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案纪实录29-19:揭秘鹤岗"1·28"案 四个亡命徒武装劫金案始末

何文轩决定,把与田玉山谈话的地点选在自己的办公室。还是有几分气派的,里外套间,宽敞的内室,大桌面的写字台。暗红色的地毯,沙发,以及发散着柔和光线的落地灯。一个普通的老矿工平时是绝无机会到这里来作客的。而田玉山今天就被请到这里来了,接他来的是局长的专车,坐在里面比坐在家里还舒服。轿车沿着街道行驶时,人像坐在飞毯上滑行。他被让到宽大松软的沙发里坐下,沙发拥着他,使他感觉不到全身的份量。接待他的是公安局长何文轩和副局长吕志锟,前者他只在电视屏幕上见过,现在正亲自为他沏茶。吕副局长为他点了一支烟,把烟灰缸轻轻放在他身边的玻璃茶几上。也许刚一坐下,老头儿就感到今晚应该说点什么。

尽管如此,说服工作仍持续了3个小时。老人大智若愚,外表上不闻世事,有些耳背,心里头好好歹歹还是清楚的,并不糊涂,知道什么是死罪,什么人要枪毙。两位局长给他交待的是政策,反复交待政策,苦口婆心。实际上也不是政策,杀了那么多人,手段如此残忍,略微有些良知的人都应该看得清人类社会对此进行惩罚的准则。何局长是想要他知道,包庇是没有用的,包庇只解决一时的问题。这样大的案子没有不破的道理,现在已经明确嫌疑人,只差最后一道。一旦全案破获,包庇者岂不白白承担法律责任?

吕副局长态度矜持些,但每句话都点到要害。他特别指出,田原已经死了,再为他隐瞒什么没有意义。田原在现场上只是受伤,最后打死他的不是保干,而是同伙,为了灭口打死他。所以,仅仅从为儿子报仇这一点上,也应该积极提供线索,帮助警方捉拿凶犯。

两位局长逐渐看出,田玉山是多少知道一点的,这从他迟疑的神情上就可以认定,便加重了言语的份量。田玉山到底挡不住轮番的心理攻势,最后弄得泪流满面,哭诉苦衷:“我的几个儿子没一个省心的。吃我喝我,闹腾我,总惹事!老大,走到哪去了不知道,下落不明!老二不正经干活,说不清哪儿弄点钱开饭铺又赔了,现在连命都搭了进去!老三呢,也是说走就走,连他妈一起拽了走,这家哪还像个家!”

两位局长便谨慎地追问老三田雨的情况。很快得知,田雨平时爱擦胭脂抹粉,扮女人相。平时一天三顿饭都在家吃,唯独1月28日那天,上午出门,晚上8点多钟才回来。正月初一,即1月31日,晚上看了何局长关于南山矿大案的电视讲话,和刚从省城回来没两天的母亲嘀咕了半天,然后两人收拾了一个小包,急匆匆去了哈尔滨。

何文轩和吕志锟知道这情况非同小可。看来孙海波的弟弟孙海滔不是团伙分子,田原的弟弟田雨却嫌疑重大。那丢失假发、男扮女装的1号枪手很可能是田原,现已畏罪逃往外地。两人感谢田玉山提供了他们所要的线索,把他送走,跟着就赶回指挥部,向张昕枫作了汇报。对孙海波妻子张惠如的工作是指挥部尤其关注的。经过几次正面接触,就像有经验的牧人辨认羊群中的头羊,警方很快意识到孙海波是这个假定性的犯罪团伙中的首领。许多活动应该是以他为中心进行的,那么,他的亲属也应该了解更多的情况。

上午,对张惠如的第一次询问是在孙海波家里,下午,就把张惠如传唤到南山分局作第二次询问,已经意味着对她施加更大的压力。家里留个噢噢待哺的孩子,询问告一段落时,张惠如请求回家喂奶,出于人道的考虑,预审员答应了。张惠如刚走,王春林到了,看了看询问笔录,没好气地训斥。“没问出什么东西嘛!人怎么放走了?不论什么情况下半天也要审!这是什么时候?”

