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摘 要
FIPS-Africa是非洲绿色革命联盟（AGRA）的受让人，是一个非盈利组织，在2006年筹集了3.3亿美元，这部分基金来自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由前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作为董事会主席, AGRA寻求帮助数以百万计的非洲农民和他们的家庭实现粮食安全、摆脱贫困。 安南、AGRA主席Nmanga Ngongi和他的农业专家团队所面临的挑战是令人望而生畏的。在包括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47个国家中，一半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中每天消费低于1美元，三分之一的人口营养不良，在过去的15年，非洲是世界上的唯一的粮食安全下降、贫困增加的地区。然而，这些挑战也提供了创新的机会。尽管提高产量和降低农民的风险对于确保食品安全是至关重要的，长期的繁荣产生盈余，可以卖到竞争性市场。以前改善非洲农民生计的努力集中在一个狭窄的地理区域或在农业价值链方面提高农业投入，对农民自己而言没有与农业投入相联系或者没有将农民粮食产量增加与可行性市场联系起来。相比之下，AGRA为整个非洲大陆工作，采用综合方法全面顾及价值链，从而对这些国家产生直接影响，并鼓励农民积极参与整个过程。 从一开始，AGRA的领导者就认识到处理大量的资源是远远不够的。然而他们相信在地方和国家层面成功的干预措施将会动员其他行动者和更多的资源贯穿整个大陆。AGRA如何充分利用其资源，以激励政府和公共商品的投资像科学训练和作物研究，同时通过加工增值和分发成品，也促进私人市场提供农业投入，提高农业产出。
二、背 景
1. 绿色革命
不断上涨的石油价格和化肥价格，粮食作物生物燃料的转移，以及一系列的混杂因素聚合，在2008年不断飙升的食品价格波及全球引发骚乱，被国际媒体称为全球粮食危机。没有任何地方的形势比撒哈拉以南非洲（SSA）更为紧迫，仅在过去的五年里这里的营养不良儿童的比例增加了12%。世界银行（World Bank）估计粮食危机将拖累额外的1亿非洲人陷入贫困。究竟是怎么了？
AGRA高管追溯到这个故事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在墨西哥的美国农学家Norman Borlaug。在洛克菲勒资金的帮助下，Borlaug和他的团队培育的小麦新品种在合适的生长条件下产量显着增加。在15年内，墨西哥从进口一半小麦转变称为小麦净出口国。到20世纪60年代初，在印度和亚洲大部分地区人口增长的速度快于粮食生产速度，专家预测会发生大规模饥荒。然而，在10年期间农业产量激增被普遍认为是近乎奇迹的事件，后来被称为“绿色革命”。利用国际捐助者，Borlaug的团队的工作，以及一个新兴网络的作物研究中心、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和其他几个国家迅速改变他们的农业系统。在几年之内, 以保利栽培作物轮作、物质输入、低和适度的产量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系统让位于现代系统,使用现代系统的农场通过使用改进的种子品种，高投入的肥料和杀虫剂,和灌溉进行密集的单一栽培使农业生产率提高。
结果是戏剧性的：在南亚和东亚地区营养不良人口从1960年的41%下降到2000年的16%，在20世纪60年代和21世纪早期,世界粮食价格下跌了大约70%,大部分穷人受益，因为他们把收入的很高比例花在了食品上。反思绿色革命成功的关键，Borlaug1970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得出的结论是,新的种子品种已经成为提高产量的催化剂和肥料燃料。
2. 非洲绿色革命的挑战
(1) 主要粮食作物供应不足
撒哈拉以南非洲（SSA）有十大主要作物——香蕉，豆，豇豆，花生，玉米，小米，大米，高粱，红薯。在肯尼亚就有六个不同的玉米种植地区，这些种子常常在一个地区生长良好却在另一个地方生长困难。同时在国家和国际水平的撒哈拉以南非洲（SSA）作物研究资金不足，不符合不同大陆的不同农民的需求。此外，跨国公司没有看到充足的市场来确保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生态农业中特定的作物的成本研究和开发。
(2) 人口增长快而粮食产量停滞不前
从1961年到200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人口增加了3倍, 增加的粮食需求导致更多的集约农业时间，越来越多的农民需要养活导致不再让土地休耕。当谷物产量在其他发展中国家飙升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却停滞不前。到2008年，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粮食产量是全球平均总产量的四分之一。
(3) 土壤、肥料和灌溉落后
非洲的土壤是世界上最古老、最酸性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耕种的土地有四分之三被认为是退化的。非洲农民施用的化肥量远远落后于世界其它地区，以每公顷8公斤的施肥量低于每公顷93公斤的全球平均施肥量。（见图7）结合集约农业和不补充土壤创造了一种名为“营养挖掘”的现象，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失去了大约800万吨的土壤养分，每年损失的土壤养分的价值超过40亿美元。土壤贫瘠和暴露于干旱使灌溉变得尤为重要——农民不愿意投资于肥料，除非他们可以依靠有水灌溉的庄稼——相比亚洲40%的水浇地而言，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这一比例只有4%。
