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儒亦医,"双重属性"的明代文人:上兼济天下,下救民于苦难之中

一部《女医明妃传》剧的热播,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明代女医这个职业,但是若把范围再扩大一点,明代的女医也属医疗行业的范畴。就明代时期的医疗来说,不仅职业医生的数量众多,还有一些社会群体是兼职做医生的,也将医者仁心的理念贯彻进了自己治病救人的行为当中。

这些社会群体中,以文人士子为代表,先生的狼毫毛笔,写得了诗词歌赋,写得了八股骈文,写得了象笏奏章,更写得了悬壶济世的药剂药方;先生的眼睛,看过了官场的奸诈诡谲,看过了民生的人情冷暖,看过了君主和百姓的灼灼目光,更看得见病人的病容和脉象。

明代文人和医生的结合,既有文人妙手著文章的儒雅,也有医生誓要妙手回春的赤子心肠。那么,明代的文人从医有哪些盛况?他们又为何要从医?

一、明代的儒医盛况

1.亦儒亦医,那些自带双重属性的明代文人们

明代兼学医理的文人众多,甚至一时间都成为当时文人界的标配,并且也有几个杰出代表,就是儒医皆通的文人。王肯堂便称得上是明代儒医的代言人,他从小就对医学药理颇感兴趣,也曾在少年时期专心钻研过医学,但是因为他出身官宦之家,他的父亲希望他专心科举,将家族的荣耀延续下去。

王肯堂听从父命,果然在科举考试中考取进士并进入翰林院供职,但是他的仕途并不顺利,上班后不久就因为和当权者政见不合被贬。但是家里有矿的王肯堂是不会care为官的这一点俸禄的,他干脆以养病为名辞官回乡,在后来的人生中,他重新拾起少年时喜好的医学,凭借着医学上的造诣开始了行医之路。

王肯堂不但刻苦钻研医书和药典,还积累了丰富的行医经验,最后著成《证治准绳》,在医学史上堪称全书。

除了王肯堂以外,明代还有不少儒生是弃文从医,或者儒医兼修的。如杨士云和李元阳,他们也是考取了进士,但是志不在此,最后辞官回乡行医,又如陆懋修,一直就是以儒医的人设行走江湖,还有杨慎,以状元出身,在医学方面同样成就颇高,论著丰富,代表作有《滇南本草》、《男女脉位图说》等。

2.世代儒医的家庭成为明代社会整个儒医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医学的专业性较强,并非可以一蹴而就的技能,且经验越丰富的医生医术越高,因此医学更适合在一个家族中的父子之间世代相传。而当一个书香门第也开始进军医学领域时,往往也就意味着儒医的世代承袭。

明代就有很多儒医家庭,他们将读书明理和治病救人实现了有机的结合,因此不仅是医术,就连他们的医德也要显著高于其他医生群体。

而儒医家庭的典型代表就有苏州人王治曾经考中进士,如此精通儒家义理的他却并没有为官,而是选择了医学行业,自他而始,他的子孙后代们皆为在儒学思想中有一定成就的人,但是也同时精通医学领域。

如果说,个体儒医的出现只是代表了特定年代的儒医状况,那么当儒医家族出现的时候,往往也就意味着一个时代中这个群体的发展状况。结合前面所述,我们能够得出结论,那就是明代时期的儒医并不只盛行于一代君主统治时期,而是贯穿于整个明朝,不管是单个的儒医还是世代的儒医家族,都能体现出儒医在明朝的发展盛况。

3.用实力说话的明代儒医们

明代的儒医们不仅仅人数众多,他们在成就上也是当仁不让的。就著作来说,由于儒士们本就熟读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因此对著书立说充满了执念,这一“职业病”也被他们带到了医生行业当中。

明代的儒医们都有着丰富的代表作品,除了至今人们耳熟能详的李时珍写就了《本草纲目》,还有一些至今医学生们或许都不会陌生的著作,如《伤寒脉赋》、《滇南本草》、《洞天秘典》、《医门揽要》等,皆为在各个领域集前朝之大成的经典作品

除了理论方面的丰富成果,明代儒医们在行医的实践当中也是成就斐然,在万历年间爆发的一场规模较大的疫情中,朝中御医和民间医馆都自顾不暇的时候,儒医作为民间的重要医疗队伍,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成为抗击疫情的中坚力量。

但是,为何明代会出现如此之多的儒医?为何儒生和医生能够在明朝实现完美的结合?