张惠如又被传来了,这次抱着孩子。孩子白白胖胖地,挺惹人喜爱。询问时,孩子在她怀里动,有时候哇地哭起来,母亲就忙着哄,弄得询问人员问不下去。

闫自忠一直在审讯室附近转,觉得气氛不对劲儿,就命令把孩子送走,送回他姥姥家去。张惠如的脸立刻白了,问不送走行吗,闫自忠不许,说南山矿死了那么多人,你还包庇你丈夫,你对得起谁?孩子一送走,张惠如像失子魂一样,态度变化了,看得出来,这女人正经受着精神上的巨大折磨。很少有作妻子的能体验她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情。审讯人员已换为南山分局刑警副队长刘仲义,以及陈代军。事情往往是这样,在最紧急的时刻,领导者总是抛开一切考虑直接任用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张昕枫把审讯工作交给了闫自忠和李洪杰,闫自忠把审讯的重点工作交给了王春林,王春林自然委派了刘仲义。

副局长吕志锟对王春林、刘仲义这样的下属同样信任有加,曾对别人谈起过两人的一番评价。他认为王春林有独立思考能力,有自己的想法,实干,干得多,说得少,想好了才说。把事情交给这样人最放心。最怕那种领导说什么是什么的干部,接受任务去了,还老是要回头请示。事情总是具体的,一遇具体问题就向上请示,派出了还有什么用?王春林不是这样,领导交代了大的原则,如何去具体处理就看他了,他总归有办法。他认为刘仲义是好警察,不可多得。他最大的特点是肯钻研,研究案子有瘾,有文化,又好学习,反应快,人机敏,不用这样的人用什么人?

王春林本来就是市局的刑警副队长,由于某种原因,下派到分局做副局长,“1.28”大案后,又被选调到市局任刑警队队长,刘仲义也进市局做了刑警副队长。刑警这种部门,不能不任用实干的人。刘仲义往审讯桌前一坐,提纲挈领地开导了张惠如几句,张惠如就觉得遇到了值得信任的警察。刘仲义生得威武,说出话来言语不俗;能看透人的心思,又为人仗义,眼里不揉沙子,一般人和他打交道,都觉得自己也变得坦诚起来。孩子抱走了,张惠如胸前的奶水还在往外涌,时间一长,浸透了几层衣服,外人也能看出湿了两块。刘仲义掏出手帕,传过去,让她垫好。张惠如不无感激。刘仲义说,孙海波是你爱人,你不愿意出卖他,这可以理解。但是,作人要有是非,明事理。南山矿的事不是小事,不是普通的事,不是你一个人想包能包得住的,死了10个人,其中一个是9岁的孩子,都补了枪。你也有孩子,你就不为这些人的冤魂着想吗?孙海波和他的同伙已经被捕,他做的事只能由他自己承担,谁也替不了他。你不揭发,自然有人揭发,到时候谁也救不了你。你不想想吧,就是孙海波也未必想把你牵连进来,让你承担一个包庇罪。他不是什么事都不告诉你吗?你们还有孩子,即使为孩子着想,你唯一的出路也是和孙海波划清界限。恐怕这也是为孙海波着想吧?

张惠如低着头说:“他确实什么都不和我讲,我确实不知道他犯了罪……”

“你怀疑过吗?”

“…………”

“怀疑过吗?”

“怀疑过……”

“把你的怀疑讲出来。”

张惠如抬起脸,双眼都是泪水:“我实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和你说得很清楚,讲出来,保住你们母子,孙海波不需要你们为他负责任!”

一直在门外的王春林突然走进来,严厉说道:“你男的已经逃脱不了责任,你还要为他包到底吗?你并不想让他犯罪,但他瞒着你在干,在欺骗你,你懂吗?”

张惠如蒙住脸嘤嘤地哭出声来,肩头抽动得很厉害。在场的人都晓得,她已经受不住更多的谴责。

张惠如真不敢想象丈夫是个负重罪在身的杀人抢劫犯。她的生活道路很单纯,8岁到13岁在小学读书,14岁到17岁在中学读书,毕业后跟着父母在工农大棚卖白条鸡,中间干过两年正式工。她和孙海波经人介绍认识,不久结婚,那时候才19岁,从学校里出来没两年。孙海波卖布,就是在市场上用竹竿搭个架子,五颜六色的花布挂上,垂下两米来长,供人挑选。选布的多是些大姑娘小媳妇、工薪族、或者连工薪族也算不上,一块布挑来拣去,下不了决心,买走了还有回来退的。这样一天卖不了多少钱,但总比工人强。结婚后,孙海波就辞了公职,开始做卖布兼营服装买卖。

