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虎牙直播平台主播莉哥因恶搞国歌被网友举报，虎牙直播间被封禁，账号冻结，全部相关影像作品下架。第二天，这名主播4000多万粉丝的抖音账号被清空，10月13日，莉哥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而被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局依法行政拘留5日。
据悉，莉哥于抖音走红后，虎牙直播平台花费5000万巨额签约费将其签下，从虎牙首秀到封杀拘留，莉哥在虎牙直播时间一月不到，直播次数仅11次，另据外界爆料，如果虎牙按照合约全力索赔，莉哥或将面临背负2.6亿高额违约金。
从“一人我饮酒醉”的天佑到篡改国歌的莉哥，从开挂并怂恿粉丝骂人的卢本伟到“日本人刀真快”的陈一发，知名主播“翻车”的速度着实令人惊讶。相较于网红们“崛起”和“翻车”的速度，一众“翻车”网红们所犯错误的水准则是不断刷新人们对这一群体在相关常识方面无知程度的认知。
无论是基于对现象背后本质的了解需求，还是直播行业健康发展的现实需要，亦或是主播群体自我完善的方向选择，关于这些动辄月入百万、粉丝千万的“翻车”网红们屡屡触碰道德底线，游走法律边缘等现象内在根源的思考已经变得尤为迫切和必要。
为此，叶探花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在谈到直播行业频频出现的网红主播言行出格现象时，朱巍表示“当前网红素质偏低，基本都是初中以下文化是此类事件频发的深层原因。另外，直播用户在这些事件中既是受害者也是帮凶。”
关于行业平台监管方面朱巍则表示，“现在立法健全，但落实却很难。主要因为网红崛起于野，素质偏低，负能量太大，而且利益交织盘根错节，平台改变就是要去网红化。”
缺乏媒介素养人性弱点集中爆发
按照马克.波斯特的说法，随着短视频直播行业的崛起使得信息传播主体分散化、个体化的现象进一步突出，而这一现象加剧的直接结果便是传播权力和信息的话语权被更多的分散到了普通个人手中，就直播而言也就是主播和直播用户手中，主播在直播中可以根据自己对信息的解码自由发表言论，直播用户则可以通过弹幕或关注表达自由意见，通过这种方式，主播与用户之间毫无障碍和限制的互动持续进行。
在直播平台创建初始，无论主播或是用户都还受到现实世界价值观的势能影响，直播内容创造和直播互动结果更局限于主流价值范畴，用户的弹幕表达相对温和，其关注的内容也相对正能量。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主播和用户群体的传播权力和信息话语权的逐渐觉醒，直播互动开始超越正常表达舆论的范畴，部分主播和直播用户开始自觉或不自觉的释放人性弱点，色情的、低俗的、反主流价值的内容开始被创作、被追捧。而当后知后觉者嗅到了使用权力背后利益的味道时，除了跟风还试图寻求“超越”、“炒作”、“博出位”、“上热搜”便成了不择手段后的最终目的。
从行业现状来看，作为媒介传播变革新浪潮的主要三大群体，主播、用户、以及直播平台在扮演新角色的过程中都没能很好的克服“人性的弱点”。事实上，在行业潮流的推动下，快速拥有新媒介的主体角色的三方——主播、用户及直播平台都没能做好充分准备，言行出格事件频繁，媒介素养缺失问题开始凸显。这与2003年被色情新闻攻陷了的新创互联网信息门户网站新浪、搜狐有颇多类似之处。
在媒介素养缺失情况下，部分直播用户对于低俗出格内容带来的直接感官刺激进一步衬托了主流价值内容的“乏味平常”，部分主播则通过制造各种出格言行、低俗色情直播内容吸引更多流量从而成为舆论焦点的做法，无不代表着内容创造群体和消费群体媒介素养缺失下人性弱点的集中暴发。
从目前来看，部分直播用户是媒介信息的接受者，却不见得是很好的分析者和批判者，对直播中屡见不鲜的非法、暴力、垃圾、庸俗及错误价值观等内容，部分直播用户并不了解其危害性，甚至充当负面内容产出的推动者，更遑论提高对这些负面内容的免疫力。
“翻车”网红背后动辄千万的粉丝数量，以及“翻车”事后涉事直播间“烧钱刷屏”的疯狂举动，其背后最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直播用户对直播内容的选择能力、质疑能力、理解能力以及评估能力等切实反映这一群体媒介素养水准的各项指标，说是“受害者和帮凶”再恰当不过。
乱象涉事各方没有无辜者
如果说部分直播用户是因为媒介素养不足而基于人性弱点选择了各自的消费方向，从而间接充当了各种直播乱象滋生的土壤，那么“翻车”网红以及已经脱轨还未“翻车”的主播们则是这些乱象的播种者，涉事直播平台则是这片种植园里不称职的管理员，谁也不比谁无辜。
对数以亿计需求各异直播用户在种种直播乱象中做定位分析更多只能依靠理论，那么对于目的性更明确的主播群体及直播平台的相关分析，则显得相对简单。
不可否认，主播之间收入差距巨大和激烈竞争是其“剑走偏锋”的外在诱因。一份来自“今日网红”统计显示，映客、花椒、一直播、美拍、陌陌、火山等平台上半年收入排名前1万的主播，仅占六大平台整体主播数量的0.7%，但却占据着所有主播收入的68%。也就是说，其余99.3%的主播，在抢夺剩下32%的收益，月均收入在4000元以下的主播成为了其中的主要群体。
收入极不均衡，意味着绝大多数主播要想办法活下去和活的更好，而已经活的很好的主播则需要守住现有地位。
有分析认为，迫于生存压力，越来越多的公会和主播们都在琢磨如何“生财有道”。这个“琢磨”的结果如果是非正常追逐利益的手段，那便是职业道德缺失下人性弱点的抬头，这一论断的对象同样包含有类似行为的行业公会和经纪公司。
如果触碰底线只是主播无意识“口嗨”而铸错，为无知买单天经地义，如果是为取悦直播受众有意识炒作，可理解为能力不足后的铤而走险，同样算不得无辜。平台方面，商业化和价值观之间的博弈使得各直播平台不得不在资本的压力下寻求两者之间的危险平衡。
截至2018年6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到4.25亿，这也意味着网络直播已然成为重要的信息传播方式。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后起之秀代表人物阿特休尔在其《权力的媒介》一书中对大众信息传播所受的制约形态做了归纳，分别为社会控制、经济控制、受众控制和自我控制。
最大限度追逐经济效益是直播平台遵循资本意志的体现，即所谓的经济控制，企业社会责任则要求直播平台必须将主流价值内容摆在重要位置，这是社会控制，表面上看两者并不矛盾，实际上两者冲突与否要看第三者的态度——受众控制，不巧的是，事实证明部分甚至相当一部分网络直播用户由于媒介素养的缺失让非主流价值获得了巨大生存空间，从而引发了作为重要信息传播场所直播平台的社会制约与经济制约之间的不断冲突。
在这种冲突之下，直播平台所选择的自我控制则更像是行走在刀尖上的艺术。
10月13日，针对斗鱼当红主播B总001直播发表不当言论，人民日报发表微评“斗鱼须’斗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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