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隆基发动政变重建唐朝而登皇位,其法虽亦粗暴,但国体政制得以恢复,五十余年的唐室女祸于是结束,正常的统治由此再行,
玄宗朝既是唐代盛世也是唐代步入衰世之时,自此隋唐相沿的制度衰落而新法兴起——彍骑(募兵)取代府兵(征兵)而两税法(私产制)取代租庸调法(均田制)——不合时宜的旧规消灭对于国运兼有利害,这表示唐室早期的征服力量或统治优势,乃得自北朝固有的威武(政治传统),但因唐朝毕竟是以汉人文化为主的政权,顾此失彼的政策终使国家整体发展受阻,所以唐朝改制必然处于今非昔比之境而其举有得有失。简言之,唐代前期武功多于文治,「马上得天下而马上治天下」终究不行,经济与文化的复兴迫使政治调整,此时统治者的权威已降,改革一事是反映成败,而其补救性本质则暗示唐朝难以再现雄风。
唐室凭借北方的武威起家(挟胡自重),至其力穷之时文风兴盛(用夏变夷)——所谓「文弱」实为「武衰」——于是朝廷又以振武开物为务,希冀重建统治权威,兵镇的设置(边卒数量为中央彍骑之四倍)、藩将的使用(胡人出任节度使)、小人与聚敛之臣的当道(李林甫及杨国忠为相)等皆由而起,这与其说是野蛮不如说是昏庸,因为政治本来富有兽性而教化才是巩固政权的良方,玄宗所为并无奇特之处,其举大都出于一般人性。
唐玄宗倾心于武功、物欲、与情色,一副凡夫俗骨,却于时势丕变之际握有天下大权,然其命运并非坎坷而所事亦甚平常,处变者无力挽狂澜之功即有推波助澜之罪,当国而与世沈浮已难以自保,若有利图之则不免招祸,毕竟无能无德者的高位最为野心家所觊觎,玄宗败国的形迹显然是「既随便又任意」。
总之,唐玄宗执政的影响力并不巨大,其所含有的个人性不如时代性,
安史之乱显示唐室胡化的实情以及胡汉对立的本质,重用藩兵的政策造成胡势大增,然效忠安史集团的汉士甚少,而发动胡卒且引进外族(回纥与大食)军力竟是唐朝平乱的要略(郭子仪为讨贼大将中唯一的汉人),可见胡汉立场不同但唐廷无力维持华夏至尊的地位,以致汉族政权诉诸「以胡制胡」之计乃得自全。
唐朝有求于外族又自居为上国,胡人叛变不成竟可重获权力(史思明叛后投降犹受封为归义王范阳节度使),唐代的胡汉关系似恶还佳,其实系于汉族武力的强弱变化;然而隋唐正统毕竟立于中国文化的传承,故华夷之防逐渐严明,其势与唐朝衰微并进,以至于宋代出现强烈的华夏本位主义,可见晚唐是中国历史的「近世」先兆。
安史之乱以后,西北荒残益甚,藩镇割据,河朔胡化(注1) ,外族入侵,政治史上的长安与洛阳时代将尽,同时东南经济的发展超越中古规模——所谓「自然经济」改进为「货币经济」(商胜于农)——其为政治与文化重镇的地位迅速兴起;于是文武对立、胡汉对抗、乃至以古非今的精神气氛渐增,儒家传统的强化与物质文明的跃升一齐出现,然「以力服人」的权力斗争也继续开展,在此乱局中宦官势力竟因皇位角逐者的私心自用而大为扩充,使得社会开化曲折多变。
唐朝帝国的「世界性」其实是胡风而非古典主义(注2) ,当唐代的国际化色彩逐渐减少时,中国的正统文化逐渐复兴,于此唐朝国力式微,令人误以为尚武是富国强兵的原理、而儒学是缺乏效益的空论;事实上唐朝的衰落是暴政必亡的事证,不重礼教正是其势不久的原因,所谓「中国本位文化」的建立乃是儒家道统的重振,这是理所当然之事,但因此事来得太迟,所以唐朝病入膏肓而无可救药,其死岂为崇道所致。
简言之,唐朝以霸道建国,亦以霸道亡国,其理是以武力得天下者将因武力不继而失天下,这是人性「好逸恶劳」的自然后果,因为夺权是求「以逸待劳」的优势,开国者企图「一劳永逸」乃需力战,而有国者松懈放纵便成常情,结果当然是「死于安乐」
注1:《新唐书》〈史孝章传〉:大河之北号富彊,而挺乱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
注2:认为唐朝开边的武功更胜于汉朝,就形式(量)而言此见可以成立,但若从精神(质)而论事情恐非如此,盖汉朝的华夏本位立场强于唐朝,或说汉代「中外」之别重于唐代,所以汉朝对外开拓的难度或阻碍高于唐朝,况且汉朝的外敌为一统的匈奴,而唐朝的强邻为分裂的突厥,如此汉朝扩张所需凭借的实力犹大于唐朝;质言之汉朝开疆较诸唐朝不仅更有赖武力优势而且更具同化意念,或说唐朝武功含有的「外交」成分相对于军事行动多于汉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