张惠如长得可不丑,她愿意嫁给孙海波,主要是觉得孙海波不像一般的青年那么浮躁、浅薄。他给她写过信,信上的字迹像隶体,刚健、挺脱,信里内容显得涵蓄。通过交谈,张惠如也隐约感到孙海波将来是个做大事的人,决不会甘于后人。和他在一起,张惠如有安全感,这样,她就把自己的终身托付给他了。海波家住楼房,海波、海滔两兄弟都准备结婚。按理说海波是老大,更有资格留在家里,可是商议之后,他还是把家里的房让给了老二。惠如家住平房,院里还有点空地,惠如家住平房,院里还有点空地,惠如父母同意孙海波在院里盖间自建房,孙海波找了些朋友帮忙盖了起来,做了倒插门的女婿。

婚后夫妻俩感情挺好,就是一直没要孩子,张惠如明白丈夫的心思:他想挣足钱买间像样的房子,把家安顿得像个家,再生儿育女,鹤岗的男人在家里都有副架子,媳妇全听男人的,男人自然也负责支撑全家的场面。孙海波平时话很少,有什么难事、要紧事宁可找朋友商量,也不愿和老婆念叨,张惠如也就不大清楚他在外面的活动。后来晓得他到过一阵摩托车,钱挣得似乎比卖布多,但坚持的时间不长。他有胃病的根儿,有时候疼得在床上翻滚儿,却不去医院看,也不耐烦张惠如催他去医院。一晃过了五年,家境依旧。两人各挣各的钱,没有什么共同积蓄。惠如上街买菜,有时候孙海波掏个三十、五十给她拿着。家里添了一台东华牌21吋彩电、一只高压锅,其余一切如结婚时一样。惠如是个贤惠的,从来不羡慕那些傍大款的女人,也从来没表示过想戴金戒指。可是他们终于还是有了孩子。

孙海波钱最多的时候是在1993年。那年3月份,有一天他问她:“这回我出门,你去不去?你不是想出去玩吗?我这回带你去,你去不去?”

张惠如没出过远门,见丈夫惦记她自然很高兴,说:“没钱咋出去?”

孙海波说有钱。张惠如又问他出去干什么,他说做买卖,顺便带她玩玩。后来才知道,同去的还有田原。这使她稍有感到不便,但也很知足,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丈夫还愿意带她走,说明他是真心实意想让她有旅游的机会。结婚时,她想旅游一趟都没成行。田原很听海波的,叫她嫂子,对她也很尊重。她妈给了她4800元钱,很乐意女婿带女儿出去开开眼。他们从坐车到哈尔滨,然后直奔北京,再去上海、杭州、苏州,都是中国人最该去到的地方。每到一地。她和海波开一个房间,田原与外人同住,她很感激田原。孙海波和田原不分彼此,一路钱都是一块花。 丈夫和田原出去办事的时候,就把她留在旅馆里。孙海波带了多少钱,她不知道。在北京,有天早上她醒来,看见他枕头底下压着个黑布缝的口袋,敞着一点口,里面放的都是一百元一张的新钱,坚着排,有五捆,就有些疑惑。等他醒来,她问他哪来的那么多钱,孙海波说做买卖挣的,她问他做什么买卖挣这么多钱,他说倒股票。张惠如不放心,追问他这钱到底是哪来的,孙海波脸就沉了下来,不高兴地说,你别问了,问那么多干啥?她就没敢再问下去。

一路上,他们没花多少钱。在上海,他给她买了一只12克重的金戒指,一块带日历的钻石牌坤表。那年10月份,他去哈尔滨办事,一个人。她也想去玩玩,他就带她去了。坐晚车离开鹤岗,次日早上到省城。在一家旅店里休息了一会儿。他就出去,没让她跟着。她一直在房间等着,到下午2点多钟,他回来了,带她到街上吃点东西,逛了逛商场,当晚就坐车回了鹤岗。这是两人第二次一起出门。再以后,她怀孕了,再没跟他出去过。到生孩子的时候,她觉得孙海波的钱又不够花了,虽然这段时间家里开销并不铺张。海波很喜欢儿子,只要他在家,喂奶、洗尿布这些事情样样都干。孙海波很少在她面前谈钱,挣钱是他自己的事,张惠如多少有点为他担心,担心他的钱来路不正,但现在赚大钱的有几个来路正当?也就没太往心里去。她想不到的是丈夫有参与杀人抢劫大案的嫌疑。

