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世界變了。
近日,美國白宮國家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庫德洛呼籲,所有在中國的美國企業全部撤離,由美國政府承擔全部“搬家費”。
這只是美國政要的建議,並非政策。
日本政府推行了“改革供應鏈”項目,提供2435億日元(約合158億人民幣)項目經費,資助日本製造企業撤回與撤離(未指明中國),實現供應鏈多元化佈局。
當地時間4月14日,特朗普在白宮記者會上宣佈美國將暫停資助世界衛生組織,他指責世界衛生組織沒有及時分享疫情信息,沒有及時宣佈“全球大流行”。
大疫之下,各國臨時“閉關鎖國”,設法組建本土產業鏈,迴歸經濟主權,世界正在“逆全球化”。同時,國家鬥爭白熱化,政治權威、民粹主義、民族主義崛起,意識形態鬥爭激烈,“甩鍋”比賽替代了東京奧運會,美國趁機“去中國化”。
很多人感覺到,過去的全球化秩序正在解體,2020年成為“歷史的分水嶺”。
全球化秩序存在哪些問題?又是如何崩潰的?疫情之後的世界將如何演變?到底是逆全球化,還是去中國化,亦或是重構更高級別的全球化模式?
本文深入全球化的內在矛盾,透視全球化秩序變遷,思考中國的前途。
本文目錄:
一、脆弱性與反脆弱: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矛盾
二、舊秩序與大變革:全球化秩序與個體利益之矛盾
三、破壞者與重構者:全球化治理與既得勢力之矛盾
(正文8000字,閱讀時間30',可先閱讀再分享)
01 脆弱性與反脆弱: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矛盾
新冠疫情,印證了全球化,同時也正在壓垮全球化秩序。
全球化的過程,是一個國家主權不斷向外讓渡的過程。從貿易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要素全球化,再到生活全球化,全球化程度越高,國家主權越弱。
可見,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之間存在天然的矛盾。
理想的全球化是沒有國界的全球化,是個人、家庭、企業及社會組織之間網絡密佈的信息、商品、資本、科技及情感交流。
但是,由於交易費用的存在,全球化並不是均衡的,更不是人人受益的。當今世界,人們還無法脫離國家而存在。
在全球化時代,國家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這是一個嚴肅的命題。
在當今的全球化世界中,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存在兩組矛盾:
一、經濟全球化與政府權力之矛盾
1951年,法國、聯邦德國、意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六國在巴黎簽署了《歐洲煤鋼聯營條約》,決定建立煤鋼的共同市場。
歐洲煤鋼共同體是世界第一個“超國家”機構。加入這個機構,意味著國家煤鋼開採與支配主權無法獨立自主。
如今,歐洲基本實現了一體化,歐元區成員國已讓渡了關稅、貨幣及部分財政、外交、國防主權。
全球化對國家主權的打擊,首當其衝是對政府權力的削弱與制約。
在加入全球化前,政府壟斷了國家權力,擴張多少貨幣,發行多少政府債券,政府說了算。加入全球化後,各國政府的權力被削減,政府之間相互競爭與合作。如此,一些國家的政府會主動排斥全球化,或僅將全球化作為一種工具。
在非洲、中東、亞洲、南美等一些國家,政府並不願意過度參與到經濟全球化。即便全球化能夠改善國民的生活,這些政府也可能拒絕全球化。相反,他們傾向於喚起國家主權、民族意識,以避免手中的國家權力受制約。
如此一來,各國全球化程度差異巨大,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矛盾更加突出。
例如,歐洲譴責巴西放任亞馬遜雨林火災蔓延,巴西總統則認為這是巴西主權,他國無權指手畫腳。歐洲人渴望“地球之肺”的新鮮空氣,巴西政府考慮的是當地農民的生計,默許火燒雨林開墾農田。
七國集團表示,願意籌措2000萬歐元幫助亞馬遜滅火。巴西總統對此嗤之以鼻,並稱西方援助是“帝國主義侵犯主權,另有所圖”。
又如,關於疫情信息問題,各國政府爭議巨大。疫情信息,是不是國家主權?如果世界是隔絕的,俄羅斯是否公開信息,與他國無關。但在全球化時代,疫情信息定然超越國家主權,作為全球共享的信息。任何國家政府都不能以國家主權之名隱瞞疫情信息。
再如,關於疫情的防控模式,各國爭議同樣巨大。疫情能否有效防控,取決於防控最差的國家。如果防疫最差的國家政府不作為、亂作為,他國能否對其“指手畫腳”?這個國家的政府能否以他國干涉國家主權之名反擊?