二、明代为何会实现儒生与医生的融合?

1.医生悬壶济世的思想与儒士仁爱的道德观念不谋而合

在中国传统观念下,儒士们大多秉持着儒家思想的核心观念——“仁爱”,在行为上又要求儒士们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具有人文情怀是儒士们显著的共同特征。

无独有偶,医生们也是秉持着医者仁心的精神,力求帮每一位患者都脱离苦海,再加上每一位医生在炼就的过程中,首先要识字,要先接触传统的儒家文化,形成儒家思想指导下的价值观,并且自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推行,儒学就确立了在传统思想中的正统地位,此后历朝历代的文人们都是在儒家思想的氛围中浸润着的。

简言之,就是具有一定的儒学教育背景。在此基础之上,可以说医生和儒士的价值观念都是相通的,既然能够相通,就说明这两种职业本身就具有能够融合的前提。

因此,很多医者在行医的时候,一直遵守着儒家的道德和行为规范,并且将这一规范和行医的具体融合起来,同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医乃人术”“医者仁心”这些词语,不仅成为了医生们的准则,更是医生和儒士相结合的产物。

同时,儒家思想中所强调“孝悌”之义,体现在儒医的身上就是努力钻研好医术,孝顺父母,尽孝于病榻之前,可见对父母的孝顺也成为吸引文人们从医的重要推动力。

而儒士和医者早在宋朝时期就有了结合的先例,《宋会要辑稿》中就有“伏观朝廷兴建医学,教养士类,使习儒术者通黄、素,明诊疗,而施于疾病,谓之儒医,甚大惠也”可见宋人已经大致明了儒医能够给民间带来的实惠,并且在宋朝开始,就已经有人世代从事儒医这个行业了,发展到明朝时期,经过数个朝代的累积和积淀,儒医已经有了较为深厚的历史基础和传统,因此在明朝呈现出较为繁荣的发展盛况。

2.明代时期科举考试竞争激烈,许多读书人落榜后弃文从医

科举考试制度自从隋朝创立以来,在往后的历朝历代都经过统治者的发展和完善,到了明代,制度已经渐趋完备,各项程序也较为成熟,运行机制也是更加的规范化,和我们现在的高考一样,每年参加科举考试的人数也是越来越多,这样的制度下对人才的筛选要求也就变得越来越严格。

因此每年科举落榜的人数也是不断增加,许多人考了很多年也没有考上,范进中举的事例更屡见不鲜,那些落榜的考生大多也是怀着济世的心情去参加科举考试的,但是不随人愿,而医生的行为和道德规范又刚好符合他们一直以来所接受和形成的儒家思想价值观,因此弃文从医便成为他们在科举落榜之后所选择的新的道路。

就另一方面来说,科举也如同一场博弈,在漫长的备考过程中,考验的不仅是考生们的心态和学习能力,还对物质基础和经济实力有着一定的要求,富家子弟自然不需要在意延师、购买笔墨纸砚、书籍的费用,但是对寒门子弟来说这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因此很多寒门学子在备考的过程中备受煎熬,既有对前程和未来的希冀,也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巨大经济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行医是较为折中的道路,因此很多读书人在科举落榜或备考过程中,往往会选择从事医生这个职业,既能够缓解备考时的经济压力,又能够为科举落榜提供一条退路。

三、结语

文人不仅只懂得锦心绣口,医生也不仅只懂冷漠枯燥的病理知识,当这两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职业碰撞在一起的时候,所产生的奇妙化学反应更是成为历史的重要见证。

文人的浪漫和医生的严谨在儒医身上得到了完美的结合,而明代的儒医之所以兴盛是时代造就的产物,也是科举制度和文人们的经济现状相互作用之下不可避免的结果,任何历史事物都和时代中的特定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我们更是需要用发展和辩证的目光看待儒医的产生和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