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后，袁世凯为何能轻易迫使清帝逊位士绅阶层态度很重要！！
清朝是中华文明历史上最后一个皇权专制王朝，自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起，国祚276年，共传12帝。公元1911年秋，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次年2月，在北洋大臣袁世凯的诱导下，清帝逊位，从此王朝结束。
自1848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长期闭关锁国、吏治腐败、制度僵化的清朝始终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却也能平稳内部局势、维持稳定统治。但进入20世纪初以后，清朝却十分快速地走向崩溃，这和它被自己“统治基础”所抛弃有直接关系。那么作为清朝统治基石的士绅阶层，为何会在清朝进入大半个世纪以后迅速抛弃了它呢？这就需要回顾一下晚清中国和世界的社会背景。
自1848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后，长期闭关锁国、吏治腐败、制度僵化的清朝始终陷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却也能平稳内部局势、维持稳定统治。但进入20世纪初以后，清朝却十分快速地走向崩溃，这和它被自己“统治基础”所抛弃有直接关系。那么作为清朝统治基石的士绅阶层，为何会在清朝进入大半个世纪以后迅速抛弃了它呢？这就需要回顾一下晚清中国和世界的社会背景。
自1644年，驻守山海关的明军将领吴三桂降清，多尔衮率清兵入关，直至康熙帝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清朝君主的角色发生了很大演变。首先，清朝君主继承了后金时期的满蒙八旗大可汗的身份；其次在获得了中原清流士绅阶层认可后，又拥有了中原皇帝的身份；紧接着凭借藏传佛教的信仰纽带，又以文殊菩萨转世活佛的身份统治雪域高原。除此之外，凭借从蒙元、朱明获得的漠北草原和中华天朝的法统，清朝得以名正言顺的将势力向中亚、朝鲜半岛和南洋延伸。也就是说清朝前期的统治基础有三大类，即满蒙八旗贵族、藏传佛教僧侣和中原士绅阶层。
随着欧洲大航海和殖民扩张活动的冲击，进入19世纪后的清朝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全球秩序体系当中，工业化和海权时代的来临，大大减弱了依赖于冷兵器作战的八旗军事贵族的作用，同时加快了清朝近代化、工业化和世俗化的倾向。所以在对外交流、尤其是与欧美列强交流的过程中，清廷愈发依赖于中原士绅阶层的支持，中原板块对于清朝政策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了。
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同意与英国五口通商，因此导致两广地区众多劳工失业（原先只有广州一口通商，大量劳工受雇搬运货物翻越南岭），最终引发太平天国运动，恰在此时，清朝又遭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如若是以往王朝，遭此内忧外患，尤其是在外敌攻入都城（指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之后，距离王朝覆灭也就不远了。但是此时的欧洲列国正处于自由主义海外扩张阶段，更多追求商贸利益，而不是高成本的领土征服。所以当清朝与英法签订不平等条约以后，英法不仅撤军，甚至后来还帮助清廷镇压太平军。
当然，清朝能够成功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要原因是地方团练势力的兴起。五口通商以后，朝廷授权封疆大吏组建团练军队，可以私设各种关卡税卡，征收商品流通的税入，称之为“厘金”。在此基础之上，湘军、淮军、楚军先后建立起来，并在传统士绅阶层的支持下对打着“拜上帝会”旗号的太平军展开了激烈围剿。就这样，由于受到了外部因素的影响，湘军等汉人封疆大吏势力崛起，士绅阶层在清朝政治基础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了。另外由于不懂关税事务，1858年清朝与英、法、美签署《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明确任命英国人赫德为海关总税务司，并促使海关成为清朝最廉洁的衙门，极大地充实了晚清财政税收。
