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辉）考古中国，破解夏文化谜团，是中国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的一项最重要任务。中国作为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世界唯一历史与文化延绵不断的文明，
“宅兹中国”的何尊青铜器作为新中国考古的重大发现，因其铭文中记载有“宅兹中国”文字，成为考古中国与夏文化研究中的最重要文物与文字史料。当考古学家在何尊铭文中，发现“宅兹中国”四个字的时候，似乎看到了埋藏了三千年的谜底，似乎找到了破解中国五千年历史与文化的钥匙，关于夏文化的众多谜团将迎刃而解。
虽然何尊青铜器已经发现了50多年，何尊铭文已经广为人知，相关的研究论文层出不穷，产生了许多因此功成名就的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但关于中国、关于夏文化的许多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而且相关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何尊青铜器，1963年出土发现于陕西宝鸡市，铭文记述了周成王继承周武王遗志，营建成周(今洛阳)之事。因铭文中同时出现“成周”“中国”词语，被考古学家解读为“中国”词语的最早出处，成周洛阳地区是最早的中国，洛阳地区也当然是夏文化的发源地。于是乎，关于夏文化的相关研究机构被纷纷设立于河南、成立于河南，夏文化研究也为河南地方所独占。中国历史、夏文化历史果真是这样吗？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还原历史、还原文化，只能从源头上找原因。何尊铭文原文为：
唯王初堙(迁)宅于成周，复禀武王礼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诰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尔考公氏，克逑（仇）文王，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呜呼，尔有唯小子亡识，视于公氏，有庸于天，彻命敬享哉！助王恭德欲天，临我不敏。”王咸诰，何赐贝卅朋，用作□公宝尊彝。唯王五祀。
青铜器铭文，是记录历史最可靠的文献，并不对后世历史负责，只是记录当时的真实事情；而且铭文没有如传世文献存在被篡改的可能，是研究历史最可靠的依据。所有青铜器铭文，都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在解读铭文意义时，如何正确断句，是除了辨别金文外，最重要的内容。显然，在解读何尊铭文中的“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就存在两种不同的断句，产生两种不同的研究结果。
“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是考古学家与历史学家的解读，诞生了最早的“中国”，也是目前学术界的一致主流研究结果。目前所有的研究成果，皆以此为中国历史研究与夏文化研究的依据。主流学界虽然以此创造了最早的“中国”，产生了“宅兹中国”的学术研究项目，但却没有任何学者能完整地解读“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的具体含义，是为了“中国”而附庸的断句，曲解了周武王原话的实际意义。
但是，还有另一种最新研究成果，也就是笔者的研究成果，显示周武王的原话实际含义为“余其宅兹中，或（国）自之乂民”。具体翻译为“我在殷墟与镐京中间建立一个城邑， 城郭或国家自然能够起到安定两地民众的作用”。周武王言语的基本意义为“ 余宅中，国乂民”，我住在中间，便于国家安定两地民心，不仅展示了周武王以国以民为己任的思想，对称语句的使用也显示了周武王的文化素养。而不像现在的历史研究者，为了最早的“中国”，将周武王的话语断章取义，将完整、对称、优美的语言，断句的支离破碎、不伦不类。
虽然，历史研究与考古研究不需要精通诗词歌赋的韵律，但一些中国文字语言的基本常识要知道一些，才能更好地进行华夏文化研究；否则，几十年的考古学术研究成果，一代历史研究者一生的努力耽误在小小的汉语断句上，是会闹出世界笑话的。上古历史研究，不仅要加强中国文化、语言的修养，基本的数学知识也要从娃娃抓起，学好基础数学知识。夏王朝建立在4100年前左右，二里头考古遗址最早的年代层也只有3750年，夏王朝早期的至少350年历史到哪里去了？将二里头考古遗址定义为夏王朝中、晚期的国都遗址，并且是发展积累了350年的夏王朝都城性质的遗址，能够体现夏文化的高度文明吗？
在《史记·周本纪》对何尊铭文中事件，有着相同的记载:“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作召诰、洛诰。”。周成王、周公、召公尊从周武王之意，营建洛邑，只是因为它是天下之中，四方诸侯国贡赋道路均匀，而不是因为它是古“中国”之地。由此可以证明，笔者的研究成果才是正确的，才是历史的本来面目，才是符合周武王的本意，而不是周武王要居住在附会的“中国”。
周“武王既克大邑商”，天下之地都是周王朝的，下面的诸侯国都受封于周王朝，周天子所居之地当然不会是等同于诸侯国之一的“中国”。周武王当然也不会称呼天子居住之地为“中国”，“京畿”才是天子之地的正确称谓。因此，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解读是完全错误的，是导致夏文化研究依旧存在一些问题和分歧的根本原因，将夏文化研究彻底引入歧途。
根据笔者的研究成果，关于最早的“中国”，来源于《诗经》。《民劳》中的“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荡》中的“女炰烋于中国，敛怨以为德。”，《桑柔》中的“哀恫中国，具赘卒荒。”等，是最早明确使用“中国”词语，而且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称谓。
在笔者的众多夏文化研究成果中，
在西周时期，淮夷地区诸侯国与西周王朝发生过数次军事冲突，这些历史事件被记录于青铜器铭文中，如青铜器【录尊】王令冬戈日:戲淮夷敢伐内国，汝其以成周师氏戍于古师。
如果周武王时期，周武王周武王已经称谓自己的地盘为“中国”，那么后世的周王必沿用周武王的定位称谓，自称自己为“中国”。但事实上，西周青铜器【录尊】铭文记载却是将自己称为“内国”，而不是“中国”，因为当时的“中国”位于淮夷地区，是淮夷诸侯国中的一国。因此，【录尊】铭文进一步印证了“中国”不是周王朝国都所在地的称谓，周王朝只能称谓自己为“内国”，而不能称谓自己为“中国”，以当时的文化历史渊源，周武王岂敢新建的成周洛邑自称“中国”？
综上所述，作为最早的“中国”出现，是来自于《诗经》，是一种高度文化自信的称谓，而非何尊铭文中的“宅兹中国”。“淮夷敢伐内国”周王朝，周武王又岂敢“宅兹中国”，缺乏中华文学与数学基本知识的历史研究，又岂能反映博大精深的夏文化历史？一种附会的学术研究，又岂能在其他青铜器铭文与历史文献中找到相关的印证？（作者：赵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