當今的世界,“一人得病,全球遭殃”,疫情全球化對國家主權構成了挑戰。
二、全球化風險與國家治理弱化之矛盾
全球化主要是由自由市場推動的,但是自由市場伴隨著各種外部性風險,比如空氣汙染、難民問題、種族融合、金融危機、病毒“世界大流行”。
如何應對全球化風險?
全球化程度高的國家,其國家主權及政府行政權力被弱化,這弱點在疫情面前被放大化。
疫情來襲,這些國家政府無法立即封城、宵禁、停產。在歐洲,德國、法國、意大利等任何一個國家若採取這種模式,對他國的經濟打擊難以想象。但是,一旦一個國家被攻陷,若不採取有效措施,對他國來說同樣是災難。
全球化導致的國家治理弱化,難以應對全球化風險。全球化程度高的國家如美國、歐洲,被病毒傳染的風險更大。這就是全球化的脆弱性。這並不是支持反全球化、逆全球化。
國家治理弱化的部分應該由國際組織填補,但是國際組織的全球化治理退化,給病毒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漏洞。
如今的國際組織脆弱不堪,世界貿易組織缺乏應對疫情的預案,世界衛生組織在這次疫情中的表現備受爭議。
歐盟算是比較成功的國際化組織,但是依然在這次疫情中暴露了缺陷。意大利防控失利主要原因是醫療資源不足。意大利長期受債務危機困擾,政府沒有足夠的資金擴充公共醫療資源。意大利政府的財政赤字受歐盟約束,財政擴張受制於歐元區貨幣擴張。這是歐盟強貨幣與弱中央財政的治理問題。
為了規避疫情全球化風險,各國開始退縮到國家主權、經濟主權的界限之內,政府趁機強化行政權力。歐美很多自由主義學者擔心,疫情過後是否會帶來大政府主義,生活在“皮下監視”之中。
當前,各國出臺了臨時防禦法案或行政令,防控模式及執法程度差異巨大。這可能引發國家主權及公民權衝突。
比如,新加坡對防疫違法嚴懲不貸,若他國公民遭遇新加坡政府制裁,是否涉嫌侵犯他國公民權?尼日利亞商人在廣州的防疫衝突事件,上升到外交層面。非洲國家的種族及民族意識頗為敏感。
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曾指出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矛盾:“這個世界的政治組織和經濟組織不同步。國際經濟體系已經全球化,而世界政治結構還是以民族國家為基礎。”【1】(世界秩序,基辛格)
全球化經貿關係,是由無數個市場契約構成的,是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但是,民族國家中的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群體非理性及國家力量,對全球化並不友好。
理論上,全球化對所有國家都有利。現實中,全球化大多數衝突均源自外部性。
全球化對後發國家有利,因為信息、知識及通用技術具有外部性,後發國家可獲得大量現成的知識及技術轉移。但是,一些後發國家可能會藉助這一外部性,引發知識產權爭端。更可怕的是,這種行為被偽裝為“後發國家趕超發達國家”的經濟學理論。
全球化對發達國家也有利,因為發達國家的貨幣具有外部性。但是,一些發達國家往往利用其貨幣作為“世界貨幣”的壟斷優勢,向全球攫取鑄幣稅。
實際上,在全球化時代,國家應該從民族國家演變為契約國家。
國家存在的價值,是幫助國民與他國簽署共同契約,以降低全球化交易的費用。具體職責包括共建全球化秩序及組織,協商關稅及競爭規則,打擊國際犯罪,等等。
02 舊秩序與大變革:全球化秩序與個體利益之矛盾
雖然經濟全球化與民族國家存在天然的矛盾,但是二者相愛相殺,全球化不會崩潰,會吸納更多“民族性”,民族國家亦會在全球化中逐漸轉型。
但是,全球化秩序會崩潰。
當前的全球化秩序,始於二戰後,在八九十年代充分發展,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開始崩潰。中美貿易戰是全球化秩序矛盾的焦點,新冠疫情或許是壓垮全球化秩序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個維持了70多年的全球化秩序,由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機構維繫,是人類大規模協作的豐碑,給世界帶來了長久的和平與繁榮。
比如,承認民族自決權,結束了殖民統治。《聯合國憲章》將“發展國際間以尊重人民平等權利及自決原則為根據的友好關係”確立為聯合國的宗旨之一。
不過,維持這一全球化秩序的壓艙石是貿易全球化(注意:本文討論的全球化秩序主要指全球化經貿秩序及國際貨幣體系)。
朝貢體系、政治聯姻、軍事同盟均無法持續維繫國家關係,唯有網絡密佈的經貿關係才是兩國關係的壓艙石。
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金融化、信息化及跨國公司三股勢力掀起了全球化大潮,新興國家加入其中,全球化一日千里,貿易規模迅速膨脹。
如今,經貿這塊壓艙石如此厚重,全球化秩序為何依然岌岌可危?
