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工艺美术大师辈出,特别是明中晚期,由于经济发展,苏杭及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一批杰出的工艺美术家,何朝宗、石叟就是其中的代表。何朝宗主要活动在嘉靖、万历年间,为福建德化窑瓷塑代表人物。
《福建通志・艺术传》称其“善陶瓷像,有僧伽、大士,天下传宝之”。
他特别注重自己作品的艺术性,非成熟的作品,绝不轻易烧制,故传世作品较少,作品以达摩、观音、罗汉等佛教人物居多。
何朝宗的作品,特别强调人物神情的刻画。中国艺术表现山水风光,重在突出境界,而于人物,则强调传神。传神,是艺术家追求的最高境界,也是衡量艺术品成功与否的标志。成功的艺术作品,常常是将人物神态的表现,放置在最重要的位置,并通过种种艺术手法,将其真实、形象地表达出来。
何朝宗的瓷塑作品,也不例外,但他的作品,常常放置在特定的环境中以表观主题。
如《达摩渡海像》中的达摩,被置放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上,达摩明眸深邃,虬髯拳曲,双手合抱胸前,凝视远方。其东渡弘法的抱负与坚忍不拔的决心,在此特定场合,被表现得恰如其分。观音亦然,福建泉州文管会所藏《渡海观音》,身体修长,面相清秀,娴静典雅,足踩莲花,在海浪中漂渡。佛经中观世音佛法无边,能除七难、普度众生的抽象观念,得到了具体的物化表现。何朝宗的佛教人物瓷塑,吸收了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造像的优秀传统,使之具有超尘绝俗之轩昂气宇,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聪明睿智,令常人仰之弥高。
同时,又根据各种神祇的不同特性,从现实生活中加以提炼,大胆创新,增加了平民百姓的审美倾向与要求,和蔼可亲但没有媚俗之感,凛然起敬却不生畏惧之念,神之品相,人之魅力,天国与人间,全部凝聚在座座瓷雕艺术品中,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能够烧造出如此精美的瓷塑作品,除与何朝宗高超的技巧有关外,也与德化窑使用的瓷土与烧制技术密切相关。
首先,德化窑瓷土中氧化硅含量较高,其在高温作用下,常常呈出玻璃品相,胎体细密,透光度好。其次,从釉色上看,别的窖址由于富有较高氧化铁等原料,纯净度相对较低,白瓷或泛黄,或泛青。德化窑使用的胎釉氧化铁含量低,氧化钾含量高,烧造时采用中性气氛,这就克服了白瓷纯净度不够的缺憾,使其釉色更加纯净,光照之下,尤为明亮。
再次,瓷塑家充分掌握了瓷土烧制过程中的收缩作用,利用这种收缩度,使作品立体质感更加突出,如《达摩渡海像》中的衣纹与波浪,在海风吹拂中颇为生动形象德化窖瓷塑质地优异,色泽单纯晶莹,雕塑的艺术美与材料的质地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以纯白为基调,摒弃彩饰,更强化了佛国人物不同凡响的精神境界,使其在有明一代众多品相中,独具风韵。
石叟的作品主要为佛教人物,观音尤多,观音菩萨或头戴兜篷,站立于波涛之上;或自在端详,斜倚于书箱之旁。虽各自形象不同,总体风貌却无二致,均突出其端庄宁静、娴雅可亲的气质。流畅飘动的衣带,自然悠闲的姿态,加之细如毫发的镶嵌银丝,古朴凝重的紫铜质地,更强化了观音菩萨的精神魅力。
石叟作品的成功,源于其特定的时代文化内涵。这一时期,是中国工艺美术的辉煌时期,一大批工艺大师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从而为石叟的创作提供了条件。石叟不仅从南京、苏州等地冶铜大师甘文堂、周文甫、胡文明等人的作品中获得启迪,而且从其他门类中也汲取了养分。
如渡海观音等形象,与德化窖何朝宗等人的作品极为相似。石叟铜造像的艺术成就,与明代高度发达的治铜技术密不可分。在此之前宣德时期所铸铜炉,便是经过多次熔解提炼、剔除了各种杂质后冶炼出来的。其铜质精美,色调柔和多样,表面光泽细润,并以金或鎏银为常用装饰手法之一。
石叟所用铜材,与普通佛教造像使用的青铜、红铜并不一样,它以紫铜为主。这种紫铜,质地精细,润泽发光,显然是经过反复治炼,剔除铜中杂质后所铸。需要说明的是,人们之所以将石叟铜造像与一般青铜佛教造像区别开来加以认识,还在于其文化内涵不同。
一般作品多为供奉之物,其主旨为供奉崇拜,造像的艺术性退居其次,石叟铜造像则不然,对作品艺术性的严格要求超过了供奉崇拜的实用要求。当时乃至以后人们不惜重金购买石叟铜造像,显然是因为作品精美的艺术水平与丰富的文化内涵。
这一倾向不仅反映在文人士大夫阶层(清朝林则徐在给朋友的信札中提及朋友为其购得石叟作品之事),还反映在清代宫廷中,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石叟作品,大多数为清宫旧藏。
后人对石叟作品的大量仿制,更从另一个侧面印证出其作品不同凡响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