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东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去世，而《汉书》尚未编撰完成。于是，汉和帝下诏，让班固的妹妹班昭到东观藏书阁，续写《汉书》及其他书籍。
班昭，这个奇女子由此登上历史舞台。她在完成《汉书》之余，写下另一部奇书《女诫》七篇，首次提出妇女要遵从“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
所谓的"三从四德"，除“四德（德、容、言、工）”稍有一些积极的意义外，“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观念则纯粹是封建糟粕，毫无可取之处。
那么，问题来了。在班昭“三从四德”的思想观念产生之前，我们古代妇女们又奉行着怎样的行为准则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从一段历史故事说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定都成周（今河南洛阳），东周建立。
郑国的第三代国君郑庄公，凭借从祖父手里世袭得来的周朝上卿职位，发号施令，强取豪夺。一步步坐大之后，开始与朝廷分庭抗礼。
挑战天子权威，勾起诸侯混战，从而造成天下大乱的始作俑者，就是这个郑庄公。
也是周朝到此业已衰微，为了缓合双方予盾，周朝居然自降身价，提出与本是诸侯国的郑国互派人质。
【郑庄公影视形象】
到后来实在忍受不了郑国的得寸进尺，天子周桓王不得不御驾亲征，率领多国联军去讨伐郑国。
但是郑庄公技压群雄，大杀四方，最后多国联军惨败而归，周天子还差点血染疆场。
这样，郑国通过三代国君的苦心经略之后，日趋强大。公元前701年，郑庄公去世，太子忽即位，是为郑昭公。
【郑国礼器】
但郑昭公的王位椅子还没坐热，朝廷就发生了政变。在宋国的扶持与国内大臣祭仲的协助下，同父异母的公子突一把将他的王位抢走了。
原来，公子突的母亲是宋国雍氏的女儿，雍氏又是宋庄公的宠臣，于是宋庄公、雍氏与突达成三方协议：宋国帮助公子突实现当郑国国君的梦想；公子突当了国君之后一定对宋国予给重重的回报。
【掘地见母图】
为了这一目标，他们设计控制住祭仲，对祭仲说：“不立突，将死。”“祭仲许宋，与宋盟。（《史记·郑世家第十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为了活命，祭仲只能答应下来。
郑昭公继位仓促，国家大权尚操纵在卿大夫祭仲的手里，听闻他迎立公子突的消息后，郑昭公赶紧亡命天涯，在逃亡的路上想起一件往事，心里隐隐作痛。
几年前，春秋五霸总排名第一的齐国，遭到北戎国凶猛的骑兵侵略，齐国向郑国紧急求援，郑庄公派太子忽率军相助。
成功击退北戎后，齐厘公看中了太子忽，想把女儿嫁给他，太子忽却不同意，说我是小国，齐是大国，不敢高攀哈。
祭仲当时就劝太子忽，要答应下这门亲事，以便它日继位后让齐国做自己的靠山。
可惜太子忽没有采纳祭仲的建言，而是娶了一个更小的诸侯国——陈国君主的女儿。
现如今父亲去世，他成为郑昭公还没几个月即遭遇逼宫，一时之间，内无帮手外无援兵，无奈只能逃往他乡。想起当初不肯娶齐国公主，真是肠子悔青。
于是，太子突回到郑国，是为郑厉公。二年过后，郑厉公不满祭仲窃取国家大权，独断专横，暗中指使蔡仲的女婿雍纠欲将其杀掉。
雍纠回家后不慎露出口风，让祭仲的女儿得到了消息。
事件发展到此，便回到了本篇话题上来。这时候，如果妇女们“三从四德”的思想业已形成，在“出嫁从夫”观念的束傅下，遇到这种情况，祭仲的女儿除了以泪洗面外，不可能产生与母亲相商的想法。
然而历史的真相是，祭仲的女儿左右为难之际，特地跑去请教母亲：“父亲与丈夫谁更亲？”
母亲告诉她说：“父亲只有一个，但是，这世上只要是个男人，都有可能成为丈夫啊。”
于是女儿果断地将消息告知了父亲。蔡仲立马采取措施，杀掉了雍纠，郑厉公被迫逃亡他乡。
蔡仲于是复立昭公，不久昭公被仇人所杀，蔡仲又改立郑庄公的另一个儿子，如此反复废立，蔡仲凭一已之力几乎将郑国拖垮。
祭仲能幸免于难，完全得益于其夫人对女儿的悉心劝慰。一个上流社会的妇女能说出那番话来，要么是她个人的真知灼见，要么是当时宽松的社会环境使然。
这也从另一个角度印证，在大是大非面前，春秋时期的妇女们，更注重血缘、亲情和原生家庭。
虽然不能明确“三从四德”男尊女卑的观念当时在是否已萌芽，但至少可以肯定，即便这种观念已存在，也远远还没有深入人心，成为春秋时期妇女们的思维定势。
【汉和帝】
而到了公元100年左右，随着班昭《女诫》的成书，并在皇宫内的宣讲教习，班昭所倡导建立的“三从四德”这种男尊女卑的行为准则，抹杀了古代妇女们的天性及尊严，禁锢了古代妇女们的思想与自由。
班昭给出的错误答案，对我国古代妇女造成的影响，无疑是极其恶劣而长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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