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是研究中国任何一个问题都不能忽视的地方。农村的宗教信仰演变也颇值得深究，任何宗教都不可避免“中国化”，也可以说是适应性改良，就像重庆火锅进北京，势必会根据北京人口味改变，形成北京-重庆火锅。中国人大多是实用主义，做事大都要看立马的成效，宗教信仰也未能除外，而农村的宗教信仰尤其是这样。一直以来，农民受教育程度相对较低，如果没有实际的好处，虚无缥缈的宏大理想很难吸引精耕自作的中国农民。在河北农村，我的老家，每户都有一套神，有总管的玉皇大帝，有各司其职的财神，车神，龙王等等，每个有每个的实用性。供奉文武财神是为了发财；供奉灶王爷是为了灶台有粮；贴门神是为了祛邪避凶，总要有点好处，人们才会供奉他们，更他们进行“交易”。这可以叫做信仰，“多神教”，也许“互通有无”形容更合适。除此之外，每家还会根据需要增加或者减少供奉的神。
在农村，基督教的传播过程中也被赋予现实意义，实用性。在老家，有基督徒传教现身说法，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她怀孕，去做产检，医生说是女孩，于是她天天向上帝祈祷（由于当时重男轻女思想比较严重），最终生下一个大胖小子。她借这个故事来阐述上帝的作用，抛开虚无缥缈，直接讲述实用性，讲述上帝可以满足你的愿望，而不是他可以宽恕你的罪行，多么“高明”的传教方式。信我，我就给你利益，这对农民是无比好理解的。中国人崇尚交易，能跟上帝交易何乐而不为。基督教本身教人向善，教人向善的宗教都是好的，知识在传播中也未能免俗，哈哈。