主要原因是經濟全球化本身存在兩大難以克服的矛盾:
一、貿易全球化與法定貨幣之矛盾
當今貿易全球化秩序是以美元為基石的秩序。但是,這一秩序存在一個致命的問題,那就是特里芬難題。
所謂特里芬難題,即美元作為全球最大的國際結算貨幣、儲備貨幣,定然需要不斷地向海外輸出美元,如此會導致美國長期逆差;長期逆差又難以維持美元的幣值穩定。簡單來說,美國無法同時做到既出口美元,又出口商品。
歐洲國家抓住這一弱點,用大量的美元向美國兌換黃金,導致美國黃金虧空,爆發美元貶值危機。最終尼克松總統在1971年宣佈美元與黃金脫鉤,導致佈雷頓森林體系崩盤,國際匯率動盪不安,重創全球化秩序。
後來,世界進入信用貨幣和浮動匯率時代,美元無需咬緊並剛兌黃金,美聯儲獲得了更大的靈活性。但是,特里芬難題依然存在。
在出口美元與出口商品間,美國選擇出口美元。最近40年,美國保持相對強勢,貿易逆差持續擴大,本土製造業出現空心化。由於美元不再是剛性兌付,他國無法像佈雷頓森林體系一樣直接兌換黃金導致美元貶值。
但是,實體產業空心化會慢慢侵蝕美元的信用基礎。為了維持美元的信用,美國不得不在軍事、金融、國際政治及公共用品建設上持續增加籌碼。如此,美國政府發行大規模的國債,他國用美元購買其國債,將美元迴流到美國本土。
但是,大規模的國債其實是在透支國家信用,最終亦無法支撐美元。所以,如今的全球化秩序依然無法逃脫特里芬難題。
特里芬難題的本質是,美元作為美國的主權貨幣,又是“世界貨幣”。依靠主權國家貨幣來充當國際清償能力的貨幣體系,定然因“特里芬難題”而走向崩潰。而且,目前還沒有出現成熟的替代方案。
這體現了貿易全球化與貨幣主權化之間的矛盾。特里芬難題如鯁在喉,是全球化秩序崩潰的內在動因。
二、資本全球化與勞動本土化之矛盾
現行的全球化秩序中,還存在一組尖銳的矛盾:資本全球化與勞動本土化。
資本是天然的生產要素,但是勞動者不是天然的生產要素。資本為逐利而生,無國界;但勞動者,首先是一個社會人,然後才是勞動者(經濟人),而且是有國籍的勞動者。
在全球化時代,資本與勞動自由度差異形成了一道財富裂痕:資本可以在全球自由配置,在全球獲取利潤。但是,勞動者由於受到國籍等限制,無法在全球自由流動。
比如,美國的企業因本土工資高,將資本、設備、工廠轉移到工資更低的中國,然後賺取利潤。但是,美國和中國的工人卻無法在全球自由流通。中國的工人,無法到美國就業賺取高工資;美國鐵鏽地帶的工人也無法到中國來就業,只能處於失業狀態。
一旦這個國家的產業及工廠都遷移到海外,而這些工人又無法到他國就業,那麼他們將面臨失業。工人重新培訓再就業的門檻往往很高,轉業的成本阻礙了勞動力在不同行業間流通。
反過來,埃克森美孚、蘋果、摩根大通、高盛等跨國公司在全球獲利豐厚。
英國經濟學家斯拉法“用商品生產商品”的經濟邏輯推測:“經濟增長的結果,將是工資在國民收入中所佔的比重下降,工資與利潤之比朝著不利於工資的方向變化。”【2】(《用商品生產商品》,斯拉法)
如今全球貿易基本以比較優勢為基礎。有人感嘆中國勞動力價格上漲,比較優勢正在消失。其實,長期維持一種比較優勢是有問題的,說明這兩個國家存在限制要素流通的因素。
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有一個前提是兩國之間要素不流通。中國一直維持低薪酬,說明工人無法自由流通到國外謀取高薪酬。誠然資本的全球流通,可以平抑中美勞動力市場的價格。但是,勞動力的限制性流通,極大地扭曲了兩國的工資價格。
