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4月2日，清华大学万科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成立仪式在主楼接待厅举行。WHO原总干事陈冯富珍为首任院长，WHO总干事谭德塞发来祝贺视频，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万科集团董事会主席郁亮在线签署《清华大学与万科集团共建公共卫生与健康学院协议》。图片来源：清华大学新闻网）
文｜沈诤
摘要：利用大数据、AI等技术，整合既有的直报、预警、应急、指挥等系统，实现一网一屏一部统管。组建专业机动的医疗救援“志愿队”、“预备役”，地方财政在每个地级市建立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中央财政在全国东南西北中五个城市，建立国家级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
1.系统融合。关于武汉疫情的“吹哨人”，民间认定是最早提醒公众的李文亮，官媒似乎更倾向于最早发现和上报的张继先。无论谁是“吹哨人”，据华生为高福辩护的长篇文章披露的细节（高福本人至今未否认）和6月7日国新办发布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12月30日武汉市卫健委内部通知在互联网迅速扩散，高福当晚睡前习惯性上网，才发现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而非SARS后官方花巨资建立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
换而言之，直报系统失灵，更谈不上预警，钱打水漂，还耽误事，这才是大问题。如果不是高福及时发现，国家卫健委连夜迅速决定、强力干预，恐怕武汉、中国的疫情不堪设想。以中国的人口基数、武汉是中国最大的高铁枢纽、春运即将启动全国客流人次数以亿计，拖延一周将会新增多少确诊病例、死亡病例？
这事能完全责怪武汉市卫健委吗？网络直报系统要求上报的是已知法定传染病，根本没有未知传染病选项。直到1月20日，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国家卫健委才将新冠病毒肺炎纳入乙类传染病，并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直到2月7日，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在生物学论文预印平台BioRxiv上声明，将新冠病毒正式命名为“SARS-CoV-2”。直到2月11日，WHO总干事谭德塞在新闻通报会上宣布，将新冠病毒引发的疾病正式命名为“2019冠状病毒病”（英文缩写为“COVID-19”）。
新冠疫情代价极为惨重，需要举一反三，利用大数据、AI等技术，整合既有的直报、预警、应急、指挥等系统，实现一网一屏一部统管。其中直报功能应包含未知传染病；数据采集的部门应多元，不局限于医院，可包括医学实验室、CDC、入境口岸等；报送方式不再是目前的“串联”，而应“并联”，系统内所有节点都可监测上报，而且直达国家卫健委、中国疾控中心，充分发挥“哨兵”的作用。
2.团队专业。军队打仗需成建制，训练有素才能形成战斗力，才能打胜仗。抗疫一样，不是单兵作战，而是大部队协同作战。全国援鄂抗疫共有345支国家医疗队、4.26万名医务人员，达到半个以上集团军的兵员了。
疫情早期，国家卫健委指令各省援鄂，医务人员冒着生命危险自愿报名，勇气可嘉。带来的难题是大部分互不熟悉，医生之间、护士之间、医护之间需要时间磨合，治疗设备不仅紧缺而且不是标配，需要时间练习，而且医护比例、学科比例谈不上科学合理。武汉前线已面临医疗挤兑，每一分钟都有重症病人等待急救，医务人员压力很大。此后很快调整为包干制，一个援鄂医院包一个病区，医生护士都是本院小分队齐上齐下、轮战轮休。
这个经验值得认真总结，今后重大医疗援救行动直接沿用。常态时改变“重医轻防”的顽疾，而是“重医重防”；在全国地级市医院重点布局，组建专业机动的医疗救援“志愿队”、“预备役”，包括防疫、自然灾害、援外等特殊需求，只要国家一声令下，成建制、训练有素、配合默契的小分队就可出征；地方财政在每个地级市建立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中央财政在全国东（上海）、南（广州）、西（成都）、北（北京）、中（武汉）五个城市，建立国家级医疗物资储备和轮换基地；县级不必建立储备基地，由地级市调剂供应，避免浪费，但医务人员接受轮训。
目前已有苗头症状。一些没有医学院的综合性大学，跃跃欲试成立公共卫生学院，没有学科积累和师资力量，勉为其难，只会误人子弟。教育部应及时制止盲目扩张公共卫生学院。不能批量培养出合格人才，培养出的人才找不到匹配的工作和待遇，再怎么高尚的事业都难以为继。不妨更换思路，对现有医学人才进行轮训，规定评中级职称需先全职从事公共卫生工作一年，评高级职称需先全职赴中西部艰苦地方支医一年。
“十四五”期间，按照中国应急管理权限的划分，针对性地进行三类人才培养和训练，逐步实现专业化、规范化、精细化。一、应急管理部主管的自然灾害、安全生产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在已有的应急管理基地训练，每个省至少有两个大学各有一个研究院，形成竞争合作，每个地级市有一个实训基地。二、国家卫健委主管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基于现有众多的独立医科大学、综合性大学医学院培养。三、中央政法委主管的社会稳定突发事件所需专业人才，可基于现有的警察院校培养，民政、人社部门协助。
（【山水微言·421】，本文为《中国疫情防控的“急所”、“大场”与“厚势”》第3节“长期厚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