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衷于曲解式繁琐考证，忽视逻辑的理性思考，让前人错误的观点牵着鼻子走
历来一直存在有研究者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这也是其他古代文献研究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比如把“生生之厚”（第五十章）与“求生之厚”（第七十五章）混为一谈并进行繁琐考证，比如把“敝则新”（第二十二章）与“能蔽不新成”（第十五章）搞到一起，非让它们表达一个意思。特别有研究者将“信不足焉，有不信焉”（第十七章）断句为“信不足，焉有不信”，又将“焉”释为“于是”，多角度违背古汉语语法。在帛书本《道德经》问世后，本来可以对王弼等本的第十八章拨乱反正，但直到郭店楚竹书问世，研究者们也对“案（安）”字视而不见，将本来荒谬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奉为辩证思想。其实研究古籍，在训诂过程中，更要注意逻辑思维，避免出现后人人为的让古人胡说。
在解读《道德经》编著本书的后期阶段，我开始参考其他人的解读。在这个过程中，发现有不少人因循前人错误的观点，这个情况在许多章节存在，最典型的就是对第十八章的解读。如果不跳出前人各种说法的窠臼，对老子的个别解读就可能永远停留在错误上，或者在错误中徘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