這兩組矛盾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這兩組矛盾共同導致經濟結構失衡、貧富差距擴大,即華爾街紙醉金迷與鐵鏽地帶芳草萋萋。
特里芬難題和資本全球化,有利於美國金融產業發展。跨國公司在美國享受廉價的美元,在中國享受廉價的勞動力,同時還享受各國低廉友好的資本稅。
而特里芬難題和勞動本土化,導致美國製造業空心化、工人失業及中產階級萎縮。美國的貧富差距正是從上個世紀80年代開始,伴隨著全球化的發展而迅速擴大。
自1997年以來,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下滑了大約30%,美國製造業中產受到沉重的打擊。
1973年至2017年,全球化加速的40年中,美國生產率在提高了77%的同時,工薪階層工資僅有12.4%的增長。
1980年,美國收入前4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是收入後60%的家庭的平均收入的4倍。到2016年底,兩者的收入之比增加到了10倍。
世界銀行繪製的“大象曲線”說明,過去四十年,銀行家、跨國公司股東等全球財富佔比前1%的富人,其財富迅速增加,而原全球財富佔比10-25%的中產則快速萎縮。
可見,這種全球化秩序是一個高美元、高赤字、高債務、結構失衡、貧富懸殊的國際秩序。這一秩序的獲益者是建制派、華爾街及跨國公司,受害者是美國製造界、藍領工人及中產家庭。它體現了全球化秩序與個體利益之矛盾。
這一秩序最終引爆了2008年金融危機。
美聯儲長期以“不對稱操作”為金融界輸送美元,持續積累金融風險。小布什政府時期,為了緩和社會矛盾,讓中產階級及藍領家庭能夠買得起房,鼓勵次級貸款,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
金融危機後,全球化秩序逐漸走向崩潰。
基辛格說:“每一種國際秩序遲早都要面對挑戰其凝聚力的兩種傾向的影響:要麼重新界定合法性,要麼均勢發生重大變化。當支撐各種國際安排的價值觀被根本改變時,就會出現第一種傾向。”【1】(世界秩序,基辛格)
金融危機後,歐美國家民粹主義崛起,美國藍領工人試圖藉助選票政治來改變生活處境。底層民眾呼籲平等、公正的價值觀,開始顛覆過去的全球化秩序。
奧巴馬政府試圖通過擴大轉移支付,推動醫保改革,來改善低收入者的處境。特朗普的做法比奧巴馬極端得多,他一邊擴大轉移支付,另一邊試圖徹底打破原有的全球化秩序。
特朗普在2016年競選時說:
“長久以來華盛頓的一小群人攫取了利益果實,代價卻由人民承受。華盛頓欣欣向榮,人民卻沒享到財富。政客們塞滿了腰包,工作機會卻越來越少,無數工廠關門。建制派保護的是他們自己,而不是我們國家的公民。”
但是,特朗普打破的這個秩序,不僅僅是美國的秩序,更是全球化秩序。大洋彼岸搞鬥爭,掀了桌子,衝擊到了中國。
這就有了中美貿易戰。(詳見智本社課程《中美貿易戰》)
疫情,加速了這一秩序的崩潰,加劇了中美關係的對立。
逆全球化,去中國化,背後的實質是舊秩序的崩塌。
03 破壞者與重構者:全球化治理與既得勢力之矛盾
特朗普,到底是全球化秩序的破壞者,還是重構者?