(4) 森林采伐率高
虽然从1961到200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年度谷物产量增长了一倍以上，但是90%的涨幅是归因于的耕地增加而不是产量的提高。扩展和更密集的土地用于农业和畜牧业给自然环境施加了压力：这一时期的非洲的森林砍伐率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曾经用作耕地的土地因迅速的沙漠化进程变得无法居住。
(5) 基础设施差
基础设施的缺乏是阻碍非洲经济发展的持续性障碍。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比21世纪的非洲有更多的人均道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道路不足孤立了农民与市场并且增加了交通成本和输入价格。
(6) 农业投资不足
到2003年，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各国政府对农业的支出只占预算的4%,尽管它是70%人口的主要经济活动。这种投资不足是政府不予重视的部分症状，但它也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政策结构性调整的副产品，导致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国家和国际对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农业支持急剧下降。
(7) 国内冲突和政治不稳定
冲突和不稳定使平民流离失所,耗尽了政府资源,破坏贸易,产生周期性的暴力和报复。从20世纪70年代到21世纪初，民事冲突已经在世界各地有所下降，除了非洲，在非洲仅在1989年和2000年间民事冲突数量就翻了一倍。相互连接的国家利益往往意味着内部冲突升级为区域的。最明显的例子是被称为非洲的世界大战的战争，牵连到刚果民主共和国和它的七个邻国，从1998年到2003年超过500万人丧生，大部分是平民。
(8) 扭曲的市场
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各国政府历来高度参与与农业有关区域经济的管理。遗留下来的社会主义的国家如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政府仍然认为自己是满足农民对种子需求的解决途径。大型国有或半国营的种子公司管理无效的种子生产和分配集中仓库的程序，经常远离大多数农民的居所。发达国家的补贴和农业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也使非洲在出口中缺乏竞争力,导致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救援机构从美国和欧洲运来大部分的粮食。
(9) 气候变化
全球变暖减少了水的可靠性、缩短了生长季节、加速了土壤侵蚀，加速了土壤浸蚀。人们普遍预测，在未来50年气候变化将显著减少全球农业产量和增加饥饿者。撒哈拉以南非洲（SSA）被预计为受气候变化影响最大的地区，其温度的升高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
三、项 目 实 施
1. 非洲种子系统计划（PASS）
为了实现其让农民采用改良后的种子品种的目标，非洲种子系统计划（PASS）开发了一个双管齐下的办法：（1）利用公共投资培训和研究开发新的种子品种；（2）根据当地的水平刺激私人市场分配种子给农民。
最初集中在13个国家，这些国家的政府统一采取这种方法，截至2007年，PASS为每一个国家建立了四个计划和雄心勃勃的目标：
非洲作物改良教育(EACI)试图通过增强当地大学的能力并且为170名硕士和80名博士赞助奖学金以培养新一代的作物育种者——在数量上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有50%以上的育种者在没有EACI资金的情况下接受训练；
改进和采用非洲作物的基金(FIAAC)为10种主要作物培育1000种新品种提供资金，每三年大约会提供15万美元来补充国家研究经费；
非洲种子生产(SEPA) 建立管理能力和引导资本投资，所以40个当地私人种子公司改良的种子的产量从每年100~500公吨增加至每年1500~2000公吨；
农作物交易发展项目（ADP）提供培训和获得资本来建立9000个村级农产品交易所作为种子、肥料和当地农民获取知识的途径。
2. 发展计划的挑战
(1) 非洲作物改良教育（EACI）的挑战
Philip Leley几个星期以前提交了他的研究建议即非洲种子系统计划（PASS）下的改进和采用非洲作物的基金(FIAAC)计划，Leley的研究在肯尼亚的半湿润和中期过渡地区，致力于培育耐旱玉米品种来抵抗致命的玉米条纹病毒，他建议使用一种叫做“参与式农村评估”的技术，从事开发新品种的农民通过焦点小组提供反馈。然而，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政策的结构性调整使政府削减农业研究已经对撒哈拉以南非洲（SSA）的国家机构造成影响，包括在肯尼亚的KARI。