南山矿案子发生的前一天,1月27日,孙海波是上午10点走的,晚上9点多回家,没看出什么不正常的地方。1月28日,事实上他是上午10点多钟从家里出去,晚上9点多钟回来。进门后,她看见他脸色特别白,就问:“你怎么了?”“胃疼。”孙海波答了一句,就脱衣服,上炕朝里睡了,睡得不安稳,第二天早上10点钟才起床。起床后吃完饭就出去,下午3点钟回来。后来南山矿的一事就嚷嚷动了,电视里放了何局长讲话。看电视的时候,孙海波问张惠如:“媳妇,你要是知道谁干的这事,你去举报不?”张惠如说:“我去,这五万块钱来得容易。”他说:“你就不怕别人报复你?”她说:“不怕。”孙海波就笑了。过后嘱咐她,以后不管谁叫门,都别给开。问起1月28日那天他在哪儿,就说一天都在家,或者说记不清楚。

张惠如就有些怀疑,问:“这案子不是你干的吧?”孙海波又笑,说:“你看我像干这么大的事人吗?”“那你干什么叫我说你那天在家?”“避嫌疑嘛,要不他们公安局的调查起来没个完。”

节后一些天,他每天都是上午10钟出门,11点多钟回家,下午再不出去。只有初八那天,闫文宇来家找他。孙海波把她支去小屋,自己和闫文宇在大屋里说话,说什么她听不见,因为门关着。到下午2点多钟,闫文宇才走。最让她牵肝挂肚的,是有一天晚上,电视里放完何局长讲话,他抱着六个月的孩子呜呜直哭,哭过了对孩子说:“爸爸对不起你……到现在没给你弄个房子,还住姥姥家……你将来要对得起你妈……” 从那以后天天亲孩子。还对张惠如讲:“我的事你别问,以后对你不好。”前几天,她收到打给孙海波由她代转的电报,都打到她原单位,单位同事给送来了。每次孙海波都在家,直接拿到手里进屋,张惠如不知道里面的内容。从便衣警察冲进门按住丈夫的那一刻起,张惠如就明白他一定是犯事了。只希望这事不要和南山矿的案子有关。但丈夫被抓走后警察问的恰恰是1月28日他的行迹。她本能地说了谎话,寄希望于他们抓错了。警察抓错人的事并不是没有,何况她怎么也不相信孙海波这样温和寡语的人能干出杀人越货的事。假如这事真是他干的,她也做不出从他嘴里提供证据把丈夫送上刑场的事。她觉得自己的生命是和丈夫的生命联在一起的,他还是孩子的父亲。

第一次接受询问,她尚抱有侥幸心里,第二次,特别是第三次被询问,随着民警愈来愈肯定的语气,她逐渐接受了现实,就像一个绝症患者逐渐接受了病情诊断一样。她开始意识到,与自己朝夕相处的丈夫有着可怕的另一面,是自己从未看见过的。月亮每天晚上都向人们展示它的容颜,但永远有隐蔽的一面不为常人所知。当民警把吃奶的孩子从她怀里抱走,特别是刘仲义又一番陈明利害关系以后,她感到有一种力量正一点点把她、她丈夫和孩子剥离开来。实际上孙海波早就作好了这种准备,不管他从什么时候开始作案,从一开始他就把一切对她隐埋得不露缝隙,即使她有所察觉,他也明言不要她过问自己的事。现在想起来,无非是免得她今日受牵连。她处在目前的情境下,丈夫会要求或同意她怎样做呢?