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对清朝的冲击很大，为了解决自己“坚船利炮”不如西洋人的问题，洋务派应运而生。洋务派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成员既有满清贵胄，同时也有大量汉族地方大吏。当时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已经掌握海上霸权，早已成为世界霸主了。但是在亚欧大陆依然存在一个庞大的强权国家，威胁着英国的全球贸易网络，那就是沙俄。为了对抗沙俄，英国通过对意大利、奥匈、奥斯曼帝国和清朝的支持来制约俄国，也正因如此，英国对洋务运动多有助力。然而清日甲午海战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使得英国转而寻求扶持日本（英日同盟）在东亚抗衡沙俄。
事实上，虽然满清皇亲在洋务运动中有恭亲王奕訢、瓜尔佳·文祥等代表，但大多身居中央，没有操作过实业。甲午战争以后，洋务派衣钵被北洋系所继承，朝廷对财政和军事的掌控渐渐的仅限于传统税收和八旗绿营。在长期和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士绅阶层逐渐演变成资产买办集团，与清廷的经济联系开始逐步疏离了。深感不妙的满清宗室开始大张旗鼓的训练新军，想要以此加强手中的力量，却奈何袁世凯主持的北洋系早已枝叶茂盛，很快就掌握了北方新军。而在南方，很多新军受到海外、尤其是欧洲新思潮的影响，纷纷投入革命派麾下。就这样，到了清朝末年，中国最具战斗能力的新军部队几乎都被北洋系和革命派收入囊中了，清廷的军事基础不复存在。
实际上，早在清日甲午战争之前，由于清法战争受到朝廷内部权力倾轧的掣肘，就已经出现官员要求开设议会的呼声了。当时的两广总督张树声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决策机制，促使朝廷决策不被个人权力斗争（主要指慈禧和恭亲王）所扭曲。到了19世纪末的维新变法，维新派更曾与部分洋务派合流，提出变法图强的口号。不过此时维新派内部观点也不相同，碧如康有为就认为没有召开议会的必要。但是1900年慈禧太后独断专行，悍然对全世界宣战，并导致清南方各省督抚和英美等国达成“东南互保”协议。此时之后，清朝官僚和知识精英们深感个人专制的危险性，为此时任两广总督陶模提议搞议院，并界定议院议政，而行政制权仍在朝廷，从此以后立宪派势力迅速崛起。
日俄战争爆发以后，慈禧太后于1906颁布预备仿行宪政的谕旨，开启了预备立宪的进程。从此开始，“君主立宪”成为立宪派追求的主要目标。不过朝廷和立宪派在关于是走英式立宪还是日式立宪的问题上存在很大分歧，因为这两者有着本质区别。1905年科举制废除以后，原先的举人、贡生、秀才等士绅群体迅速转型成为清末新政中的“议员”，不可避免的更加用户以兴民权为主旨的“英式君主立宪”政体。可清廷却固执地认为“君权神圣不可侵犯”，不愿做出妥协让步，坚持按照日式君主立宪政体执行。士绅阶层不愿沦为“政治花瓶”，不愿自己的社会地位反不如废除科举之前，所以注定只能抛弃清朝。
1910年，清朝发生了四次国会大请愿运动，均遭到了失败。如此以来，追求英式君主立宪的道路就被阻断了，而士绅阶层又难以接受日式路线，最后只能默认革命派的美式民主共和路线。实际上，革命派与立宪派的差异，远远不如两者同清廷的差距大。立宪派的请愿运动失败以后，直至辛亥革命爆发也再未有大的动作了。
作为近代以来，清朝最重要统治基础的士绅阶层，到了这个时候有一部分选择了支持北洋大臣袁世凯，另有不少人转向革命派，清廷被孤立了。由于清朝的政治基础和军事基础都被剥离、分割到了北洋系和革命派手里，所以当武昌起义、南方各省迅速被革命派掌握时，朝廷竟然派不出有效力量南下讨伐，只能求助于袁世凯。最终通过南北对话，袁世凯逼宫迫使清帝逊位。
综上所述，自鸦片战争以后，清朝被卷入全球秩序体系当中，不可避免地受到相应的冲击和影响，在技术工业化和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中，清朝的统治基础愈发依赖于士绅阶层。然而在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以后，官僚体系内部关于君主立宪的呼声越来越多。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士绅阶层更加强烈的要求建立“英式立宪”政体，却被朝廷所忽视。最终由于朝廷制度的转型远远滞后与士绅阶层的身份转型（即从科举读书人转型为“议员”等社会精英），最终被其所抛弃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