除了在其他的KARI中心与玉米研究院合作，Leley管理一个研究团队，这个团队包括其他三个有抱负的植物育种者并且渴望跟随他的脚步。培训和研究的资金不仅仅是Leley和他的团队面临的障碍，也是整个大陆很多人面临的阻碍。没有足够的资金让教授或学生参与科学会议。简而言之, 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大部分的科学家正在和科学界的新技术和进行中的辩论逐渐隔绝。
(2) 改进和采用非洲作物的基金(FIAAC)的挑战
Reuben Otsyula 的目标是培育一种早熟、抗病、高产量、能够吸引当地市场和农民的消费的豆类。Otsyula相信他已经培育出一种满足所有这些标准的豆类（见图15）。但是培育一种高绩效的品种只是开始，挑战出现，首先在引导种子通过审批流程，起初由肯尼亚植物卫生检查服务(KEPHIS)进行检查, 然后再进行繁殖和传播。审批程序需要三个阶段: 育种、测试和分析。每个阶段花了三年时间,但KEPHIS允许这些阶段同时发生,这样可以使整个过程可能在五年或六年内完成。为了被批准，一个新的品种不得不证明至少在一个关键领域显示出可以衡量的改良（例如：抗旱或防害虫，更高的产量）。FIAAC的一项为期三年的资助总计164000美元能够使Otsyula和他的团队完成正在进行中的研究，该研究的目的在于向国家的性能试验提交5个品种并且使其中两个或三个最终进入市场。
(3) 非洲种子生产(SEPA) 的挑战
种子公司使用增殖种子，他们通过扩张（例如增加多个生长季节）来培育足够的种子卖给成千上万的农民。除了开发新的种子品种本身的挑战或收购新的种子品种的权利，这个过程的主要障碍是获得资本和管理能力来监督日益复杂的操作。AGRA已经决定这些补贴需要用来加速当地可行的私人种子行业的出现并且通过创造巨大的社会效益来合理化。为了减轻对私人暴利的担心，授予了一次性的基础结构化,这样资金的释放会被严格的指标相挂钩，局限于特定的诸如业务培训、营销和推广的目的。
种子膨胀和分销过程开始了当DSL签订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来从KARI获得一种一新的种子品种。通常情况下,研究所提供了初始增殖种子或最小的前期成本。DSL然后通过合同的方式让农民种植原种并扩大规模。不同于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们的收获并加工成颗粒，农民按照预先确定的价格卖回给DSL并作为被认证的种子在下一个种植期种植，这个过程在实践中更难。一方面,由KEPHIS开发和批准的长周期种子增加了DSL的营运资本。在此期间维持本身，DSL从当地银行寻求融资，但它缺乏固定资产抵押,被一再拒绝。DSL也遇到了当地粮食市场价格波动, 农民种植的时候同意以固定价格售回自己的种子但是在收获的时候如果市场价格较高的话农民常常违约，对DSL而言遇到干旱时保护种子特别具有挑战性, 作为国际非政府组织用现金来缓解高价购买种子带来的灾难。在这段时期内，DSL自身通过对非政府组织出售粮食而面临着快速获利的诱惑，而不是构建其种子业务,从长远发展的战略是在将来提供更可靠的回报。
(4) 农作物交易发展项目(ADP) 的挑战
AGRA的领导人把农产品交易视为供应链的一个关键环节连接着农民改良种子、肥料和其他农业投入。AGRA的官员相信公共和私人部门公共和私人团体沿着价值链是一致从长期利益出发来出售高质量的种子。
ADP的战略是根据马拉维农业投入的代金券制度取得显著成功后制定的。在2005年和2008年间，农民获得了凭证并且在他们选择的位置允许兑现它们。几乎一夜之间,一个个私人的农产品交易在村级出现了——经常基于相同的商店并且卖杂货多年—使农民的平均距离少于5公里。6000万美元的补贴项目使粮食生产价值增殖超过2.2亿美元，并且在两年内马拉维从饥饿的边缘变成一个粮食净出口国。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基于公民网络外交事务通过ADP被授予赠款来开展农产品交易认证并且在肯尼亚、马拉维、马里、和坦桑尼亚培训项目。Agmark是隶属于CNFA的当地非政府组织，在肯尼亚运营项目, 在管理营运资金和库存股票、预测成本、销售和营销方面提供基本的业务培训。Agmark也管理一个国家农产品交易的认证程序。完成了持续多日的培训的那些公司可以向客户宣传他们的凭证并且通过一个价值5000万美元的设施获得AGRA、国际农业发展基金和肯尼亚农业部共同建立的价值500万美元的资金担保以此从肯尼亚股权银行获得融资。通过一个代金券制度,农产品交易者和小农要么通过注册协会被组织起来要么与像DSL一样的公司通过合同安排并以此获得10%的利息，远低于当地放债者收取的利率。
四、经 验 与 启 示
1. 拓展资金来源以增强独立性
AGRA的领导人感觉到需要证明的AGRA第一轮投资的有效性，争取更多的资金支持他们计划实施的新项目，AGRA应该确定其他的资金来源。就其本身而言，AGRA正在为下一步的独立需要做准备，正在成为双边和多边机构并且这些机构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重新燃起对农业发展的兴趣。
2. 坚持整合公共产品投资和私人市场的战略
正如AGRA尝试的那样去设计一种整合的战略来混合公共产品投资支持私人市场，对诸如这样的方法在非洲和其他地方有越来越多的认可。鉴于捐助国紧迫的经济需求，目前尚不清楚意识形态如何转向更大的公共参与市场，会影响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SA）农业方面增加的短期投资的短期前景。尽管经济和政治波动,AGRA继续积极开发和执行其策略。
注：本文摘选自“南南合作减贫案例库”。（http://south.iprcc.org/#/casestudies/caseDetailsid=377&fid=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