這是一個需要刨去意識形態認真思考的問題。
特朗普上臺3年多在全球“大開殺戒”,到處“退群”、“開戰”,故意讓世界貿易組織總裁機構停擺,切斷世界衛生組織的資助,把舊秩序砸得稀巴爛。
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如建制派、銀行家、精英階層及國際政客,對其恨之入骨;舊秩序的失意者,又渴望特朗普能夠帶來改變。
2008年後,全球化大回潮,特朗普加速了舊秩序的崩塌,動搖了國際經貿關係這一壓艙石。
大疫之下,各國正在臨時構建本土供應鏈,美日政府試圖趁機吸引工廠回國。
我們擔心,經濟全球化的穩定力量正在削弱,日漸萎縮的貿易規模及惡化的經貿關係,正在一步步逼近兩國硬脫鉤的零界點。
1909年,歐洲有一本暢銷書《大錯覺》說:“歐洲國家的經濟相互依存,彼此之間發生戰爭是無用的,因此也不可能發生戰爭。”
五年後,歐洲爆發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後來,《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裡德曼幾年前說:“在全球化時代,任何兩個擁有麥當勞的國家都不可能彼此開戰。”
過去40年,中美經貿迅速發展,美國是中國第一大貿易國,中國是美國重要的貿易國和投資國,兩國經濟總量之和佔全球的40%。
很多人由此判斷,中美兩國不可能硬脫鉤。不過,兩國龐大的貿易規模掩蓋了兩國經貿關係的脆弱性。
過去40年,中國以貿易全球化為主,金融全球化與要素全球化落後。中美關係主要是淺層次的貿易關係,兩國要素流動程度很低,金融、科技、制度及高級商務等深層次的合作相對較少。
前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黃奇帆指出,“中國近200萬億的金融資產中,外資金融機構只佔1.8%。與之相比的是,在同樣近200萬億的工業、商貿資產中,外資企業資產佔到了30%。”【3】
換言之,中美經貿關係僅僅是淺層次的貿易,中國很少他國不可替代的商品及技術貿易。
工信部部長苗圩曾說:
“中國製造”不像我們想象那麼強大,西方工業也沒有衰退到依賴中國。我們的製造業還沒有升級,但製造業者卻已開始撤離。
如果美國政府真提供“搬家費”,這些工廠會撤離嗎?
有些人很自信,認為中國的勞動力及供應鏈優勢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取代。有些人則表示擔憂。
未來,中美兩國經貿關係到底怎麼走,取決於兩組矛盾:
一、中國:舊秩序與改革開放之矛盾。
經濟學告訴我們,人是在邊際上做選擇的。當前,中美關係不會因為某一個人、某一件事突然脫鉤,但是每一件事都在增加邊際成本及邊際收益。當邊際成本等於邊際收益,關係便出現質變。
假如美國政府真會出“搬家費”,這相當於增加了美國企業回遷的邊際收益,加大了回遷的籌碼。
反過來,中國政府該拿出怎樣的籌碼,增加美國企業留在中國的邊際收益?
現在有兩個問題值得反思:
一是超國民待遇。
特斯拉為何在中美貿易戰中來華投資?貿易戰開始時,馬斯克指責中國汽車產業門檻太高,外資投資必須與國企合資,還得國企控股。
之後,中國給特斯拉一路開“綠燈”,要貸款給貸款,要地給地,要政策給政策,並且允許特斯拉以獨資的方式在華經營。特拉斯從投產到下線,用時不到一年,馬斯克來上海時興奮地跳起了舞。
過去幾十年,中國用優惠政策吸引外資。如今超國民待遇留外資、吸引外資,正在引發社會的關注。很多人意識到,外商與中國商人應該享有同等待遇。
所以,政府需要通過改革讓利,構建公平的營商環境,以吸引、留住各類資本,包括外資與中國私人資本。中國的改革需要從過去的“特區”及特殊政策,轉向全方位的、公平性的制度建設。李克強總理說:“沒有更大力度的改革開放,外貿外資是穩不住的。”
二是意識形態鬥爭。
自貿易戰以來,尤其是大疫之下,國內民族主義、極左思潮洶湧。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則利用這種思潮展開意識形態鬥爭,以阻礙進一步改革開放。
如今在中美兩國之間,意識形態已成為全球化交易費用的一部分。網絡上每一波極端民族主義意識形態鬥爭,都增加了中國吸引、留住美國資本及國內資本的邊際成本,加速各類資本離開中國,加大中國與美國硬脫鉤的風險。
這種行為不僅是不理智的,更是危險的。
新冠疫情客觀上推遲了中美第二輪經貿談判,給中國留下了更多調整的時間。但是,這個窗口期又因意識形態鬥爭正在快速關閉。中國需要警惕意識形態鬥爭替代改革開放。
疫情期間,李克強總理說:“下一步要實現恢復性增長,還得靠更大力度的市場化改革,靠更大力度的對外開放”,“越是遇到困難,就越是要擴大改革開放。”
二、美國:舊秩序與底層勢力之矛盾。
特朗普,可以確定為舊秩序的破壞者,但是不是新秩序的建立者?