刘仲义警告她:“把你知道的全部情况都说出来。隐瞒是没有用的。孙海波犯了罪,不会因为你不说就逃脱惩罚;如果他没有犯罪,也不会因为你说出实际情况就受冤枉!”她最害怕的是自己因包庇罪入监,扔下可怜的孩子没人照料。夜里11点钟,她终于开口了。她仍然寄托希望,希望案子不是丈夫他们干的。在说出实情的同时,她提出一些问题,为丈夫辩解。王春林、刘仲义、陈代军等在询问现场的人则促使她反思,从中分析事情的前后脉络。询问结束时,张惠如叹了口气说:“我想南山矿的案子大概是他们干的,但作为妻子,我还是不愿意相信有他。”

闫自忠拿到张惠如的询问笔录,松了一口气。此时已是半夜12多钟。凭着这份笔录,就证明指挥部的决策是正确的。指挥部再次召开会议,研究下一步工作方案,会场上的紧张空气已有所冲淡。所有发言的人都同意,根据张惠如、田玉山的供词,可以认为:1.1月28日孙海波具备作案时间。2.孙海波抱孩子哭暴露了畏罪心理。3.闫文宇初八那天找个孙海波,他百般否认与孙海波的密切关系是不正常的。4.田雨参与作案嫌疑重大,孙海波接到的电报可能是他逃往外地后打来的。5.1993年初,孙海波、田雨的经济状况可疑,他们可能在那段时间做过其它案子。关于最后一点,吕志锟和王春林都提出,1992年大陆矿发生的“12.4”工资款被抢劫案件有并案的可能。五捆崭新的百元钞票,很像是当年刚从银行取出来的现金。

“抢了多少钱?”

“18万。”

这样大的案子当时竟然没有破获。市局档案室里保存着这笔巨款被抢的文字证明:

关于大陆矿开拓区1992年12月4日支出工资款的证明:大陆矿财务科于1992年12月4日由银行领回全矿工人工资款。开拓区于4日下午13时许支回工资款188,016.40元,在回单位途中被抢劫。对证证明。大陆矿财务科(章)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五日

开拓区是大陆矿的一个下属单位,工资款由矿财务科支出。那天中午,开拓区会计郭志洪到矿财务科询问,得知当日开支,就把名章放在办公室排队,自己回单位取兜子。 他在本单位拿到装钱的黄帆布包,又叫了人事干部杨忠平、工会干部李光、万福明一起去。在财务科,他们把18余万元工资款放进口袋,由万福明顶在脑袋上往回走,其余三个人相跟着。黄帆布包形状如大书包,没有背带。放在今天,这种情况在全国各地都不会发生了,四个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有枪,就这么在摇大摆地顶着钱在路上走。可是在1992年,人们还意识不到多大的危险性、这段路不长,何况过去一直是这么做的,没用过车。在市局现场勘查笔录上注明:

现场位于大陆矿办公楼通往开拓区的院内通道上。矿办公楼北侧170米处为煤质科院内,此北侧60米处为开拓区办公楼,煤质科西侧25米处为选煤车间,选煤车间与北侧筛选车间相夹的胡同宽2.5米,长6米。此西侧400米(目测)处为矿区铁路线,路基高9.5米。路基西坡上有从上向下的划拖痕,坡底有一米色兜子。矿铁线西侧为国铁家属房,家属房西侧100米处为国铁大陆站。

就是说,由矿财务科到开拓区办公楼只有230米,取钱人走到四分之三路程时遇到抢劫。这段路上到处都是房子,随时会有人经过。在煤质科大院的围墙和铁栅门前,几个人听见有人喊:“站住--把钱放下!”顶钱的万福明“以为有人开玩笑”,还继续往前走。对方又喊了一遍,警告说:“不放下就开枪了!”万福明站下,转身去看,看见一个戴红色头盔的男人和另一个小个子男人站在不远处,一人手中握一把双筒猎枪,正冲着他。万福明吓了一跳,紧接着听见对方有人说:“不放下就搂他!”这回万福明完全明白了,赶快把头顶上的帆布包放在地上。他的三个同伴也都站住不动。“上门里头!把身子转过去!”四个人听从了他们的命令,俄而,身后“呯”地一声枪响,几个人回头一看,对方人没了,黄帆布袋也没了。没有人不感到责任重大,他们立刻采取措施。杨忠平跑进煤质科往矿保卫科打电话,李光直接奔往保卫科,万福明回开拓区办公楼喊人,郭志洪则顺着煤仓追。

