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重大意义与精神研究

10月24日,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华东理工大学)基地承办的“中国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重大意义与精神研究——2020年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在华东理工大学召开。


  “中国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重大意义与精神研究——2020年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会议现场 本网记者 查建国/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具有的实践意义

  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李涛、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王炳林教授分别致辞。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陈俊傲主持开幕式。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永贵作了“以科学思维引领后小康时代美好生活建设”的主旨报告。《文汇报》理论部主任杨逸淇主持主旨报告。

  李涛表示,贫困问题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我国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为人类的减贫工作贡献了中国智慧。按照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华东理工大学从2012年开始定点帮扶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区域。专家学者共同研讨“中国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重大意义与精神研究”这一宏大的课题,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也是高标准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期待各位专家学者为学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和发展献计献策。

  王炳林认为,理解新发展阶段既要立足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又要展望未来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其中未来的现代化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大规模人口摆脱贫困之后实现的现代化;二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三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四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五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在上述五个现代化维度中才能更好理解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的实践意义和世界意义。

  王永贵提出,扶贫工作是一项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事业,应当从治国理政战略高度理解扶贫事业的意义。面对后小康社会有可能出现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只有运用科学思维才能加以化解。一是要运用系统性思维,即树立系统性思维,突破瓶颈问题;二是要以辩证思维破解后小康时代人民美好生活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包括发展和安全(危和机)、长和短(常和变)、快和慢(当前和长远)等问题;三是要善用创新思维抓住后小康时代发展的契机;四是要养成法治思维筑牢后小康时代的根基;五是要用底线思维来防范后小康时代美好生活建设的风险因素。

  

探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美好生活的路径

  华南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解丽霞,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同济大学国信评估院院长郭强,东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王治东,上海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金瑶梅,上海政法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徐俊峰分别就“新时代脱贫攻坚的中国经验”“后小康时代走向美好生活的路径与标准”“关于美好生活的研究大有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视域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探析”“马克思反贫困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作主题发言。《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常务副主编曹泳鑫研究员作点评。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原调研员李明灿主持第一阶段的主题发言。

  新时代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减贫道路和发展道路,并形成中国特色的减贫方案和减贫经验,解丽霞阐述了五个方面经验:第一,实现了从分配公平到生产帮扶的脱贫攻坚经验;第二,走过了一条从全面扶贫到精准脱贫的路子;第三,实现从生产帮扶到消费扶贫的扶贫路径转变;第四,走出了如何从摆脱贫困到实现小康的经验;第五,要总结从物质富足到精神文明富足的经验。

  郭强表示,后小康时代不仅要使富裕的主体覆盖全体人民,富裕的内容也要涵盖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后小康时代人们迈向美好生活路径的实现,可通过实践开展美好社区建设示范探索,以提升中国人的文明程度,进而引领美丽中国和美丽世界的发展。

  王治东提出了未来关于美好生活的研究应着眼以下问题:一是美好生活的实现应当继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稳致远的根本所在;二是美好生活的主题既要具有历史继承性,又要坚持现实科学性,更要兼具未来凝聚性;三是美好生活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议题,同时也要符合两个百年目标和社会主要矛盾的实践逻辑;四是美好生活的实现需要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

  应当从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把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内涵。金瑶梅认为,“全面”讲的是各方协调,“小康”则是国人从物质小康到精神小康需求的历史性变化,其中生态环境构成精神小康重要一环。建设美丽中国,还面临着各种挑战,应当采取系列措施应对挑战,通过树立生态新理念、实现绿色发展方式、以及规范生态文明制度协同发力进而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徐俊峰认为,首先,贫困话题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具有决定性因素:物质和精神维度构成贫困内容,不同制度条件是影响贫困的发生因素,共产主义社会中才能消除相对贫困。其次,结合后小康时代思考反贫困理论,我们应当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农村和城市的贫困问题、物质贫困与精神贫困的关系、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这几对关系,这是马克思反贫困思想所体现的当代价值。

  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将为世界减贫提供中国方案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东辉,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远新,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陈红娟,西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金建萍,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邱卫东分别就“费希特的贫困问题研究”“中国贫困治理的巨大成就及重大意义”“比较视域下中国解决绝对贫困的经验探究”“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实效”“走向美好生活时代的物化困境及破解之道”作主题发言。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孙力作点评。《上海宣传通讯》编辑部主任吕东卉主持第二阶段的主题发言。

  张东辉表示,首先,应当关注费希特解决贫困问题的思路对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价值;其次,费希特解决贫困问题的思路给我们当今解决贫困问题提供了路径,即以系统思维思考贫困问题。

  从成就和意义两个层面总结中国的贫困治理。张远新认为,首先,中国贫困治理在以下方面取得成就:一是农村贫困人口减少意味着中国即将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二是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大幅提高;三是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明显得到改善;四是中国的减贫方案和成就为世界减贫作出贡献。其次,中国贫困治理的意义体现为: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和社会的安定团结、推动全球减贫事业的发展。

  反贫困作为一个世界性难题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国家的普遍关注。陈红娟表示,就中美在解决贫困问题的不同而言,中国对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内嵌于制度的正义,而美国无论是学者还是政府层面对这一问题存在一定分歧。其次,制度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发挥正义需要政府主导、市场配置以及社会全面参与。最后,解决绝对贫困的效益指向应当长效化和内生化,因而激发群众自身的能量和创造力,使得外向型扶贫向内生型扶贫转变。

  结合西北实效性的案例呈现来总结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实效和经验。金建萍提出,从厦门和宁夏自2010年开始的协作扶贫实践中得出:实效一是做大特色产业,携手勠力促增收;实效二是做好产业承接,精准发力奔小康;实效三是做强电商产业,赋能助力开新路。就东西部扶贫协作的经验而言,可归结为谋划长远的扶贫协作战略、营造全新的扶贫协作环境和要深化夯实扶贫协作举措。

  邱卫东认为,首先,基于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库的数据分析,能够看到收入水平和受教育水平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在收入水平较高的人身上也会存在焦虑现象的结果使我们重新审视了究竟何为美好生活。其次,现实美好生活仍然遭遇资本所带来的物化困境,尤其是在世界市场经济的背景之下,探索出一条克服资本悖论,追求经济增益,实现广大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路径显得十分必要。最后,这种克服应当以充分利用资本为前提,进而引导资本或者市场来为人民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在矛盾世界中找到平衡点去化解由资本所带来的矛盾悖论。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汪斌锋主持自由交流发言。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宜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范松仁表示,从现在到建党一百年这段时间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当在四个方面加以继续推进:一是要在根子上想办法,以思想文化建设来引领脱贫致富;二是生产力发展是解决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关键因素;三是要持续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四是应当思考巩固脱贫成果的长效性。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杜仕菊作会议总结发言时表示,第一,到2020年底,我国将完成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确保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的目标。今后还要继续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就是要继续解决人民的发展权问题。第二,从解决贫困问题的主体力量看,多元主体的作用得到发挥。我们依靠党的领导,依靠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发展的角度看,除了上述优势以外,如何依靠社会力量,以及激发人民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落后地区人民的积极性来发展自己,是有待更进一步深入研究的重要课题。

原标题:中国历史性地解决绝对贫困问题的重大意义与精神研究——2020年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在华东理工大学召开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查建国 夏立 陈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