝马斯1986年在“历史学家之争”达到白热化之际，谈及纳粹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事件的唯一性时所说的：“联邦德国对西方政治文化毫无保留地开放”是长期学习和争论之后的结果。而在德意志的另一部分土地尚在专制统治下，在1989年的“和平革命”到来之前，这样一种对西方文明成果的好感是无法想象的。在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之后，民主德国的政治环境彻底改变了，于是这种好感也传到了德国东部。
只要德国还是分裂的，人们就会觉得这一状况不但是欧洲，也是全球“东”“西”势力之间维持均势的保证。联邦德国坚定地将自己与欧洲共同体和北约绑在一起，而民主德国也如此看待自己与经济互助会和华约的关系。在这种局面下，分裂的德国不会对外部世界构成威胁。但在1989年秋天民主德国崩溃，并且一个统一的德国再次出现之后，警报声就响彻许多欧洲国家首都的上空。
1871年2月9日，就在俾斯麦建立其帝国之后不久，英国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保守党人本杰明·迪斯雷利就把德—法战争称为“比法国大革命更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因为它彻底摧毁了“均势”。俾斯麦凭借其远见，设法用旨在保证维持现状的外交政策否定迪斯雷利的这个判断，但随后那位热爱冒险的威廉二世却更多地证实了这个判断。1989年至1990年，欧洲均势再次地动山摇，无论是像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样的女政治家，还是像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这样的男政治家，都为此而忧心忡忡。
只有外交方面的巨大努力，才能消除德国邻国因德国问题突然回到国际政治议程之中而引发的担忧。美国从一开始就认为，解决这个由德国统一导致的疑难的必要条件是让整个德国都从属于跨大西洋联盟。苏联愿意在此事上让步，是因为它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弱点：如果莫斯科不允许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改革后的）北约成员国，那么它就不能再指望西方（特别是联邦德国）的全面援助。此时参与的各方都很清楚，重新统一只有在1945年的边界之内才能实现，因此波兰的西部边界—奥得—尼斯河（Oderund Görlitzer Neiβe）一线—必须成为统一后德国东边的最终边界。1990年11月14日由两个德国与二战的四大战胜国在华沙签订的《二加四条约》（Zwei-plus-Vier-Vertrag）和另行签订的德国与波兰之间的边界条约（deutsch-polnischen Grenzvertrag），正是照此办理的。
在1990年10月3日于柏林爱乐音乐厅举行的庆祝德国重新统一仪式上，德国总统里夏德·冯·魏茨泽克（Richardvon Weizsäcker）用下面这几个简短的句子就将庆典与这个历史性的地点联系了起来：“头一次，我们德国人没有再给欧洲的议事日程制造争议焦点。我们的统一是和平商定的，没有强迫任何人。这统一是全欧历史进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此进程的目标是为各民族带来自由，以及为我们这个大陆带来新的和平秩序……今天，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在欧洲的位置已获承认……历史上头一次，整个德国都在西方民主国家中拥有了稳固的位置。”
里夏德·冯·魏茨泽克
魏茨泽克口中的全欧历史进程，在1990年9月21日来自34个国家的政府首脑出席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KSZE，简称“欧安会”）并签署《巴黎宪章》（Chartavon Paris）时暂告一段落，出席会议的首脑包括美国总统老布什和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签署《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15年后，各国决定深化各级磋商。为此，它们将设立一个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的外长理事会。
随着德国的重新统一，自19世纪初以来的德意志问题在全部三个层面上都获得了解决。
首先，可以毫无争议地确定德国的边界所在，划定有哪些地方是属于德国的国土。由此证明了俾斯麦的小德意志方案是行得通的—尽管此时的领土比1871年时又小了许多。
其次，与俾斯麦的帝国不同的是，这次统一和自由得以同时实现。
最后，威胁欧洲安全的德意志问题也不复存在了：德国永远放弃了生化武器和核武器，还在全德范围内大幅裁减联邦国防军，这使重新统一的德国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军事大国。
以上内容摘自
《西方的困局：欧洲与美国的当下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