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一国之命脉也。
自部落时代，中华名族就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神农氏代表的农耕经济，黄帝代表的游牧经济。随着文明的进步，国家意识的出现，农耕文化进一步得到巩固，并成为了主要的经济来源和经济象征。因此，讨论古代经济制度，最主要的就是研究其赋税制和土地制度，其中土地制度演变更加重要，更加简单明了。
“井田制”起源于奴隶社会，到西周时已经十分成熟了。西周时的具体做法为周天子将全国土地赏赐给各诸侯，再由诸侯把土地一层层分配下去，由下一级向上一级缴纳一定的贡赋，但不管是诸侯还是庶民都无权买卖，只能继承其使用权，所有权归国家所有，即周天子，于是有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说法。因此，井田组织内部具有公有向私有过渡的特征是以土地一定程度上的公有作为前提的。这种方式牢牢的控制住了以土地为生的广大人民，维护和巩固了王朝的统治。
自秦横扫六国，一统天下，便废除了“井田制”，颁布“今黔首自实田”的法令。其主要内容为公田归国家所有；地主和有田农民据实自报自己所有土地亩数，按照规定缴纳赋税，即可取得土地所有权；人民可以自由买卖土地，其所有权得到国家法律的承认与保障。土地私有制在我国历史上确立起来。随着铁器和牛耕的使用，生产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土地私有制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佃农的积极性。但同时私有制和自由买卖土地也导致了土地分配的失衡，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为秦朝的覆灭埋下了伏笔。
到了汉代，基本上沿袭着秦朝的土地制度，并让土地私有制得到了发展。虽然政府实行了减轻租税等政策，但由于土地不断被兼并，大量农民成为了佃民，使得这些“利民政策”成全了地主，于农民没有直接的好处。最终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十分尖锐，如不采取限制措施，将危及地主阶级统治地位的稳固。因此董仲舒曾向汉武帝提出“限民名田”的建议。他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赡不足，塞兼并之路”。但是，董仲舒的建议未被汉武帝采纳。故汉代虽然军事一度强大，政治完善，但阶级矛盾日渐严重，最终产生了乱世三国。
正如开唐元祖唐太宗李世民所言：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故唐代开创了租庸调制。而土地制度主要体现在“租”上。“租”是配给人民耕种的土地，到年老后缴还国家，并负担相当的租额，租额一般为四十一税，相较汉代更加优减。租庸调制承北魏而来，是一种均田制度，全属于中央政府，即国家。而商朝、周朝的井田制分属于封建贵族，算是封建制度下的均田形式。这两种形式从某种程度上都体现了一种平均意识。土地的保障使人民对政府、国家更有信心，有田始有租，为大唐盛世创造了经济基础。
宋代于田赋制度，无甚创新。依旧沿袭唐朝的公田之赋和民田之赋，实行“计丁授田”，即根据劳动力来给予土地。科技的创新使得宋朝土地耕种效率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再加上手工业和陶瓷业等商业的大力发展，使得宋朝的经济达到了一个鼎盛状态，百姓在和平时期也算是丰衣足食。但到了南宋时期，土地兼并现象加剧，“限田”也不能改变这种现状。官僚地主利用战乱广泛的兼并土地，商贾也大量的购买土地，使得许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而成为佃农。土地制度作为经济的一大支柱，从一定程度上决定着阶级矛盾的程。内忧和外患，使得宋朝丢掉了江山。
元明时期，沿袭宋朝土地制度，分为官田和民田两种。官田是承袭金南宋所有的官田以及籍没有两朝的皇室、贵戚、达官、显宦及豪右等私人地产，无主荒地也被没收为国家所有。为了解决边境军队粮食问题，军屯受到了重视和推广。到了明朝，原本由边塞卫所的军户经营的军屯制度推广到了内地，洪武二十五年（1392）制屯田则例，规定边军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二分守城，八分屯种。这种制度给军队提供了良好的后勤保障，也算是间接的减轻了民众的负担。明朝的“鱼鳞册”制度得到政府的普遍使用，其以土田为主，因田地以丘相挨，如鱼鳞然，故称鱼鳞图。
清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其官庄田分别为皇帝、贵族、旗人所有，但整体的土地制度依旧沿袭之前朝代。在顺治二年（1645）首先在顺天府实行“计兵受田法”，每个官兵给可耕田10亩，官给牛具、种子。继则推行于直隶、山东、江北、山西等驻军，进一步掌握军队，控制民众。而百姓所有土地，即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占有的小块土地。其主要来源有：
（1）承袭前工留传下来的土地；
（2）清初实行招民垦荒复业而得到的小块土地；
（3）农民在起义中占据的前明藩王的庄田；
（4）农民赴边疆垦荒形成的小土地所有等。
清朝的土地兼并制度更加严重，如众所周知的大贪官和珅，其土地就十分的多。清朝在土地制度方面虽无太重要的改革，但其土地制度的维持依旧是值得肯定的。
纵观中国古代之历史，始觉土地制度之重要。任何朝代于土地方面皆有建树，然终难逃土地兼并之现象。其原因众多，不再叙述。古为今用，土地承包制度调动了当代人民的积极性，土地确权也着实的保障了广大民众的利益，使得中国的经济在内部推力，外部拉力的强大作用下加速前进，产生了一系列惊人的成绩。随着林权改革的深化和推进，也让农民有了新的经济来源模式，缩小了贫富差距，为和谐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