打破舊秩序容易,建立新秩序困難。
新秩序是一個怎麼樣的秩序?
就經貿秩序而言,特朗普試圖聯合北美、歐洲及日本建立“三零”(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貿易區。如果“三零”貿易秩序建立,這將是對過去失衡的全球化秩序的顛覆。
新秩序能否建立,取決於新舊秩序的力量對抗。目前,舊秩序中存在較強的兩股力量:
一是世界貿易組織。
世界貿易組織是建立和維護過去全球化秩序的經貿機構,如果三零秩序建立,意味著世貿組織被拋棄。中國如果沒能加入三零秩序,意味著將面臨“二次入世”。
當然,歐美日也是兩條腿走路,構建三零貿易區的同時,也在推動世貿組織的改革。歐美日三方對WTO的改革已經達成了基本共識。
具體怎麼改?改革包括修改發展中國家的界定、反補貼問題等,基本也是朝著三零方向走。
就在中美簽署第一階段經貿協定的同時,美國、歐盟和日本向世貿組織提交了一份改革方案,即《補貼和反補貼措施協定》。
這個方案針對的是世貿組織的反補貼改革,對國家補貼行為做了嚴格的限制。比如說,補貼透明化,禁止對他國產生負面效應的補貼,對國有企業的補貼做了更加嚴格的限制,還包括遏止強制技術轉讓,等等。
2020年2月10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宣佈取消包括中國在內的25個經濟體的WTO發展中國家優惠待遇。這可能是美國重塑全球貿易規則的標誌性事件。
若歐美日選擇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內,通過改革規則來修正現有經貿秩序,那麼世界貿易組織的地位依然還在,中國的壓力相對小一些。
不管是三零規則,還是世貿組織的改革,全球化經貿秩序的重構或改革,已是大勢所趨。
二是民主黨候選人拜登。
2020年11月美國總統大選,將決定全球經貿秩序的走向。
民主黨候選人拜登是建制派的典型代表。若拜登勝選,“三零”貿易秩序大概率破產。拜登可能會選擇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內適當改革,並捍衛舊秩序的既得利益者。
雖然對華強硬已是美國兩黨的共識,但如果舊秩序不徹底顛覆,中美關係會得到緩解,中國面對的國際環境壓力會小一些,同時倒逼改革的壓力也會小一些。
如果特朗普連任,那麼下一任的主要任務應該是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包括三零貿易區。
至於能否建成,目前難以預測,但可以做個難度排序:
對於歐美日來說,實現“零關稅、零補貼、零壁壘”並不算太難。“三零”規則有助緩解全球化經濟失衡,縮小美國的貿易逆差,加快要素自由流通,降低全球化交易費用。
若中國沒能加入這一體系,或面臨“二次入世”風險。中美之間不大可能硬脫鉤,但會“軟脫鉤”。中國與歐美日依然有經貿往來,但不在一個體系內(如入世之前),或形成“中國+東南亞及新興國家(橋樑)+歐美日體系”的世界經貿格局。
不過,“三零”秩序只是經貿秩序,還需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如果國際貨幣體系不改革,特里芬難題依然存在,舊秩序的頑疾無法根除,美國的資產泡沫及債務問題依然突出。
而貨幣體系才是舊秩序問題的根源所在。特朗普的執政政策是建立在財政貨幣化融資基礎上的,特朗普既沒有動力,也沒有權力去改變這一體系。反過來,特朗普大幅度擴張財政,滿足對選民承諾,只會加重債務危機。
舊秩序正在崩塌,新秩序任重道遠,中國當以改革入圍。
基辛格在疫情期間發文:“我們生活在一個新紀元。各國領導人面臨的歷史性挑戰是,在應對危機的同時建設未來。失敗可能會引火燒身。”
參考文獻
【1】世界秩序,基辛格,中信出版社;
【2】用商品生產商品,斯拉法,商務印書館;
【3】金融開放仍有瓶頸,黃奇帆,中國企業家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