郭志洪追到绞车房前,一想,两手空空不行,就进了一户人家拿了一把菜刀出来,继续往大道上赶,在大道上,他看见路边有一伙挖地沟的工人,就问他们刚才是否见到有拿枪的,往哪边跑了。工人们说往北跑了,他又往北追。追了一会儿,没见到人,转脸往西看,见远远国铁道上有个戴红头盔的正往北跑,郭志洪急奔那个方向去。在国铁道上,他看见戴红头盔的和一个穿黑呢子上衣的人背着钱袋,就喊把钱放下。对方没有放下钱,他自己倒觉得势单力薄,无法对付,就索性离开那里,奔了公安局南山分局。在南山分局找到两个警察,穿过住宅区,回到国铁道上。当然,这时那几个人不见了。

回开拓区的万福明在办公楼找到两个帮手,一起返回来,回来时看见抢钱的3个人正往大陆矿火车站票房子方向跑,距离200多米。那3个人开始蹲下分钱,他就喊:“他们分钱了!”跟着往前追。追到那个地方,万福明在地上捡起10元一张的一捆票子,就举了钱招呼人看,他又奔到停在铁道上的一组火车皮的尽道处,再未看到人影。分局和矿保卫科的人都赶到了,在第十二中学门前堵卡,堵了半天没堵到什么。在铁道路基下发现了罪犯扔下的黄色帆布包,以及一些零散的现金。包括一捆10元票,现金共捡到13140.30元。帆布包和现金都于当日返还给开拓区。被抢的是开拓区职工11月份的工资款。至今那个月的工资只补发了一半。

根据目击者的口述,确定罪犯为三名:1.男性,30岁左右,身高1.75米左右,较胖,头戴红色头盔,上身穿筒式黑色皮夹克,持一支锯了把的立管短猎枪。2.男性,20岁左右,身高1.70米左右,身材较瘦,头发较长,头戴“一把撸”帽子,穿黑色半截呢大衣,持一支立管双筒锯了把的短猎枪。3.男性,20岁左右,身高1.68米左右,身材较瘦,长头发,上身穿浅色夹克衫。

此案属于特大案件,当时在鹤岗引起很大震动,同样成立了以何局长为首的破案指挥部,指挥部设在大路矿,发了公告,号召广大市民“把你知道的可疑的人,具备锯了把的立管双筒短猎枪的人,以及流窜在社会面上的刀、枪、炮团伙分子,或有作此案迹象的人”举报给公安机关。悬赏一万元,对直接间接以各种形式,包括用电话、信件向公安机关提供线索破获案件的也予以奖励。同样采取了大排查的方式,重点在猎枪,着装、钱和三人结伙等条件上调查。猎枪没少收。侦查过程持续了两个多月,终于不了了之。

1992年12月4日离1993年3月孙海波带张惠如和田原外出只3个月,刚好隔过了追查的风头。而“12.4”案犯的体貌特征也与孙海波等人相似,这样,孙海波等人为犯罪团伙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大了。如果高成国案件和小金鹤案件同为孙海波等人所为,那么到大陆矿抢劫案他们已由两人结伙发展到3人团伙,符合犯罪团伙的发展规律。那时田雨可能还没有入伙,加入进来的一人应该是闫文宇。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如何利用获得的线索,拿下孙、闫两人的口供,进而起获证据。

“一定要在早上5点以前拿下口供,”张昕枫陷在椅子里,不带感情地吩咐:“把孙撂下,放两个人看着,先不审。他是主犯,内向,城府深些,不会轻易投降。集中力量审闫自宇。闫年青些,见过的场面也少,我看他多少有点顾此失彼,说什么在火车站认识个女人,偷了三千块钱等等,虽然是临时扯谎、避重就轻,也说明能漏出点东西。孙问十句答一句,就不好办。桃子总要拣软的捏,要从闫下手。张惠如说他初八去找个孙海波,只要他否认,就是矛盾,就是突破口。”

当场议决,由李洪杰带领王闻光、金龙西、孟翔云等对闫文宇发起最后一轮审讯,在此之前,已经审讯了7轮。闫自忠依然像场外指导一样监视着审讯过程。此时午夜已过。

——预知后事如何,请看《大案纪实录29-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